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种团体，通常并非由权威所创立，然而在团体中，权威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通过引导众人之力，朝向共同的目标，将分散的个体联合为一体。但教会的权威具有独特的性质，因为它先于其所治理的团体而存在。其他团体是先有团体，然后通过其治理机构来表达自身；而教会的存在与治理权威并非来自其成员，却是从基督元首领受的：元首先于教会而存在，教会是元首的结果与扩展。当然，权威只是教会有机体的一部分，不应与教会本身等同视之；正如现今人们所言，权威是教会内的一种服务。然而，天主教必然以权威为参照，原因我们刚刚提及，基督也曾明确宣示：“谁听从你们，就是听从我38”。权威对于教会的统一至关重要。伯多禄及伯多禄之位的卓越权威，历来被视为尘世教会一统的基础与中心；对罗马忠信的减弱，必然伴随着教会团体的统一出现裂痕。

　　罗西米尼Rosmini在其名著《圣教会的五伤》中所痛心的主教之间缺乏团结的问题，在当代教会中已变得尤为明显，甚至显著恶化。在罗西米尼的时代，这种不团结主要是消极的，表现为主教之间缺乏频繁的交流或书信往来；然而，他们仍通过共同与罗马教宗的共同联系而保持团结。如今，这种不团结已演变为主教之间积极的分歧与异议。尽管主教会议、委员会、研讨会以及主教团的集会的次数大幅增加，但各国主教内部却出现了分裂，如荷兰、美国和巴西所看到的那样；主教文件之间相互矛盾，仿佛表明教会内已没有共同意识。

　　这种内心的分歧是与罗马教宗意见不合的必然结果。虽然主教们口头上仍表示效忠，但实际上却对教宗的训导进行审查与评判，这在《人类生命39》通谕（Humanae Vitae）的事件中尤为明显，也可从地方主教会议不断审查圣座已作出庄严决定的议题中看出。

　　“我们已利用官方资料阐明40，教会权威之削弱，或因未能善尽行使此权威之责，或因天主子民中兴起之独立精神对其权威抗拒所致。我们亦提及近期罗马尼亚与乌克兰天主教会以及中国教会之分离，此等分离皆源于对罗马权威之拒绝，以及一种谬误之信念，即认为可在脱离教宗权威之同时，仍保持天主教之教义与伦理，并可在拒绝维系合一之原则——亦即罗马41——之同时，仍维持合一。我们亦提到，在《人类生命》（Humanae Vitae）颁布之际，众多主教所表现之严重独立倾向，以及荷兰在分裂前之危机。此危机虽经1980年1月于罗马召开之荷兰主教特别会议，并由教宗亲临与会，却仍未得解决。此外，个别神学家及整个神学院团体在神学上之偏差、教理教育之瓦解，以及各教区间纪律之差异，皆显示出合一之缺失。我们亦指出，教宗权威之某种瘫痪，及其‘权力收缩’状况（breviatio manus），即未能充分行使其权威42。

　　鉴于在天主教会中，权威之衰落常表现为罗马权威之衰落，我将提及一项重大变化，以显明衰落如何发生在枢机团（College of Cardinals）中。此变化损害了教宗权威所赖以建立之原则，并改变了神圣枢机团（Sacred College）之性质。正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1983年2月2日枢机会议中册封十八位新枢机时所言，枢机团最初乃罗马教区之司铎团体，聚集于其主教（即教宗）周围，而今日其性质依然如此，因每位枢机皆为罗马某座教堂之领衔持有人（titular church），藉被授予其领衔教堂，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罗马教区神职人员之一分子43。然而，在东方礼天主教宗主教（Oriental Catholic Patriarchs）（传统上从未担任过枢机主教）和一些枢机团成员之间关于优先权之激烈争论后，保禄六世于1965年决定将此等宗主教亦册封为枢机，然未分配他们任何罗马名义教堂，因他们属于东方礼仪，非属拉丁罗马神职人员44。此改变虽鲜为人所注意，然于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因其忽视了枢机制度之历史基础，改变了其结构，并削弱了罗马教会作为普世教会的首席地位标志。从理论上言，枢机团不再与罗马宗座紧密相连、隶属于罗马神职人员之团体，而为一个由世界各地主教或宗主教组成之主教委员会。我们也注意到，教宗于讲话中提及‘持有罗马领衔教堂’乃枢机团成员身份之基础，然而当日被册封为枢机者中，至少有一位东方礼宗主教并无罗马名义教堂。此乃罗马教会作为普世教会首席权的权威正在削弱之明证，从而亦削弱了将各地教会团结于一个共融天主教会内之教宗首席权（papal primacy）。

　　教宗作为一统权威的削弱，从制度上来说，始于1966年通过《论主教职责》（De episcoporum muneribus）法令，将某些原本专属圣座（Holy See）的权力转移给地方主教。此后，主教的立法权进一步扩大，罗马的管辖权则相应收缩，这一变化在新《教会法典》（Code of Canon Law）中得到了明确确认45。

备注:

38.  《圣路加福音》10:16。

39.  参见第62与63段。

40.  参见第60至64段。

41.  XX主义迫害实为这些分离之真正原因。[译者注]

42.  参见第65、66及71段。

43.  《罗马观察报》（Osservatore Romano），1983年2月3日。

44.  因此，当安提约基亚马龙尼礼宗主教安托万·皮埃尔·霍赖什（Antoine Pierre Khoraiche）于1983年2月2日之枢机会议中被册封为枢机时，他并未被分配任何罗马名义教堂。另一关于枢机主教团之奇特现象为，当亨利·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于同一枢机会议中被册封为枢机执事时，他被允许仅保留司铎身份，这违背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所定之规则，即所有三类枢机（cardinals of all three orders）皆应被祝圣为主教。[正如作者所指，枢机之所以为枢机，乃因其属于罗马教会之神职人员。他被分配一罗马教堂，作为其名义司铎（titular priest），或在少数情况下，作为其名义执事（titular deacon）。此外，罗马附近尚有七个小教区，其名义主教为枢机；此等人为‘枢机主教’（cardinal bishops），以区别于‘枢机司铎’（cardinal priests）与‘枢机执事’（cardinal deacons）。此即作者所提及之‘三类’，构成枢机团（College of Cardinals）或神圣枢机团（Sacred College）。最初且合乎逻辑地，仅七位枢机主教需为主教；枢机司铎仅需为司铎，枢机执事仅需为执事。最后一位仅为执事之枢机执事于1876年去世，然直至教宗本笃十五世（1914-1922）方规定，未来之枢机执事不得仅为执事，而须领受司铎圣秩。教宗若望二十三世（1958-1963）方规定，枢机司铎与执事须被祝圣为主教。因此，德·吕巴克枢机在被册封为枢机时仍保留司铎身份，实为完全符合传统之举。教宗保禄六世于1965年规定，东方礼天主教宗主教应被册封为枢机，并位列枢机主教之后，枢机司铎与执事之前。东方礼天主教宗主教从未被分配罗马名义教堂。译者注]

45.  关于个别主教之有限实际权威，参见第61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