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天主教和共产主义实际上都背离了逻辑上的整体论，在这种整体论中，两种人生观永远泾渭分明，没有任何分而复合的可能31。若望二十三世在其通谕《和平于世》中的一段著名论述推动了天主教的偏离：“应当记住，关于宇宙和人类的本质、起源和命运的虚假哲学学说，不能与具有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目标的历史运动相提并论，即使这些运动产生于这些学说，并从这些学说中汲取灵感，而且现在仍在汲取灵感。因为这些学说一旦得到阐述和界定，就永远不会改变，而有关运动是在不断演变的历史情境中进行的，必然会受到这些情境的影响，因此必然会发生深刻的变化32”。

　　若望二十三世的论点源于教会的一贯教导，即人们应该区分错误与人，区分纯粹逻辑层面的赞同与作为人的行为的赞同。一个人信念中的偶然缺陷不会改变一个人对真理的归宿，也不会改变由此产生的公理尊严。这种尊严来自人的本源和他在另一个世界的目标，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事件都无法消除的，事实上也永远不会丧失：这是一种即使在被诅咒的人身上也依然存在的尊严。但通谕从人与错误之间的区别转向了教义与受这些教义启发的运动之间的区别，通谕将教义描绘成不可改变的、封闭的，而运动则被卷入历史的洪流中，不断地在形成的过程中33，总是向新的事物敞开大门，而新的事物将改变运动，甚至使受教义启发的运动变得面目全非。

但是，群众运动（即众人达成一致意见），与激发群众运动的思想之间的合理区别，不能绝对到使教义固定不变而使运动发生变化的地步。正如不能把从教义中产生的最初运动想象成是对该教义达成一致的群众运动一样，我们也不可能想象该教义没有任何拥护者而仍然可以存在下去，而群众却在没有任何关于该教义的参照的情况下仍然呆在一起，只是随着历史事件的进展而随波逐流。群众之所以运动，是因为他们不断思考自己的教义，而教义之所以与历史变迁同在，正是因为教义是运动着的人的思想。此外，哲学史如果不是思想体系发展和形成的历史，那又是什么呢？怎么能说这些体系是固定不变的，只有思考这些体系的人才是运动的呢？

　　因此，教宗通谕似乎掩盖了运动群众的想法（当然他们的所思不如理论家那么清晰）与他们的所作所为之间的持续辩证关系；而且，教宗通谕还暗示，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意识形态没有现存的联系，而意识形态显然只是发起了运动。思想先于行动这一事实被忽视了，因此，意识形态似乎是由运动产生的，而不是先有意识而后产生的。意识形态确实会受到不断变化的人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但本质问题仍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不断变化的运动是否继续从孕育它们的原则中汲取灵感。

　　为了允许天主教徒加入运动，同时保持他们对意识形态的保留态度，教宗通谕将运动与其意识形态明确区分开来，接着宣布了允许天主教徒与外来政治力量合作的另一个标准。通谕说，“此外，谁能否认这些运动中有积极和值得赞同的因素，只要这些运动符合正确理性的要求，并且是人类的正义愿望的代言人呢？”若望二十三世的论点令人想起圣保禄宗徒制定的教会传统而标准的做法：教会古老而标准的做法是 “但察考那一切的事，(是否从圣神来，)持守那圣善的，34”。但在宗徒圣保禄看来，这不是一个经验的问题，也不是实际参与运动的问题，而是察考并分辨那在实践中发生的某个运动中可能存在的积极因素。

　　尽管如此，当人们将他们的思想转向次要和偶然的目的时，合法的同意与合作仍然是不合法的；当人们将他们的思想转向相互不相容的最高和最终目的时，这种同意与合作就变得不合法了。在天主教看来，整个政治生活都从属于终极的彼岸目的，而在共产主义看来，政治生活只针对这个世界，并应摒弃任何超性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样，不仅放弃了这一目的，而且还积极地否定了这一目的。因此，如果共产主义受到谴责，那么受到谴责的并不是它所追求的次要目的，而是它对绝对属于现世的世俗组织的终极追求，而它的次要活动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终极追求；这种追求与宗教所追求的目的是不相容的。现实情况是，当两个具有相互矛盾的终极目标的人参与同一项工作时，除了物质意义上的合作之外，不存在其他合作，因为行动的特征来自于所追求的目的，而这里的目的是相互不相容的。物质合作的结果将要看符合哪一方的愿望，哪一方就能巧妙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35。

在通谕中，运动中的积极因素被认为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特色，而事实上，这些积极因素主要是宗教价值观，因为宗教包括自然正义，只有当它们被放回到宗教理想的背景中时，才能获得其全部意义和力量。因此，仅仅认识到这些价值观是不够的，还必须认识到它们是更大真理的一部分，并将它们重新归还给宗教，以恢复它们的完整性。

“和平于世”并没有试图进行这种“回收”过程，即从运动中提取看似美好和合理的东西，恢复到其宗教背景中。相反，该通谕详细阐述了对价值观的认可，据称这些价值观在运动和基督教中具有同等的地位；因此，这些价值观必须来自于两者共同的先在来源之中，因此，它实际上赋予了两者同等的价值。通谕中并没有提到这种真正的、真实的价值来源是什么；如果不牺牲宗教的首要价值，也就不可能提到这种原始的根本善。

　　人们试图强加给相互排斥的思想人为的连贯性，远不如逻辑上相互联系、不可阻挡地展开的抽象连贯性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解放神学不可避免地产生于基督徒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包含了阶级斗争最终导致革命的概念。正如前一节所指出的，占上风的思想会吸引那些与之不相容的信念与之合作；而这正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选择过渡到解放神学产生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

译者注:

33.   “在成为的过程中”。

34.   圣保禄致德撒洛尼人一书5:21。“是 “但察考那一切的事(是否从圣神来，)持守那圣善的”。

35.   当隆卡利担任威尼斯宗主教时，他在 1957 年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致辞中，阐述了最终相互矛盾的力量之间的合作理念，谈到共同为真理、善良、正义与和平的理想而奋斗"。见 G. Penco, Storia della Chiesa in Italia, Milan 1978, Vol.II, p.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