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二开幕二十周年时，很多人试图总结当今教会的状况。和往常一样，梵二后时期的教会内部意见不一。我们可以先忽略《罗马观察报》的赞美之词，比如它的标题说：“我们是有史以来最具福音精神的世纪46”。龚格神父Fr. Congar（梵二现代派骨干）也附和说：“我们的时代是最注重福音的时代之一47”。我们也可以忽略那些贬低教会的言论，比如“教会要更新自己，就必须重新发现福音，也就是更注重福音。过去教会太沉迷于政治和战争了”。还有一些人承认宗教参与实践在减少，但他们认为这种减少伴随着福音精神的增长，我们也不需要回应这些观点。

　　不过，我们必须关注西里枢机Cardinal Siri在冷静观察事实后发表的意见48。他指出，梵二会议上有些人“想让教会以誓反教方式生活，抛弃传统和教宗的领导地位：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他们制造了很多混乱；为了实现第二个目标，他们试图用推崇‘主教团’的论点来削弱教宗的权威”。西里枢机还区分了梵二会议本身，他认为会议是“反对分裂的伟大防线”和“梵二后的主流趋势，这一时期人们养成了一个可悲的习惯，就是把个人观点和大公会议法令混为一谈”。

　　西里枢机的这种区分经常被用于教宗的讲话中，那些致力于维护教会在历史中的连续性和内部统一性的人对形势分析中也用了这种区分。这种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是成立的，在多大程度上是不成立的，可以通过阅读我们整本书的内容来评判。

　　然而，一些人拒绝西里枢机的这种区分。这些人常被指责为“片面的悲观主义者”，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样的罪过。相反，他们是那些真正深入理解当前教会演变之深远意义的人。他们才是真正抓住问题本质的人，并清楚地认识到，正如我们所说49，当今时代的精神并不是由许多可以分割的，可以逐一分离和判断的部分所组成的复合体，而是一种赋予时代一致性和精神统一性的主导原则。

　　1974年4月9日，在华沙主教府的一次讲道中，波兰首席主教维辛斯基枢机Cardinal Wyszynski以综合而非分析的方式对天主教会的现状作出了判断。他描述了一个梵二后的教会：“这个教会的生命正明显远离加尔瓦略山（基督受难）的事件；一个正在降低要求、不再按照天主的旨意解决问题，而是按照人的自然能力解决问题的教会；教会的信条变得弹性化、道德变得相对主义；教会被云雾笼罩、失去律法之约版；教会对罪恶视而不见、害怕被指责为不够现代化的教会”。

　　尽管他曾支持并赞扬梵二会议的改革，甚至连罗马教区代理主教乌戈·波莱蒂枢机Ugo Cardinal Poletti最近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并在《罗马观察报》上写道：“在梵二会议后的几年里（也许每次重要会议后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种情况），天主教会内部出现了大量的教义和牧灵混乱，以至于像拉纳Rahner这样无可置疑的学者都提到了‘隐秘的异端’。不幸的是，这种氛围在信友中造成了深深的迷失。我们必须遵循圣保禄的邀请，在爱德中说出真理，结束这种情况50”。

　　在进一步分析教义败坏的细节时，波莱蒂枢机将其根源追溯到教会论的变化：即认为教会是地方教会的集合体。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这种观念因主教团会议权力的轻率扩展扩张和随之而来的伯多禄权威的削弱而得到了极大推动。还需注意的是，枢机主教在括号中提到的“教义混乱不可避免”的说法并不成立。传统上，教义混乱出现在大公会议之前，因为召开会议正是为了解决这些混乱，尽管会议并不总能立即解决问题，正如尼西亚大公会议所显示的那样。特利腾大公会议后，教会迎来了一段教义清晰、坚决谴责错误的时期。如果教义声明模糊不清，教会的改革就无法实现。

　　梵二会议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没有澄清混乱，反而制造了混乱，而这一前所未有的效果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教宗若望二十三的开幕致辞51。致辞中，他用一种新颖的原则取代了应该的 “驳斥错误”，即与一切非天主教事物展开信任对话的原则。

　　在梵二会议开幕二十周年之际，赞美的浪潮开始转向，这一转折点明确出现在1984年夏天信理部部长拉辛格枢机Cardinal Ratzinger（即后来的本笃十六世教宗）的一次访谈中，该访谈于同年11月9日刊登在《罗马观察报》上。事实上，此前已有许多迹象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清醒过来，但拉辛格枢机的声明无疑揭开了掩盖真相的面纱，尽管他的个人观点并不具备以官方身份发言时所具有的权威性。

　　拉辛格枢机说：“梵二会议的结果似乎残酷地违背了所有人的期望，从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禄六世开始：人们期待会议能在天主教徒中带来新的合一，但分歧却加剧到了从自我批评走向自我毁灭的地步……人们期待会议能带来一次飞跃，但我们面对的却是一个持续的衰败过程，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援引会议教导而发生的，从而使得会议在许多人眼中失去了信誉。因此，结果似乎是负面的……不可否认，这一时期对天主教会极为不利。我认为，会议本身不应为那些相悖会议文件精神和文字的转向和事态发展负责。在我看来，教会过去二十年所遭遇的不幸并非源于真正的会议本身，而是源于会议内部释放了潜伏的侵略性、争论性和离心力”，从而引发了混乱和分裂。

　　拉辛格枢机将危机归因于四个原因：对天主的信仰、对教会的信仰、对教义的信仰以及对教会所解读的圣经的信仰的丧失。他对教会论转变的评论尤为引人注目：伯多禄的权威因主教团会议的过度加强而被削弱，这也摧毁了属于主教个人的权柄。“必须重新赋予主教全部的个人责任”。

　　自相矛盾的是，正当地方教会的重要性被如此极力强调之时、地方主教在礼仪中的位次甚至超越教宗特使（这与以往情形截然相反）之际，属于主教个人的权柄却正在丧失。无论如何，拉辛格枢机关于地方教会问题上的观点，与我们先前提及的波莱蒂枢机的看法是一致的。

　　为了展示人们对当今教会状况的不同看法，我们最后提到一本关于法国教会状况的书，这本书由法国主教会议的秘书长编辑52，大部分内容由枢机和主教撰写。在书的第一部分中，作者认为后梵二教会是“回归本源”，即在教会最初的和真实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教会。书中龚格神父的观点再次出现，即我们需要“跨越”十五个世纪，结合我们提到的那种根本性转变的愿望53，以及对历史上的教会进一步贬低54。

　　这种试图抛开历史的做法，其实是对思想发展不完善的理解。他们把一个思想本身视为它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具体表达，比如异教徒罗马帝国时期的教会，也就是所谓的“前君士坦丁时代的基督教”，，试图依附并重建那个历史时代的思想。但事实上，一个原则（比如教会的本质）本身和它在历史中的发展过程是不同的。

一条原则会在历史中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永远不会被展现穷尽，也会超越任何特定的历史时刻。

　　如果要证明那些被“跳过”世纪中的天主教是基督信仰的错误发展，就必须证明那些历史阶段违背了基督教的本质，而不是在体现并落实基督宗教。换句话说，必须证明那些时代真正的基督教处于真空状态。然而，这种说法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那些时代与其前后的时代有着明显的连续性。 (译者: 这句话的意思是：梵二会议后的教会应该“跳过”过去十五个世纪的历史，直接回到早期教会的状态。他们认为，这十五个世纪中的天主教偏离了本质，是一种“错误的发展”。)

　　由于书中无法用实际数据证明梵二后时期的积极成果，作者们避而不谈这些问题55，而是列举了许多教会新举措（即使这些举措失败了），营造一种“正面氛围”，认为这些举措都是教会活力的表现。这种解释方法源于现代社会的“行动至上主义56”，即认为行动本身比结果更重要，寻找比找到更有价值，人类生存的价值是由“活着本身”赋予的。

　　作者们武断地认为梵二后的趋势与权威的运动是一致的，从而用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掩盖了基督信仰失去了盐味，以及教会从内部解体的现实57。因此，这本书并没有基于历史事实得出结论，而是把人类的主观希望投射——，认为这些希望是圣神的启示，甚至把圣神视为整个世界的灵魂，而不仅仅是教会的灵魂。

备注:

46.  《罗马观察报》，1982年10月20日。

47.  《罗马观察报》，1983年8月21日。

48.  载于《革新》，1982年，第325页。

49.  参见第25段。

50.  《罗马观察报》，1984年10月7日。

51.  参见第40段。

52.  G. 德福瓦（编），《梵二会议：我们历史的二十年》，德克莱出版社，1982年。

53.  参见第53及54段。

54.  参见第55段。

55.  根据1980年人口普查，法国人口在十年间增加了三百万，但根据梵蒂冈统计数据（将所有受洗的天主教徒视为天主教徒），天主教徒人数并未增加，因此其比例相对下降。然而，根据巴雷特在《世界统计百科全书》中的记载（仅统计自称为天主教徒者），1980年法国有三百万公开宣称的无神论者，而1970年仅为两百五十万，1925年则为十三万。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信徒人数显著增加，甚至部分天主教徒改宗伊斯兰教。

56.  参见第157至162段。

57.  参见第228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