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         教会在国际事务中“生命性影响力”的衰落

　　我们所谓“生命性影响力”，是指在国际领域产生显著效果的行动。过去，尽管教会的影响力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受到不同国家哲学家的反对、抵制和阻挠，但教会的影响力曾十分显著。我们并不否认，事实上，我们要明确强调，教会继续履行的教导职责的重要性，我们也绝不低估其影响；然而，抽象的真理并不必然意味着，特定人群和社会会接受它。人们仍应继续尊重真正的道德体系，即使其他人称其过时或已死。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教宗的教导在当代生活中是无效的。

　　我们不再复述普通民众与基督教伦理日渐疏离的现象，但在1981年意大利推翻最新堕胎合法化的全民公投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罗马——圣伯多禄的圣座与基督信仰的中心——仅有22%的投票者反对堕胎。在一些国家，世俗主义团体正鼓动年轻人前往本堂神父处，正式要求从洗礼登记册中除名，以废除自己的基督徒身份79。

　　至于非基督教国家，中国和印度在人权方面存在严重的侵犯行为，这些国家试图通过专制手段控制人口生育。这些手段被冠以民主之名，并声称是为了促进国家福祉。

　　现代政治哲学的统治教条乃是国家的绝对主权，此教条在《谬误要录》第39条命题中已遭谴责：“国家之地位，犹如一切权利之起源与源泉，拥有一种不受任何界限约束之权利（译注：现代主义中认为国家拥有不受限的终极主权，而无须服从更高的道德与天主神律秩序）80”。

　　然而，绝对主权至今仍是统治原则，甚至在《联合国宪章》中亦得到承认。这意味着，作为当今人文主义意识形态最高体现的联合国大会，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由权力平衡所决定，大会通过的谴责被置若罔闻；本应成为实际决策工具的安全理事会，本身却按照机会主义的马基雅维利路线Machiavellian lines运作，在既成事实面前低头屈服。

　　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担任教宗期间，教宗的权威明显不足。他不断教导人们要尊重人类尊严、追求和平并维护人权，但这些教导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例如，1982年阿根廷和英国发生战争时，教宗在访问这两个国家之前或期间，都未能成功调解双方冲突，也未能促成停火。这意味着，他未能成功地作为和平福音的使者，他的访问（希望促成停火）与所访问国家之间的战争状态是不相容的。仿佛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区别在基督徒的良知中并不重要。

　　1983年3月初，教宗对中美洲的访问成为本世纪教宗所遭受的最大羞辱之一。就在他作为和平与慈悲的使者抵达的当天，危地马拉政府无视他多次请求宽恕的呼吁，枪决了五名反对派成员。危地马拉总统里奥斯·蒙特将军以教会领袖的身份接待了他，但他却是一位背弃天主教信仰，加入誓反教的背教者。在伯利兹，大多数人为黑人且信奉誓反教，教宗亲眼目睹了因教派传教活动而导致天主教信仰被正式抛弃的新现象，他将此描述为“不恰当且不值得的81”。

　　最大的侮辱发生在尼加拉瓜。在那里，教宗遭到了“人民教会”的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反对。这些无视罗马谴责的天主教徒被《罗马观察报》温和地描述为“选择革命的基督徒，认为革命是将福音讯息的道德价值观付诸实践的具体方式82”。

　　在首都主广场举行的弥撒演变成了一场对教宗的大规模反抗，他被阻止发言，并被不敬的革命呼声淹没。《罗马观察报》称此为“对弥撒的亵渎83”，而中美洲主教秘书处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对圣父前所未有的无礼对待和公然侮辱84”。

　　值得注意的是，圣萨尔瓦多请求教宗介入以结束该国的游击战争，尼加拉瓜则请求他敦促美国展开对话，但这些请求均未被接受，因为根据教宗发言人的说法，“教宗的旅程主要是宗教性质的”。简而言之，教宗的宗徒之旅可悲地展示了教会内部的分裂、天主教在面对誓反教传教活运动时的退缩，以及尽管相关国家拥有悠久的天主教传统，但教会在政治和道德上无效。

　　另一方面，人们指出，当时聚集了如此庞大群众；但众所周知，群众是肤浅、善变且不可靠的，他们的情绪瞬息万变，从他们的聚集中我们几乎无法推断出一个民族的真实心态。

备注:

79.  参见《精神与生活》，1982年，第615页。

80.  “国家作为一切权利的起源与源泉，拥有一种不受任何界限约束的管辖权。”

81.  《宗教与自由》，1983年，第354页。

82.  《罗马观察报》，1982年3月2日。

83.  《罗马观察报》，1983年3月6日。

84.  《罗马观察报》，1983年3月7-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