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梵二会议的目标之后，我们应该提及对其产生的影响所抱有的期望和做出的预测。目标是由意志确定的，而预测则与感觉有关，而且往往与希望有关。“胜利主义"一词的发明是为了描绘教会过去的一种假想态度，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描绘与教会近几个世纪来在现代国家的攻击下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批评者同时提出的指责相矛盾，即教会在防御性地将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无论是否是胜利主义者，所做预测的总体基调都是充满希望和乐观的，尽管偶尔也会出现现实主义的言论。然而，这种希望并不是超自然的确定性所带来的神学式的希望，也不是对未来世界状况的希望，而是一种历史的、世俗的希望，是基于预测者的愿望或人类似乎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产生的猜测和预测。

　　保禄六世在大公会议第二期会议开幕致辞中，展示了现代世界的状况，宗教迫害、无神论成为社会生活的原则、对天主知识的忽视、对财富和享乐的贪婪。教宗说，"看到这些，我们应该感到沮丧而不是安慰，应该感到悲伤而不是欢欣鼓舞"。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教宗使用的是一种条件式的语气，并没有将他假设的沮丧转化为肯定的陈述。相反，他追随了若望二十三世的脚步，后者在1962年10月11日的开幕致辞中预测梵二会议是“真理的普遍照耀，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正确方向”。

   在保禄六世的演讲中，乐观主义不仅为预测增添了色彩，而且他将之牢牢地植根于人们心中。如果把他在这里所说的话与他在其他场合发表的相反言论作一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他思想中的二个极端，在他专注另一个极端的同时，忘记了两个极端之间的巨大差异:“弟兄们，让我们欢欣鼓舞吧：教会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自我意识，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幸福、和谐，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准备来完成自己的使命?”

　　罗马教廷使节特拉利亚枢机主教放弃了修辞学上的反问，轻率地断言道： "天主教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团结在其首牧周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拥有一支在道德和智慧上堪称楷模的神职人员队伍；教会组织也没有任何破裂的危险。教会的危机不是大公会议要处理的问题” 36。这样的判断只能用非常激动的心态，或者一种非常欠缺的历史知识来解释。

　　保禄六世在 1965 年 11 月 18 日的布道中说： "在天主教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大公会议有如此充实的规模，如此艰苦而宁静的工作，或如此多样而有趣的主题"。毫无疑问，梵二大公会议在与会人数、后勤组织和舆论宣传方面都是最巨大的，但这些都只是附带条件，而不是一个会议的重要性所在。在 431 年的以弗所会议上，只有 200 名东方人和 3 名拉丁人，而特伦多会议开幕时也只有 60 名主教。

  多亏了庞大的现代信息机器，虽然它的作用仅仅是把图像印在人们的脑海里，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雄伟的外表非常成功地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并形成了一种比大公会议更重要的舆论。在这样一个时代，事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的表现方式，而事物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被说服它们是有价值的，因此，这次大公会议必然会在公众舆论中引起巨大轰动，而这一事实也被认为赋予了大公会议极大的荣耀。

  无论是大公会议的枢机主教还是教宗本人，都无法避免这种夸张的膨胀的趋势。保禄六世在 1975 年 6 月 29 日写给勒菲弗尔主教的一封信中宣称，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1962-1965）的权威　"不逊于（其他的会议），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尼西亚会议更为重要"。

　　将一个大公会议与另一个大公会议进行比较是危险的，因为人们需要明确比较的内容。例如，第五次拉特兰大公会议（1512-1517 年）在其主要关注的改革事业方面一无所获，因为它的改革法令是一纸空文；但它的教义法令却很重要，因为它谴责了那些教导灵魂是必死的人，从而排除了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只有特伦多，在澄清教义方面和采取实际措施方面，都保持同样重要的观点，但即使特伦多会议也未能完全实现其主要使命， "合一”。

　　撇开一个大公会议与另一个大公会议之间的所有比较不谈，我们仍然可以将不同的大公会议进行比较，然后很明显，教义式的大公会议比牧灵式的大公会议更重要，因为教义式的大公会议确定了永恒不变的教义，而牧灵式的大公会议则受历史环境的支配，只颁布有关实际问题的短暂而可变的法令。不过，每一个教义会议，都会以教义为基础，颁布牧灵类的法令。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上，先处理教义、后处理牧灵事务的建议被否决了37。

     1965 年 11 月 16 日，梵二会议秘书长梅尔.佩里克莱·费力奇总主教 (Pericle Felici) 发布了《关于大公会议教义的神学地位的说明》，鉴于大公会议的牧灵性质，该《说明》确定： ”梵二会议仅就信仰或道德方面的原则作出训诫” 38，事实上，大公会议法令的任何部分都没有被宣布为构成教义定义，但众所周知，当过去已经定义的教义得到重申时，其神学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回到大公会议不同类型之间的比较，我们必须坚定地认为，教义式的大公会议更为重要，因为哲学真理先于神学命题的结果，这也是圣经所揭示的（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形而上学的存在过程优先于知识而非意志，优先于理论而非实践：太初有道39。如果不以知识为基础，教会权威在做出安排和下达命令时就没有依据。在许多场合影响大公会议的实用主义倾向也影响了对这一问题的判断。

译者注:

36 O.R.，1962 年 10 月 9 日。

37 M. Lefebvre, Un évéque parle, Jarzé 1976, p.104.

38 " 主教会议只有在公开宣布教会对信仰和道德问题作出定义时，才会这样做"。

39 "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若望福音，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