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徒时期教会开始举行大公会议，一直到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1869-70）。大公会议总是为了三个目标中的一个或多个而召开，这些目标被称为信仰事业、合一事业和改革事业28。在早期几个世纪的会议上，第二个和第三个目标在第一个目标中是隐含的，没有明确表述，但很明显，通过解决信仰问题，如在基督里人与天主的结合，通过克服教义分歧，在教会中重新建立社会和谐。

由于教义与纪律之间的联系，教会的行动准则与信仰准则一样得到了重新确立。后来，普提乌斯（Photius）和米迦勒-塞拉留斯（Michael Cerularius）的分裂，以及后来德国的大分裂，都强烈地引起了教会对合一问题的关注。在里昂大公会议（1274 年）和佛罗伦萨大公会议（1439 年）上，合一成为最主要的议题。最后，几个世纪以来，由于教士的堕落、罗马教廷的世俗权力过大和教廷的奢华浮夸，改革问题一直需要关注，特伦多大公会议（1545-1563 年）也讨论了这一问题。

梵蒂冈第一届会议（1869-70）也在追求这三个目标：向非天主教徒发出的呼吁引发了大量文献和广泛的争论。与改革事业一样，合一事业也由四个主要筹备委员会之一负责，由此产生了大量的请愿书和建议，这足以清楚地证明，即使在那个时代，小团体和小组的活动也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从会议建议的多样性和大胆性可以看出，所唤起的希望是多么广泛。甚至在十九世纪中叶，就有人希望大公会议禁止死刑；有人建议，"战争一开始，就得受诅咒" 29；有人呼吁废除拉丁圣职人员的独身制；有人赞成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主教。

嘉布遣会修士安东尼奥-达-雷斯基奥（Antonio da Reschio）提出的建议最清楚地表达了天主教信友团队的愿望 30。他的设想是，从儿童到成年人，从独身者到已婚者，所有天主教徒，都应被划分为 "信友"，信友不得与非信友建立友谊、结婚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交往。实际上，这不仅意味着与教会以外的人隔离，或与实践教会之外的人隔离，甚至与教会内部任何不愿加入信友团队的人分离; 划清界线 tamquam castrorum actes ordinate 31。嘉布遣会的思想受到异教、耶稣会或乌托邦模式的启发，根据合理的计划，从外部组织的角度设想了完美的社会。

　　尽管存在铺张浪费和现代化思想的脉络，但为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所做的准备成功地为大公会议指明了方向，保证了教会面对世界时的合一。在 "信德"（causa fidei）方面，《时代谬误纲目》中指出的错误再次被明确或含蓄的谴责。关于合一的原因，会议再次断言，合一必须通过重新结合，或非天主教教派加入罗马教会来实现，罗马教会是合一的中心。至于宗教改革，则重申了所有教友都要服从自然法则和教会所拥有的神圣法则的原则。教宗教义无误的权威的定义为这一真理盖上了印章。

译注:

28. 为了信仰、合一或改革的益处。

29. "凡发动战争者，必遭诅咒"。

30. 《曼西》，第 49 卷，第 456 页。

31.又摆成阵来，像打仗一样划清界线。(参《甘特书》6章9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