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我们寻找现代教会中遗忘的实例，其中许多普遍被认为是早就应该进行的意见调整，需要完善或或缓和，那么我们无需远寻。首先，人们忘记了十九世纪教会在自由主义政权手中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本世纪教会在极权专制统治下所经历的深重痛苦。这种对过去的刻意遗忘，源于一种软弱，和对一切冲突的厌恶，即使面对不义的侵略者也是如此。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意大利统一百年之际向范范尼总统President Fanfani发表的致辞中，便提供了一个令人痛心的例证。教宗否认了意大利复兴运动期间意大利国家与教宗权之间曾发生过冲突，并称这种想法是“某些声名狼藉的著作”的产物。他试图表明，“邀请（国家统一）这一宏伟理想胜利的仁慈之星和光辉标志是教宗庇护九世，他从最崇高的意义上理解了这一理想”。

　　在若望二十三世那温和且致力于和解的热情中，他刻意遗忘了庇护九世在面对自由主义复兴运动思想时所发出的驳斥、谴责与绝罚；他还试图从历史记忆中抹去民族主义运动中大部分反天主教的敌意，并压制当时困扰一些意大利天主教徒的激烈冲突。

　　在这一历史问题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上，保禄六世显得更为谨慎。他恪守真理与教宗尊严所划定的底线，因为他并未像其前任那样的乐观前景。

　　然而，若望保禄二世却常常沉溺于这种刻意的遗忘之中；然而，我们难以确定这种现象究竟应归因于他的何种心理特质、教义观点或政治策略。我们仅举两个例子，说明他是如何将欧洲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重要历史事件打入遗忘的深渊。1979年访问波兰期间，教宗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遗址，庄严地缅怀了数百万无辜者在无神暴政下的死亡，并称此地为“人类苦难的圣地”，“现代世界的加尔瓦略山”。但随后，在一番自发的激情中，他竟出人意料地热烈赞扬“俄罗斯在上次大战中为各国民族自由所付出的巨大血泪代价114”。然而，苏联专制主义对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奴役，改变了半个欧洲的命运，并对基督教造成了严重伤害，这一切却在此被无情地遗忘。

　　若望保禄二世在1982年11月访问西班牙期间的讲话中，对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教会所受苦难的遗忘，同样令人震惊。我愿首先承认，在那场血腥的国家动荡中，确实有许多不同且不相容的因素在起作用：相互对立的政见，甚至是实际上根本不同的宗教与世俗人生观；我也深知，在这场冲突的漩涡中，区分这些因素的困难。在这复杂的动机中，严格意义上的致命事件一定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常见。然而，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在这场血腥冲突中，十二位主教、四千名司铎与修会成员，以及超过一千名修女115被屠杀，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肯定是因为信仰而遇害的116，正如对方所公开承认的那样，他们确实是教会意义上的真正致命者。

　　当时，这场战争首先被视为一场宗教斗争，例如庇护十一世在一次庄严的演讲中就如此强调，而其次才是纯粹的政治事件。尽管如此，教宗在访问西班牙期间的多次讲话中，却未提及教会在那段时期所经历的苦难。然而，就在访问前几周，《罗马观察报》刊登了伊西多罗·达·维拉帕迪尔纳神父Fr. Isidoro da Villapadierna的一篇重要文章，题为《九十四位方济嘉布遣会士，西班牙革命的受害者》，罗马圣部已启动对其殉道者的追认程序。

　　遗忘的能力还有另一个名字：机会主义，亦可叹地称为：时间的效果。在我们整个讨论的尾声，我们不得不怀着沉痛的心情，去追溯其根源和意义。

备注:

114.教宗讲话的这一部分在波兰文本中并未记载，乃是即席而发。然此段讲话确实见于意大利文译本之中。瑞士通讯社（ATS）与意大利安莎通讯社（ANSA）之记者，亲耳聆听此讲，并于其新闻通讯中予以报道。详见《人民日报》（Giornale del Popolo），1979年6月8日刊。

115.休·托马斯（Hugh Thomas）在其关于西班牙内战之重要史著中，虽大体上对反天主教之共和派持同情态度，然亦指出有六千神父及三百修女惨遭屠戮。[译者注]

116.“因仇恨信仰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