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米兰大主教乔瓦尼-巴蒂斯塔-蒙蒂尼枢机在该市天主教大学出版的一本关于未来大公会议的书中所做的预测。这是一份非凡的文件，就其本身而言就很有价值，但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教宗保禄六世思想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教宗保禄六世思想的连续性是不可否认的，在某些方面很明显，但保禄六世在位期间从最初的乐观主义到最后的悲观主义之间的鸿沟也是显而易见的。全文如下 "大公会议应追溯基督教相对主义的路线，规定天主教在多大程度上必须充当绝对价值观的铁卫士，以及它可以和必须在多大程度上作出让步，在其与人类生活的自然性相适应方面屈服到多远”。40

　　一些用辞上的缺陷，如 "在其本性中弯曲"，可能会使我们难以解释这一声明的意义，但其基本含义是足够清晰的。看来，大公会议不是要为天主教的扩张做准备，而是要对其进行调整，使其超性的因素降到最低限度，从而最大限度地与世俗世界保持一致。因此，教会并不是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世界的酵母，使世界兴起 (译注：圣经告诫我们，务要戒慎世界对教会的入侵和扩散)，也不是要努力融入人类，改变人类的根基；更确切地讲，教会本身应该渗透世界，因为这样教会才能反过来影响世界。

　　这样的声明的前提是，假定教会现在发现自己不得不与世界妥协，就像教宗克莱门特十四世在十八世纪认为自己不得不妥协一样，当时他带头镇压了耶稣会。这是一种基于谨慎而非勇敢的判断。它还为大公会议制定了行动方案，却有个前提那是天主教信仰难以接受的行动方案。这个假设是，人必须以他的本来面目被接受；但天主教接受他现在的样子，而不是以他的本来面目接受他，因为他是堕落的：天主教信仰总是关注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样天主教信仰才能治愈人的堕落并拯救他。

　　如果撇开蒙蒂尼对教宗保禄六世所作的人们所熟知的复兴兴盛的预言，将教宗 1962 年的宣言与 1976 年 2 月 18 日的宣言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它具有自相矛盾的重要性： "我们不应该害怕有一天可能成为少数派的前景，我们不会因为不受欢迎而感到难堪......只要我们是真理和天主之子自由的见证人，即使被打败对我们来说也无所谓"。但1968年在教会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不幸，几乎是灭顶之灾的前景，教宗在阿尔多-莫罗(Aldo Moro)的安魂曲所做的悲惨祈祷的呼声中更加明显："悲观主义的情绪扼杀了那么多平静的希望，动摇了我们对人类善良的信任"。那人安魂曲的祈祷在悲叹，教宗面对着他整个任期种种设想的破灭42，他却更加悲叹，因他离那条模糊的线41越来越近了。

译者注:

40. O.R.，1962 年 10 月 8 日至 9 日。引文中的所有着重号均为我所加，目的是使所注释的部分更突出。

41. 教宗保禄发表讲话时，距离他自己的逝世不到三个月。

42. G. Andreotti，《1976-1979 年日记》，罗马，1981 年，第 224 页。里面说到，教宗似乎 "几乎在为所发生的事情责备主"。 [英文读者必须了解莫罗与教宗之间关系的性质、持续时间以及象征性的政治和宗教意义，才能理解这些话的全部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