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杀问题上发生的变化更多体现在实践中而非理论上。所涉及的主要事实是，新的《教会法典》废除了对自杀者进行教会安葬的禁令1。教会的通常教导认为，自杀涉及三重罪恶：一、缺乏道德毅力，因为自杀者屈服于不幸；二、不公正，因为自杀者像法官一样对自己宣判死刑，而他却无权这样做；三、冒犯天主，因为生命在于为天主服务，正如柏拉图在《斐多篇》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人可以自发地免除这种服务。这种教会的通常观点如今已被另一种观点所取代：即尘世上有一些至高无上的事物，为了这些事物，直接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合法并高尚的。因此，像扬-帕拉克（Jan Palak）和爱尔兰的博比-桑兹（Bobby Sands）这样在布拉格的广场上自焚身亡的政治自杀者，不再被认为是应受谴责的，而成为至高心灵自由的体现，是英雄主义的标志。在帕拉克的葬礼上，布拉格大主教贝兰枢机主教说：“我钦佩这些人的英雄气概，尽管我无法赞同他们的举动”。枢机主教似乎没有意识到，英雄主义和绝望（即缺乏毅力勇气）是不能共存的2。

　　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为，每一个自杀者的心灵都会受到某种不可抗拒的干扰，因此他的自由会受到严重限制，甚至完全丧失。过去，教会对一个人的道德责任都有广泛的限制，但自梵二会议以来，教会越来越多地接受了自杀者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观点。至于我在上文提到的相反观点，教会一直拒绝接受斯多葛派的精神，即认为自杀是人类道德自由的最高表现，是美德的最高境界。

1.       法典 1184。

2.       现在，在葬礼致辞中赞扬自杀者已成为一种惯例。一位二十岁的不幸青年曾是一所教会学校的学生，后自杀身亡，校长在为他的葬礼致辞时，感谢他所做的善事，并请求他原谅因他的死而给幸存者带来的内疚（Virtutis Palaestra, Ascona 1983, p.121）。(Virtutis Palaestra，Ascona，1983 年，第 121 页）这是将个人责任化解为社会，即他人犯下的罪过。1983 年 8 月，一名 16 岁的男孩和他的女友在罗马自杀身亡，人们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宗教葬礼和赞美仪式。(提契诺洲激进党领袖之一贾科莫-卢维尼-佩尔塞吉尼（Giacomo Luvini-Perseghini）在1984年自杀埋藏在卢加诺墓地外的朱塞佩-佐拉（Giuseppe Zola）博士的墓前说的话要准确和坦率得多：“我们希望我们祖先的天主—祂的仁慈是无穷的--会原谅一个一生有许多美德的人的一时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