除了对最后文件和最初提议的文件进行比较外，有三个主要事实使梵二大公会议的自相矛盾结果显而易见：教宗和其他筹备会议的人所作的预测是虚假的；若望二十三世召集的罗马主教会议是作为大公会议的预期，但却毫无结果；以及旨在预示大公会议后教会文化面貌的《古人的智慧Veterum Sapientia》法令几乎立即失效。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希望这次大公会议成为教会革新和职能调整的一次伟大行动，并认为他已经为此做好了充分准备，但尽管如此，他仍然希望会议能在几个月内结束 19；也许他想到了 1123 年卡利斯图斯一世领导下的拉特兰一世，三百名主教在十九天内完成了会议；或者想到了 1139 年英诺森二世领导下的拉特郎二世，一千名主教在十七天内完成了会议。

事实上，全体主教会议于 1962 年 10 月 11 日开幕，1965 年 12 月 8 日闭幕，断断续续持续了三年。所有的期望都破灭了，因为已经准备好的主教会议流产了，而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主教会议又相继产生了。

　　罗马主教会议是若望二十三世策划和召集的，它是更大规模集会的庄严先驱，意在预示和预见这一集会。教宗本人在 1960 年 6 月 29 日的讲话中，对罗马的神职人员和信众正是这样说的。由于这一意图，主教会议的重要性被普遍认为超越了罗马教区，扩展到了整个天主教世界。它的重要性与圣查尔斯-博罗梅奥举行的省级主教会议对特伦多大公会议的重要性相提并论。整个天主教世界都希望以罗马教会为榜样，这句老话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教宗立即下令将罗马会议的文本翻译成意大利语和所有主要语言，这一事实也清楚地表明，在教宗的心目中，罗马主教会议将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

　　1960年1月25日、26日和27日颁布的罗马主教会议的文本构成了教会对其本质的彻底回归；我们指的不仅仅是回归其超自然的本质（这一点永远不会丧失），而是回归其历史的本质，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的那样，是机构对其原则的回归。

　　事实上，大公会议提议在教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进行大力恢复。神职人员的纪律以特伦多大公会议制定的传统模式为蓝本，并以一直被接受和实践的两项原则为基础。第一条原则是，神职人员是奉献给天主的人，他被赋予超自然的能力来完成基督的工作，因此与俗人有明显的区别（神圣的意思是‘分別开来的’）。第二条原则由第一条原则衍生而来，是关于禁欲主义教育和牺牲精神，这是区分神职人员与平信徒的标志，尽管个人也可以在平信徒的状态下过禁欲主义生活。因此，主教会议为神职人员规定了一整套与平信徒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

这种风格要求神职人员穿着得体，饮食节制，避免公共娱乐活动，远离世俗事物。教士文化教育的独特性也得到了重申，教宗在第二年的《古人的智慧Veterum Sapientia》一书中庄严批准了这一制度。教宗还下令重新出版《特伦多会议教理问答》，但这一命令被置之不理。直到 1981 年，在私人倡议下，意大利才出版该书的意大利语译本 20。

　　主教会议的礼仪立法也同样重要：庄严的确认使用拉丁语举行弥撒，主祭人的一切创造性企图都受到了谴责，因为这将使教会的礼仪活动降低到纯属个人的虔诚活动。强调了尽快为婴儿洗礼的必要性，规定圣龛采用传统的形式和传统摆设的位置，下令使用格列高利圣咏，新创的通俗赞美歌须经主教批准，教会还禁止在教堂内出现一切世俗的色彩，例如全面禁止举办音乐演唱会和歌舞表演、出售图片或印刷品、禁止任由摄影师自由发挥，以及禁止让所有人点蜡烛（应该让神父来点）等规定。禁止在教堂里出现任何世俗的外观，重新确立了古老的神圣准则，禁止妇女进入祭坛区域。最后，只有在教区主教破例的情况下，才允许祭坛面向会众。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主教会议所希望的对传统纪律的大规模重申，几乎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与大公会议的影响相抵触和否定。因此，本应成为大公会议典范的罗马主教会议在几年之内就被人们遗忘了，实际上是被湮没了21。

作为这种废除原大公议的一个例子，我可以说，我在教区法院和档案馆寻找罗马会议的文本时，在那里找不到，只能从世俗的公共图书馆获得 22。

译注:

19. 这一点从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封圣的初步程序的立场中可以看出，该程序因记者 F. D'Andrea 的轻率而为人所知的。参见 1979 年 1 月 3 日的《新消息报》。教宗本人在 1962 年 10 月 13 日的接见中所说的话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使人们相信，大公会议可能在圣诞节之前结束。[译者注：当 10月11日晚，即大公会议开幕当天，教宗若望在圣伯多禄广场向群众发表讲话时说，" it potesse finire prima di Natale. "（它可以在圣诞节前结束。）

20. O.R.，1982 年 7 月 5-6 日。[意大利的 Edizioni Paoline 出版社于 1961 年出版了新版《教义》，销量很好；但译文比较随意，不够准确。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