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74 年的全民公决中，离婚得到了意大利人民的支持，这显然表达了国家的意愿；而且由于它是在广泛的公众辩论之后进行的，其反天主教的性质是无法隐藏的。

　　现代国家对教会的敌意以前并没有与对自然律的攻击结合在一起，而教会是自然律的主要守护者。在梵二后，1974 年意大利和 1981 年西班牙的叛教完成了欧洲社会从其宗教基础上的解放。

　　我在第89段中提到，教会强烈反对王室专制者对婚姻不可拆散性的攻击，这些攻击往往得到当地教会上层的协助。上个世纪，即使在教会人士的著作中，偶尔也会出现背离教会永恒教义的事例，但这些事例总是被挑出来加以谴责。

　　在意大利举行全民公决时，教会在这一问题上的软弱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一些神父开展了支持婚姻不可拆散性的运动，并得到了他们长上的允许；一些主教甚至谴责神父参与反对离婚的全民公决运动，威尼斯宗主教不得不解雇负责天主教大学的神父，因为他曾公开表示支持离婚。这种放弃斗争的态度也体现在 1975 年 2 月，罗马教廷与葡萄牙签署了一项议定书，对 1940 年的协议进行了修订。1940年的协议葡萄牙尊重婚姻不可拆散的原则，规定天主教夫妇放弃要求离婚的权利，葡萄牙民事法庭不得批准通过教会当局举行过婚姻圣事的夫妻离婚，而1975年的协议只是提醒天主教徒婚姻是不可拆散的，并赋予民事法庭解除婚姻的权利1。

　　如果人们还记得一些大公会议教父在梵二会议上发表支持离婚的声明，就不会对这些变化感到惊讶了。他们是受到东正教婚姻纪律影响的东方主教。东正教会允许在各种情况下离婚，包括配偶一方叛国的情况。在大公会议第三十九届会议期间，查尔斯-枢机主教茹尔内特（Charles Cardinal Journet）充分说明了东正教会的这种放纵做法是其在政治上依附于拜占庭帝国和沙皇帝国的历史结果2。

　　茹尔内特主教的讲话是对埃及梅尔基特教区的总主教伊莱亚斯-佐格比提出的建议的答复，即解除被不公正抛弃的配偶与有罪一方之间的婚姻关系。当这一建议在议会和报刊上引起轩然大波时，佐格比主教觉得有必要在议会的进一步讲话中声明，他提出这一建议时，绝不会贬损婚姻不可解除的原则3。答复是显而易见的：口头上维护某种事，同时又声称它可以与破坏它的事情完好无损地共存，这是不够的。

　　梅尔基特教区的宗主教马克西莫斯四世对天主教婚姻不可拆散性进行了最有力的抨击，他更有力地接受了佐格比主教的建议，并将他在教会内和教会外的声明集结成书。当然，他并没有承认放弃天主教教义的事实，而是以牧灵解决方案的形式提出了纪律而非教义上的改变。该书开篇地阐述了婚姻不可解除的教义，特伦多大公会议将其庄严地定义为信仰的一条，关闭了任何讨论的大门。然后，该书以革新者特有的诡辩伎俩4，继续说道：在天主教会中，有一些真正令人反感的不公正案例，这些案例谴责那些以共度婚姻生活为召叫的人......却因为自己的过错而被阻止（再婚）而他们却没有能力改变，从人的角度来说，他们一生都要忍受这种不正常的（婚姻）状况5。

　　教会的一贯传统6，以及在理论层面上，天主教的全部教义都与马克西莫斯四世宗主教的立场相反。我们将不再详述革新者所使用的自相矛盾的方法，他们在一个方向上口头上承认婚姻不可拆散的原则，然后又转过身来继续断言婚姻可以拆散，就好像相互矛盾的断言可以共存一样。宗主教的言论超越了自由神学推测与信仰教义之间的界限，从而间接地攻击了支撑天主教的原则。当他断言无辜的配偶在教会手中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时，他实际上含蓄地否定了痛苦与不公正之间的区别。这里牵涉到整个天意的运作和天主教的苦难教义。

　　不公正明显表现在离婚而再婚者不能领受圣体圣事，但宗主教断言，当教会为了忠实于福音的教导和自然律，拒绝擅自行使消除这种“痛苦”的权利时，教会也是不公正的。教会借著剥夺有罪者的圣体和其他权利等方式对其进行惩罚，但教会从未将幸福论的善置于道德善或法律之上。义人受苦的概念是基督教的核心，基督教并不承诺今世免于苦难，而是承诺来世免于苦难，基督教从本质上超自然的角度看待苦难，将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存在融为一体。宗主教的立场是自然主义的。根据我们的信仰，天主安排事件的进程并不是为了让正义之士在今世拥有美好的事物，而是为了让他们最终能从本身就是全善的天主那里获得一切美好。

　　消除痛苦并不是教会特别关心的问题。教会不接受古代哲学家的傲慢之言，他说：“善人必无灾祸7”或是现代哲学家的观点： “谈论伴随着痛苦的善行是自相矛盾的8”。人应该采取行动消除和惩罚不公正，但每个人都会受到不公正的影响，这与他的道德状况无关。人之所以受苦是因为他们是人，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在此，我不想展开神学的推理，说明人类的一切罪恶都源于错误。义人的苦难并不是基督教的绊脚石，也不被基督教视为不公正；基督教始终将苦难视为人的整体命运的一部分，并将其视为源于对幸福不朽的期盼的喜悦的一部分：用圣奥斯定的说法是“幸福的不幸9”，源自圣保禄。另一方面，宗主教将苦难视为不公正，而不是视为美德的体验、对基督苦难的参与、对自己和他人罪孽的净化和赎罪；此外，宗主教还将这种不公正的责任从有罪的一方转移到无罪的教会身上。

备注:

1.       O.R.，1975 年 2 月 16 日。

2.       O.R.，1965 年 10 月。

3.       O.R.，1965 年 10 月 5-6 日。

4.       见第 50 段。

5.       "在天主教会中，有一些真正令人反感的不公正案例，这些案例谴责那些以共度婚姻生活为召叫的人......却因为自己的过错而被阻止，而他们却没有能力，从人的角度来说，他们一生都要忍受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国际公法》，第 250 期，1967 年 4 月 1 日，第 11 页。

6.       H. Rouzel的著作《L’eglise primitive face au divorce初期教会和离婚》，巴黎，1971年，是这个问题的基础。唯一反对离婚的权威是被称为Ambrosiaster的匿名作家，以及圣埃皮法尼乌斯的一段模棱两可的，也许是伪造的文字。

7.       “善人必无灾祸”。

8.       古代的塞内加，De Providentia，II,1，现代的 B. Croce，Filosofia della practica，第四版，巴里，1968 年，第 223 页。

9.       “幸福的不幸”。埃纳尔. 在圣咏 127, P.L., 37, 1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