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的广泛分析之后，很难，甚至不可能，通过猜测或预测未来的事情来为这本书得出结论。将猜测提升到科学的水平，并称其“未来学”这不洽当的名称，是一种不连贯、庸俗、戏剧化且虚荣的做法。诚然，一般来说，类似的因会产生类似的果，但这只是一条一般规则，并不允许在个案中进行三段论逻辑推理；我们所能得出的只是概率，而非确定性。我们无法解释自由意志的运作、无法解释有限自然中的偶然失败，也无法解释非凡的天主圣意干预，无论是在自然秩序中或恩宠中。因此，我们无法摆脱那句古老的格言：“我们无法确定地知晓关于未来偶然事件的真理123”。
天主教信仰对于未来事件只有一个确定性：即创造和整个世界的进程都在天主圣意的掌控之下，其目的是为了光荣天主。尽管如此，世界变迁的意义并非在历史的每一个时刻都显而易见。这种意义只能从所有这些变化的整体中得以窥见，并且只有在变化仍在发生且尚未达到其末世论结论时，才能猜测。但是，让我们冒险提出一些推测。
第一个预测是，天主教信仰逐渐溶入现世世界本体的过程将会继续下去。人类将走向彻底“平面化”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所有的政治结构、宗教信仰、经济体系、司法机构和文化类型，都会变得越来越相似，甚至趋于一致。这种变化将在技术的推动下发生，而技术的目标是为了人类自身的进步，并且只关注现世的事物。
因此，正如培根所设想的“将人类帝国边界扩大到一切可能程度”，将导致一种人类全新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不仅被马克思主义哲学预言，也被一些新神学思想所预言。从这个角度来看，解放神学中仍然保留的宗教色彩将会逐渐消失，而这些理论中的人文主义本质将会完全赤裸裸地暴露出来125。
第一个预测意味着，基督信仰的绝对历史化，，并且随着人类思想和文化的发展，逐渐放弃对天主启示的信仰，以及彻底排除绝对的观念——无论是理性领域还是宗教领域。（译注：这种趋势的核心是，人类试图完全依靠自己来解释世界，而不再承认天主的存在和祂的启示。）
虽然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可能是推动这种趋势的主要力量，但其他在历史上与共产主义相关的哲学思想也共同对最终结果起作用。
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一些充满智慧或远见的思想家们，隐约且困惑地预感到现代世界将面临的危机。卢梭曾说：“俄罗斯帝国想要征服欧洲，却会被自己的野心所困。它的臣民鞑靼人将反过来成为它的主人，甚至可能成为我们的主人126”。
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则预言：“我毫不怀疑，尽管欧洲如今文明昌盛，但它终将被来自北方的半野蛮人征服。而当这些征服者自己也变得文明时，世界将重新恢复平衡127”。
巴尔梅斯Balmes更进一步指出：“有些人以为欧洲再也不会经历像蛮族或阿拉伯人那样的入侵。但他们没有想过，一个由俄罗斯统治的亚洲，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动荡与革命128”。
这种涉及宗教变迁、甚至宗教彻底消亡的文明变革，在维科Vico《新科学》结尾的庄严篇章中也有所预示。他写道：“但是，如果各国陷入最深重的社会邪恶，既无法彼此妥协以接受一个君主国的统治，也没有更强大的国家从外部征服并保护他们，那么，他们的极端不幸将得到天主圣意最后的补救：他们将亲手使繁华的城市化为废墟，又将废墟重新变为人类的栖身之地。这样，在漫长的野蛮岁月中，他们将逐渐磨灭那些因邪恶思想孕育的诡诈精妙，正是这些思想造就他们变成令人恐惧的野兽129。思想的野蛮比最初感官的野蛮更加可怕”。
正如我们所说，这第一种猜想与天主教信仰是不相容的130。天主教的信仰告诉我们，人没有其他根源，只有那与他被创造所连接的根源，正是在这根源上，超性生命得以建立。这个根源永远不会改变。此外，人的生命只有通过天主的恩宠才能得到更新，而这种更新会一直延续到永恒，不会在世界历史上创造一个新的时代或新的世界。恩宠状态是人的初始状态，也是人的终极状态；在我们当下的天地之外，再无所谓新天新地可言。
关于教会未来的第二个预测，是蒙蒂尼（保禄六世）作为主教时开始，并在成为教宗后完成的131。
教会将继续向世界敞开大门，继续使自己顺应于世界，即逐渐消解自身的本质；然而，那超性的生命将如不灭的火焰，仅存于一小群忠信的‘遗民’之中。这些遗民，如同天主的珍宝，虽被世人遗忘，却承载着教会最纯净的信仰与使命。他们将在这世界的喧嚣中，默默守护真理的火种，坚定不移地追寻那超性的目标。一个正在消溶于世界的教会所展现的虚假繁荣，将与这些遗民的孤独与苦难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看似微不足道，甚至被世人视为注定消亡的少数，但事实上，他们正是天主选民的聚集，是那永不磨灭的真信仰的见证。教会将成为这样一小群遗民，如同保禄六世在1976年2月18日的讲话中所预见的那样——看似失败，却在天主的计划中得胜。
教会的这种空虚与卑微，并非否定了圣若望的话，反而应验了它：“那所以得胜世俗的，就是我们的信德132”。（圣若望一书 5:4）
这一过程不能仅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因为它与预定的奥秘紧密相连。信仰并不“贪恋胜利”；教会的历史并非一系列圆满的胜利，而是一场场正被赢得的战斗，即一场永无止境的奋斗。在这奋斗中，教会从未彻底失败，但也从未停止挣扎。
这种信仰的黯淡，正如路加福音18:8所预言的，可能会伴随着社会的剧烈变迁，但这些变迁不会摧毁教会中那忠信遗民的真实存在。即使这些变迁包括罗马的毁灭（正如许多非正典预言所提及的）、教会从东方向西方的迁移（或许到美洲，或许到非洲）、根据圣经计划从一个世界秩序到另一个世界秩序的转变，以及国家的毁灭与重建133。
教会可能会因为贫穷和迫害而变得半死不活，甚至被世界轻视和遗忘。就像托马斯·曼Thomas Mann小说中的“被选者”一样：当世界沦入野蛮之际，他避入一种无法接近的隐居之所，投入于补赎与虔敬之中；在那里，他隐于荒野，靠食草与泥土维生，他成了一种“活着的受造物”，虽然仍是人，却几乎已难以辨识为“人”。而后，在基督信仰历史的关键时刻，天主圣意亲自寻找到这“半人形的存在”；罗马的使节将他带回圣城，扶他登上教宗宝座，并祝圣他去完成“教会的更新”与“人类的救恩”
（译注:换句话说，即使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看起来非常弱小，甚至被忽视，天主的爱和计划永远不会失败。祂总是能在最黑暗的时刻，找到那些忠信的人，并通过他们完成祂的旨意。）
从卑微到被高举，这是信仰所熟知的古老道路，正如依撒意亚先知所描绘的那堵城墙134，碎得找不到一块碎片，能用以从炉中取火。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破碎与尘埃中，天上的或地上的耶路撒冷得以建立，这是基于天主应许而来的希望。
这样的过程，虽违背人类历史的规律，但在亚略Arian和路德危机后教会的意外复兴中有先例可循，当时教会的超性真理似乎面临毁灭的危险。这种“超越人类理解的界限135”灾难后的复兴，符合天意在治理世界时所运行的法则136。
天主的行动是从一个极端运行到另一个极端的，从深渊升至巅峰，从黑暗引向光明。祂让受造物触及邪恶的最深处，却又将其提升至美善的至高之处。道德上的斗争，推动宇宙走向其终点——实现那预定的道德善的总量，或用神学的语言来说，填满天上选民的数目。正是这场斗争，为理性受造物的成长与一切可能的美善表达提供了契机。这并不是说邪恶是必要的，而是说战胜邪恶是天主计划中的一种至善，也是理智受造物能够实现的善。
因此，对天主的信德宣告了世界可能通过一种悔改的转向（metanoia）而得以提升和治愈，这种悔改虽非世界所能主动发起，但当天主赐下这恩宠时，世界有能力接受。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教会的任务并非试图“解读时代的征兆”，因为“所定的时候，限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137”。（宗徒行实1:7）；相反，教会的任务是解读永恒旨意的征兆，这些征兆在每个时代中都清晰可见，并在每一个随着世纪更迭而逝去的世代面前坚定不移地屹立。 （译注：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天主的旨意始终如一，而教会就是要向每一代人传递这永恒的真理。）
最后的确定性是：历史的经纬与脉络，皆由天主预命定的奥秘所编织。正如曼佐尼（Manzoni）以庄严的笔触所写：“在此，人类的思想必须收起羽翼，谦卑地降落于地”。（译注:历史的进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天主的奥秘计划所主导的。我们人类的思想和智慧在面对天主的计划时，显得非常渺小，就像一只鸟儿必须收起翅膀，落在地上一样。我们无法完全理解天主的计划，但我们可以谦卑地接受它，并相信祂的爱与智慧。）
备注:
123. “我们无法确定地知晓关于未来偶然事件的真理。”
125. 参见第218和255段。
126. 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八章：“俄罗斯帝国将决定征服欧洲，但最终自己也会被征服。它的鞑靼臣民将成为它的主人，也将成为我们的主人。”
127. 贾科莫·莱奥帕尔迪，《杂记》，867。
128. 巴尔梅斯，《新教与天主教的比较》，佛罗伦萨1882年版，第187页。
129. “思想的野蛮”是指当理性脱离其超然原则和道德目标时所遭遇的境况，正如在一个技术化的世界中所发生的那样。
130. 参见第53-54段。
131. 参见第36段。
132. 圣若望一书 5:4：4因为凡从天主生的，就必得胜世俗，那所以得胜世俗的，就是我们的信德。
133. 我主要想到的是瑞典圣布里吉特的“启示录”，以及康帕内拉在其《预言条款》（由G. Ernst编辑，佛罗伦萨1976年出版）中对中世纪预言的综合。
134. 依撒意亚 30:14坍塌得有如毫不痛惜地被摔碎的陶器，碎得找不到一块碎片，能用以从炉中取火，从井里取水。
135.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七章，81行：“超越人类理解的界限。”
136. 罗西米尼在其《神义论》第三卷中阐述。
137. 宗徒大事录 1:7：所定的时候，限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