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世俗的福祉融入福音信息中，便是掩盖了基督信仰那超越尘世的目标。这意味着正义不再被视为人类向天主的归依94，而变成了人转向人；信仰视角与人文视角融合一体，天主的国变成了人的国。因此，一种文化的作为——其安排人生时毫不提及天主之事，与一个教会的行为活动——其不再仅仅关注基督信仰之事，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日益显著,而是用当今的术语来说，“促进人类与基督信仰的价值观”。
我们先前所提及的宗教融合主义，实在只是人类融合主义的一种体现，而此人类融合主义正是现代世界的灵魂。正是这种精神，使得那些独属于天主教的规范、原则与根本信念被抛弃了，而只强调天主教徒与他人的共同点；此举意在将所有观点之差异等同起来的企图，并将人们真正关切的观点仅仅建立在人性之基础上，也就是一套纯粹的人类价值观上95。
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明确以基督教信仰为宪法基础96。 关于世界末日的天主教教义从未被提及，而命定论的观念也已从教导中消失。相反，所讨论的目标、利益或主题是被普遍认为有效的，即只关乎此世界的主题；教会现在正试图在世俗事务上为人类服务，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它的活动才被接受，甚至得到积极鼓励97。
对天国的渴望与对尘世的追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使人类中很大一部分反对教会，因为人们受到共产主义的鼓动和指导98。奇怪的是，共产主义者比教会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紧张关系，而教会正试图弱化和淡化这两种心态之间的对比。
所谓的“世俗”人文主义，即非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开始与教会提出的新理想达成共识，因为这一理想与世俗主义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就好像天国与尘世应混为一谈，就好像基督教已经改变了其本质，尽管事实上这是无法改变的99。
为了达成我们用官方文件来说明现状的目的，我们可以用意大利总统桑德罗·佩尔蒂尼（Sandro Pertini）在1983年的一次演讲，来看看教会与世界之间的这种“等值化”进程。他说：“我相信，我们国家的真正进步不是来自不同信仰之间的对立，而是来自它们彼此理解和尊重的能力。欧洲和意大利诞生于天主教徒和非基督徒共同努力的结果，既诞生于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全部贡献，也诞生于世俗价值观，例如欣赏多元化、相互尊重、宽容；所有这些价值观其实也是基督教本身的一部分。现在不再是对立的时代，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相互融合的时代。在这个领域，信徒与非信徒可以长久携手共进100”。
然而，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番言论中的历史分析存在缺陷，因其假设世俗价值观在欧洲发挥作用，而当时世俗价值观还不存在，因为这些价值观乃是现代时代的产物。然而，关键在于总统显然具有融合主义的人道主义观点。这与1983年在里米尼年度会议上所举行的“共融与解放”运动（Comunione e Liberazione）所表达的愿望非常吻合。该运动在致佩尔蒂尼的信中表示：“我们致力于建设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致力于促进不同文化与身份之间的对话，致力于每个人的权利，致力于和平101”。
然而，理解和整合以某种更基本的共同利益为前提，它必须位于各种较小价值观之下，承担后者能被理解，即整合、归纳的基础；在人文主义的体系中，共同利益就是人本身，人被看作是世界存在的最高峰；终极利益不再像基督教观点中那样是超越的。
这种人文主义的理想把基督教排挤在外，试图建立一个“人的国度”。根据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说法，这是人类发展的最后阶段，相当于在世界历史中实现的“圣神时代”的新版本。
佩尔蒂尼总统在1984年6月2日教宗访问奎里纳尔宫时的讲话中更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 他的言辞实际上是在宣称，所有宗教都与人类进步无关。在他看来，宗教不过是人类精神的可能表达，而人类精神的发展独立于所有宗教。他认为宗教不会阻碍人类共同身份的形成，但他并不认为宗教对于构建一个统一的人类社会是必要的：“无论是宗教派别、哲学信仰，还是政治忠诚，都不应成为理解之路上的障碍102”。
教宗则以人文主义的世界秩序为框架来回答这个问题，谈及意大利人民时，他表示意大利民族的显著特点是人道主义精神，并将圣嘉弥禄·德·莱利斯（St. Camillus de Lellis）和圣若瑟·科托伦戈（St. Joseph Cottolengo）的成就归功于人道主义精神，而不是基督教信仰。
然而，事实上， 由基督教信仰所激发的行为与世俗价值观所驱动的行为之间存在的相似之处，正如经院哲学家所言，仅仅是质料上的相似，而非形式上的，即：它们在本质上并不构成同一行为，因为这些行为的出发点原因完全不同。在天主教的观点中，人类可以在保持多元化的同时实现团结，前提是这种多元化不妨碍他们承认共同的超性目标，即真正的团结原则，它高于所有差异之上。而在人文主义的观点中，这种超性的团结基础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人类被置于现实的中心与顶峰的位置。
这种人文主义虽可为基督教留出空间， 但基督教只是人类众多表达方式中的一种。
在1983年圣神降临节的讲道中，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强调了教会在世界中的统一作用，并试图将教会描绘成各国正在迈向的人文主义和世俗主义世界秩序的形成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说道：“从圣神降临节开始，和解不再是一个遥远未来的梦想。它已成为一种现实，注定通过教会的普世扩展而不断增长103”。
教宗提到教会发挥统一作用的两种方式：
首先，“藉着使人皈依基督，圣神将他们团结在同一个身体——教会中，从而使地理和文化上相距甚远离的人们在同一个友谊中和好”。
此外他又说，“圣神在教会之外也施展其作为，激发人们渴望所有国家之间更加团结”。 （译注：教宗的意思是，圣神的工作不仅限于教会内部，也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人类走向团结与和平。）
这种言辞中的乌托邦灵感显而易见。 由于保禄六世所谴责的内部腐化，以及使传教活动停滞不前的新合一运动，教会的普世扩张如今已完全停止。圣神在教会之外的工作是信仰教义之一，但圣神在教会外的工作除非是引导每人领洗入教，否则不能被视为或作为历史预言的基础104。 （译注：圣神在教会之外的工作，虽然真实存在，但其最终目的是引导人们归向基督的教会，而非停留在世俗的合一理想中。）
教会在促进世俗进步方面的无能，体现了一条法则：各司其职105（suum quisque officium agat）。
一切事物的活动，皆源于其物质的或道德的本性，因此教会的超性本质主要通过超性活动来表达。正如文明史所表明的那样，任何其他活动，例如实现世俗改进，都是教会确实也在做的事情，但这只是以其主要使命的后果或附属结果而已。。因此，教会确实对当前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但不应强化当前的潮流；其任务是纠正和反对当前发生的许多失衡现象。
教会不能把自己置于由其他非教会势力推动的进步之前沿； 然而，这正是教会如今似乎热衷于做的事情。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无效性正是这一原则的例证。在发挥其超性力量时，教会确实捍卫了人类社会的自然基础，但这是通过动用其自身的超性力量来实现的。事实上，天主教会是目前唯一一个坚持自然法的客观义务与责任的主要机构，但它对自然法的捍卫是在面对各种各样的违反自然法的行为中进行的106。
此外，道德秩序与教会的末世论教导有关， 因为道德律提供了人类生活真正的秩序，——只有在来世的现实中才能获得圆满与终向的秩序：“我们并不重看那些看得见的（世福），但重看看不见的（天福），因为看得见的，是暂促的，而看不见的，则是永远的107”。（《圣保禄致格林多人二书》4:18）
备注:
94.训道篇 12:13： “你应敬畏天主，遵守祂的诫命，因为这是人的全部义务。”
95.作者写作的时间接近1986年10月，教宗在阿西西主持的泛宗教会议。 这次会议是作者在此讨论的一个典型例子。会议似乎由埃切加赖枢机（Cardinal Etchégaray）策划，结合第135和254段的内容，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译者注]
96.列支敦士登是这样，但这里确实是“例外证明了规则”。[译者注]
97.教宗在向弗拉特罗克渔民讲话时说： “男人和女人生来就是为了通过他们的工作为人类社会的建设作出贡献，从而通过与天主共同创造和与祂共建祂的国度，实现他们完整的人性尊严。”
98.与作者写作时相比，到1990年代，这些言论所涉及的人类部分明显减少。[译者注]
99.参见第53段。
100. 《罗马观察家报》（Osservatore Romano），1983年1月27日。
101. 《罗马观察家报》，1983年8月31日。
102. 《罗马观察家报》，1984年6月4日。
103. 《罗马观察家报》，1983年5月26日。
104. 参见特利腾大公会议，关于成义的第三条教规，《邓辛格》813或1553。[译者注]
105. “让每个人履行自己的职责。”
106. 参见第172-177段及后续章节的详细讨论。
107. 《圣保禄致格林多二书》4:18： “我们并不重看那些看得见的（世福），但重看看不见的（天福），因为看得见的，是暂促的，而看不见的，则是永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