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看到的，共产主义与基督教之间对立面的弱化，这在逻辑上导致了解放神学，其原因有二：一是共产主义内部的教义分歧，二是若望二十三世在《和平于世》中的教导。
第一种是所谓的共产主义解体，体现在各共产党的章程中，省略了对党员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接纳在其他哲学或宗教理想影响下从事工人事业的人入党。
这种转变发生在社会党国际内部；1951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重新成立社会党国际时，其序言的第九条规定“民主社会主义是一项国际运动，不要求严格的教义统一。无论社会主义者的信念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社会分析体系，也无论他们是受宗教还是人道主义原则的启发，他们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奋斗：建立一个社会公正、更加繁荣、自由和世界和平的体系24”。撇开历史唯物主义、排斥宗教、剥夺生产资料和阶级斗争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不谈，就有可能把各种不同的运动归结到一个模糊的正义、繁荣与和平的意识形态之下。
法兰克福文件对社会主义做了什么，法国主教的文件就对天主教做了什么。教宗教义中的正义与马克思主义中的正义大相径庭，因为教宗认为正义是更广泛地分享财富的使用权，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正义是所有物品的国家所有权。
天主教和马克思主义的相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的分歧。要留在法国，人们只需要回想一下加罗迪的版本，他设想了伴随民主集中制的多中心民主，一种否认权力集中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途径的共产主义版本; 然后是阿尔都塞，他否认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教导的经济学的排他性首要地位，并承认经济结构的多元性，经济结构只是对其他结构的一种支配25。
这些变化并不影响共产主义的本质。它们只是任何阐述基本思想的思想理论所产生的多样性的实例。它们可以比作神学的不同流派，根据信仰的主要内容做出解释和推论。托马斯学派、苏格拉底学派、苏亚雷兹学派或罗斯米尼学派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争论空间，因为基督徒的智慧受到信仰规则的约束，但可以自由地进行其他方面的推测，因此不必赞同任何学派的特定观点。
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形式都不能扩大其基本原则以致于包容其对立面，也不能破坏或改变其本质。党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具有影响力的力量，它始终拒绝任何攻击基本原则的变体。法国共产党秘书长乔治-马尔凯在接受《十字架报》采访时明确表示：“我们不会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我们不能在这一点上产生幻觉：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之间不可能和解，也不可能在意识形态上趋同26”。这一说法完全符合法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盟领导人密特朗总统在其著作《此时此地》中表达的观点27，该书公开反对宗教，宣称共产主义是完全的“世俗主义28”，该书以今世的幸福愿景取代了人类在另一个世界的命运。人类的这种幸福只是存在于今生，存在于现在，而不是存在来世。
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中，人们发现列宁说过：“与社会民主党人和基督徒结成联盟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停止革命，因为他们把这种合作引向了摧毁资产阶级社会的目的29”。这种对共产主义原则的呼吁与保禄六世在 1971 年 5 月 14 日致罗伊枢机主教的使徒信中对天主教原则的呼吁是并行不悖的：“基督徒不能坚持与他的信仰和他对人的观念相反的制度或意识形态”。《罗马新闻报》在一篇题为《文化、多元主义与价值》（Cultura, pluralismo e valori）的文章中否认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这是非常奇怪的。文章以一种非常新颖的论点为支撑，认为庇护十一世所指出的对立并不存在。“人们不禁要问，用来区分天主教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分析框架是否依然存在？”作者似乎就像一个新生儿30不知道神圣救赎主的存在和所有其他相关教宗文件的存在。
译者注:
24. R.I,1951,第 576 页。576.
25. 关于共产主义的变体，参见 M. Corvez, Les structuralistes、 巴黎，第 156 页及以下。
26.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想制造任何幻想：没有达成共识，没有意识形态上的趋同。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上不可能达成一致"。
27. 《此时此地》，巴黎，1980 年。
28. 永恒，这种世俗性。
29. 引自《侨报》，1976 年 7 月 5-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