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结果与筹备过程中的预示大相径庭：事实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筹备工作立即被完全搁置5。在某些方面，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结果可以说与特伦多大公会议一样，正如萨尔皮6 在其《历史》的开头所指出的那样，“其形式和结果与促成它的人的计划完全背道而驰，令那些竭尽全力阻挠它的人感到沮丧”；与那些支持天主教改革以削弱罗马教廷权力的人的计划背道而驰，与罗马教廷的担忧7背道而驰。萨尔皮从这一切中得出了关于天主的运作的结论和宗教格言：特伦多大公会议自相矛盾的结果是:“把我们的思想交给天主，且不相信人类的智慧”8。(译者注:特伦多会议的结果其实并不矛盾。)
正如在特伦多会议上萨尔皮所描述的那样，在梵蒂冈二次会议上，事态的发展与准备工作大相径庭；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与预测大相径庭。在筹备阶段，并非没有明显的现代化思潮9。
然而，它们并没有给初步方案汇总留下深刻而明确的印象，而后来却给大公会议颁布的最后文件留下了深刻而明确的印象。例如，在关于礼仪的方案中，提出了旨在适应不同民族特色的灵活性，但仅限于传教区，而且没有提及司礼者在礼仪中出现的特色礼仪的创造性要求。
《忏悔圣事》中确实提出了集体赦罪的做法，而不是个人忏悔，其目的是减轻道德要求。甚至已婚男子（尽管不是妇女）的圣职任命也在《圣职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宗教自由方案》（Bea枢机主教提出的）是大公会议中最令人头疼和最有争议的方案之一，它实质上提出了最终被采纳的重大创新，显然将天主教教义从教会通常认可并维护的常典中移除10。
功利主义原则是现代实用主义和行动主义的特征，它们看到了生产力的价值（无论是物品的价值，还是工作的价值，视情况而定），但却忽视了人的内在的、非物质性的活动，将其置于具有额外效果的暂时性活动之下11。不过，它也在《司铎纪律》（schema de disciplina cleri）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该书提出了主教和司铎在达到一定年龄后应无资格担任职务并应退休的观点。这种行动主义倾向的成果就是《主教令》（motu proprio, ere aetatem），其中规定了 80 岁以上枢机主教的去职12。
关于祭衣的一项特别要求，为圣职人员今后穿平信徒服装的习俗铺平了道路，从而模糊了神父与平信徒之间的具体区别，导致取消了在履行司铎职责时必须穿祭服的规定。在筹备工作中还出现了更广泛的神学流派的一些观点。例如，有人要求将一个关于婴儿甚至成人临终的有争议的主张作为教会的教义。大公会议对此只字未提13,，但它所预示的广泛的佩拉纠精神却充斥着大公会议后的神学思想，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加以说明。
译注：佩拉纠是一个现在被称为 "道德完美主义者" 的人--他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美德和美好生活，在道德上朝着目标前进，
"完善" 自己。佩拉纠认为，如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天主就不会命令我们完善自己——这就是 “应当意味着能够”原则的一个版本。婴儿尚无意志，不会犯罪，因此不需要立即接受洗礼；天主对个人的救赎与他们的罪孽成正比。佩拉纠及其追随者，尤其是凯勒斯提乌（Caelestius）和埃克拉努姆的朱利安（Julian of eclanum），为这些观点提供了系统的辩护，许多人认为这些观点很有吸引力和说服力。
奥古斯丁却不这么认为。相反，他认为 "佩拉纠主义" 是一种有害而危险的教义，因为他认为这种教义否认了天主的恩宠在人类救赎中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他认为原罪实际上使得后世的人类不可能在今生获得美德，因此直接的神助是我们获得美好生活的唯一希望。人性本身就在原罪中受到了损害，使所有人的精神和肉体不可调和地对立起来，甚至在作为亚当之子的新生婴儿身上也能发现这种污点（因此需要立即接受洗礼）。
那些希望在神职人员培训方面进行革新的人，在筹备期间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而在全体大公会议期间（神职学员培养计划schema de sacrorum alumnis formandis）更加明显。教会悠久的教育传统在神学院制度中得到了体现，这意味着司铎应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接受培养，以适应他们的献身精神和道德品质。
相反，该方案要求神职人员的培养应尽可能与平信徒的培养相一致；因此，神学院的学生比例应该以国家的比例为模型，神职人员文化总体上应与教友文化没有具体差异。这一革新的理由是大公会议经常重复的主题：教会人员应面向世界，以便在世界上执行具体的教导和圣化任务。
同样，在非天主教基督徒的共融问题上，人们听到了一些声音，这些声音一方面忽视了新教徒之间的差异；没有司铎，没有等级制度，没有宗徒的传承，没有或几乎没有圣事；另一方面是东正教，他们几乎与天主教徒有一切共同之处，除了首要性和无误性。
在上一次大公会议上，庇护九世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区分：他派遣教宗代表携带邀请信前往东方的宗主教（他们都回复说不能前来），但他不承认新教的不同教派为教会，将其视为简单的社团，并发出了 "所有新教教徒" 的呼吁14 ，邀请他们，不是参加大公会议，而是回到他们已经脱离的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中来。在筹备期间出现的宽容态度是基于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之间隐含的部分平等的基础上的，起初只是少数人的观点，但它后来导致了在与东正教徒相同的基础上邀请新教观察员，并在大公会议法令中体现出来 15。
筹备阶段和最后结果还有一个共同的因素：中央筹备委员会中少数人的诊断和预测都带有普遍的乐观情绪。在《教会论》的第五部分 "教义"（de laicis）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对自然的科学认识的增长，即技术王国的延伸，即现代文化这一技术王国的扩展，也是人类尊严和幸福的扩展；但这一观点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他们坚持认为技术进步的本质是无情的：它扩展了道德活动的可能领域，但道德活动本质上并没有得到技术进步的帮助。
尽管如此，技术统治地球这一主题在最后文件中获得了神圣的地位16，并开始渗透到后大公会时代的所有神学思想中。将技术提升到使人类文明和道德进步的力量的地位，产生了世界进步的概念，也激起了一阵乐观主义的狂风。事实上，乐观主义主导了大公会议全体会议的整个前景，并使人们看不到天主教的真实状况。
值得记录的是，中央筹备委员会的一位神父对世界状况和教会在世界上的状况过于美好的描述提出了批评。
"我不赞成这里对教会状况的描述，这种描述如此夸张，更多的是希望而非事实。为什么，与哪个时期相比，你说宗教热情高涨了？难道不应该把所谓的统计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吗？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许多人中间，对天主的崇拜正在衰落、天主教信仰和公共道德正在崩溃，实际上几乎成了废墟。人们的思想不是普遍与天主教疏远了吗：国家与教会分离，哲学与信仰的教义分离，对世界的研究与对造物主的敬畏分离，技术发现与道德秩序的一致性分离？难道教会不缺少圣职人员吗？
难道圣教会的许多部分不是被昂首阔步的巨人和牛头怪兽残酷地践踏在脚下，或者像中国人一样陷入分裂吗？仇敌岂不是毁坏了我们在不信主的人中的使命吗?这些使命是以如此的热情和爱心栽培浇灌的，无神论不再仅仅受到个人的赞扬，而是受到整个国家的赞扬（这是完全闻所未闻的），并得到国家法律的支持。我们的人数不是每天都在成比例地减少，而伊斯兰教和异教的人数却在大量增加吗？我们现在占人类的五分之一，而最近是四分之一。通过离婚、堕胎、安乐死、同性恋和对金钱的追求，我们的道德不是正在变得异教化了吗 17？
这位神父最后说，鉴于事实，他更多地是在分析人类历史中得出了此悲观的结论，这结论省略了天主为教会所能做的 "超越了人类思维的范围"，并超出了天主行动的秩序。
译注:
5. 对于会议的荒谬结果、会议规则的破坏，以及预先准备好的会议被搁置的情况，在记述大会议过程的作品都默默地略过了。例如，非信徒秘书处主席默尔-普帕尔（Mer Poupard）在《精神与生活》（Esprit et Vie）1983 年第 241 页、及随后几页中对大公会议的综述。为了抵消对这些重要事项的遗漏，我们将稍稍长篇地加以探讨。
6. 保禄-萨尔皮（Paolo Sarpi，1552-1623 年）是一位侍从修士，他撰写了一部关于特伦多大公会议的反教宗史。[译者注。]
7. 萨尔皮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结果与罗马教廷的担忧背道而驰，而事实上这正是罗马教廷想要的结果。特伦多会议的结果其实并不矛盾。
8. Istoria del Concilio Tridentino, Bari 1935, Vol.I, p.4。关于这一点的研究，见 R. Amerio, // Sarpi dei pensieri filosofici inediti, Turin 1950, pp.8-9, 尤其是这封信与文本基本思想之间的不一致。事实上，萨尔皮完全是在展示议会行为中人为管理的力量。
9. 我对中央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为卢加诺主教兼委员会成员安杰洛-耶尔米尼（Mgr Angelo Jelmini）与我密切联系，共同研究计划和起草了他的意见、我因此了解了所有文件。
10. 参见《天主教教义》第 2109 段，该段将新教义与旧教义融为一体。译者注。
11. 见第 216-17 段。
12. 无投票能力。
13. 见 Delhaye-Gueret-Tombeur, Concilium Vaticanum II, Concordance, Index, Listes de fréquence, Tables comparatives, Louvain 1974。Praedestinatio 和 Praedestinare 仅出现三次：两次用于圣母玛利亚，一次引自《罗马书》8:29。
14. "致所有新教徒"。
15. 见第 245-47 段。
16. 见第 218 段。
17. 拉丁文原文见意大利文版。[译者注]。
18. 坦率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