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一面,莫过于思想的持续骚动,意见的无尽更迭,社会特征的瞬息万变,以及所有党派对一切话题无休止的讨论与假设,还有那层出不穷的会议、学术研讨与学习小组。这些皆是怀疑主义与易变主义深刻腐蚀现代人心灵的外在表现。然而,这一切活动只是现象而非本体,源于我们先前提到的一条规律:事物在外在世界中越脱离真实存在,便越频繁被人们谈论;以至于,词语不再作为事物的符号,反而自成存在,取代了现实存在的事物本身。例如,当修道院生活日渐衰微时,就会涌现出大量关于其复兴以及发现或重新发现修道院价值的著作,使得整个主题沦为需要讨论的问题,成为一个空谈的场合。又如,当对圣体的敬礼降至最低点时,圣体却成了讨论、研讨会以及书籍出版的热门话题,其规模在虔诚的圣体敬礼时期从未见过。圣体被与旅游、体育、戏剧等一切事物联系起来讨论。这种过度讨论远非生命的标志,而是空虚的象征:当一物真实存在时,它无需成为讨论的问题,也无需沦入空谈的领域。
这种将现实变成文字的过程无法得到充分解释,除非人们记起心灵的玄妙能力,即对当下呈现于其前的事物,心灵既能予以承认与注视,也能将之移开而予以忽略,就仿佛其根本不存在一样。这是一个在圣经中多次被提及的奥秘,尤其是那句:“叫他们看,看是看,却看不见,听是听,却听不明白,恐怕他们回了头,得了罪赦108”。(《圣马尔谷福音》4:12)
这种遗忘,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的,都是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它源于心灵的能力,它能够照亮或遮蔽已知现实的某一方面。遗忘是历史的巨大推动力,塑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我所指的遗忘,并不是让我们忘记某个事实,而是让我们不去注意它,正如莱布尼茨所说,我们感知到了一些东西,却没有真正意识到它。
这就是那种遗忘,它塑造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精神。正如我方才所言,这种遗忘与激情和意志一同,构成了历史的巨大推动力。人类的精神不能在同一时代容纳多种不同的价值观109,而要感谢忘却,才使旧世界得以不断自我更新。
历史本身由记忆构成,如同达那厄Danae一样,将一件又一件的事件无尽地倾注于容器之中,然而这容器从未被填满,事件从不充分和漏水的记忆罐子中逃逸并消失。
(译注:达那厄(Danae)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她的故事与遗忘和历史的隐喻密切相关。被用来象征命运的无常与不可抗拒的力量,以及历史中记忆与遗忘的循环。)
世界的状态,从一阶段到另一阶段,皆由记忆与遗忘交织而成。维吉利奥·马尔维齐Virgilio Malvezzi写道:“至多一百年的跨度,便是遗忘之河的河床宽度。那些深知叛乱无用、危险且极具破坏性的人早已逝去。无人再想起那些被焚毁的城镇、焦枯的树木、荒芜的田野,以及被遗弃、摧毁或损毁的城市。无人相信这些破坏曾发生过,即便相信,也不以为意,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破坏是可以修复的,因为他们看到它们已被修复110”。
我曾说过,历史就是达那厄Danae。通过记忆,每一代人都会重演世界的历史;通过遗忘,每一代人都会重新开始历史。因此,几个世纪都经历了同样的不幸循环中,唯有如弗朗切斯科·基耶萨Francesco Chiesa在其《殉道者》中所言,只有通过“孩童般温柔的遗忘”才有所缓解。某一代人的努力,既不足以固定记忆,也不能消除遗忘。波斯战争后,希腊人留下被焚毁的神庙,以永久铭记野蛮人的残酷亵渎。1945年,美国人曾考虑不重建德国城市,以使德国人民不忘他们的罪恶及其带来的不幸。然而,与遗忘抗争,便是与命运对抗,因为遗忘是历史的法则,甚至是历史的构成要素。历史是一场生与死的斗争,即事物在精神中出现与消失的斗争。在现世生活中,遗忘具有如此有益的效果,以至于它甚至被法律制度化,体现在所有法律体系中关于消除义务、权利与责任的各种手段中。此外,还有宽恕的行为,这是一种自愿的遗忘,它并未抹去过去的事件,却将其从宽恕者的记忆中抹去111。
遗忘,在国家与教会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有在前朝废墟上建立的政权通常都会遭受“记忆的诅咒112”(damnatio memoriae)的惩罚。然而,我们在此所关注的是现代教会中的一种遗忘现象。本书在探寻二十世纪天主教所发生的事情,考虑了所有变化及其后果,皆是一种遗忘,一种“奥古斯丁式的无意疏忽113”(Augustinian inadvertentia)。梵二(Vatican II)的新重点乃是突出天主教教义某些部分,同时相应地掩盖了其他互为补充的部分。
这种遗忘,以普世恩典的真理,遮掩了命定论的奥秘;以神圣慈悲的温暖,掩盖了地狱的凛冽;以基督在信众中灵性临在的真理掩盖了圣体真实临在的庄严;以个人臻于完美的真理,掩盖了对神圣律法的绝对服从;以人在现世中责任的召叫,掩盖了其四末命运的真实性;以主教集体教导的权威的真实性遮蔽了伯多禄无误性的独特性权威;以道德律在应用中的历史变迁的真实性,遮蔽了道德律永恒不变的本质;以所有受洗者共享的司祭职,遮蔽了司祭职神品的真实性;以调查性讨论具有价值的真实性,遮蔽了教会教导的教义权威。
梵二(Vatican II)代表了一系列重大的创新,这些创新在教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比这些创新本身更值得深思的,是潜藏于其下的遗忘现象更能说明问题。任何对当代教会的真正更新,都必须包括记忆的恢复,当然,这种恢复需始终区分两种记忆:一种是与教会本质同一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记忆,另一种则是关乎教会历史表达形式变化的记忆,后者虽非教会存在的根本,却对其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备注:
108.圣路加福音 8:10:“耶稣给他们说,天主国的奥理,只赏给了你们知道。为别的人,但说比喻,叫他们看,看不见,听也不懂。”
109.此观点及对此问题的整体论述,深受源自黑格尔、经克罗齐与金蒂莱发展的大陆唯心主义影响,这种思想对盎格鲁-撒克逊思维传统可能显得陌生。[译者注]
110.引自《十七世纪的政治家与道德家》(Politici e moralisti del Seicento),巴里,1930年,第233页。
111.当教宗庇护九世在其统治初期颁布“大赦”时,梅特涅对此概念提出异议,理由是天主从不遗忘任何事,但祂确实会赐予宽恕。[译者注]
112.“记忆的诅咒”(damnatio memoriae)。
113.“无意的疏忽”(inadvertentia),即“缺乏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