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纳爵去世后（1556 年 7 月 31 日），他的人格魅力和风范也随之消失。他一去世，他生前的“战友”和新加入的成员就发现有必要通过规定的规则和做法来正式规范每个耶稣会士的生活。依纳爵所坚持的团体精神现在必须通过其他方式来保证。他为追随者们留下了成文的《宪章》，但《宪章》本身不过是一个法律结构。依纳爵的精神必须得到培养，这样创始人所设想的耶稣会士的品格才能得到发展和繁荣。

在他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会士们形成了一种规范化的生活方式，并建立了一些措施来延续依纳爵修会的特性。他们通过将共同的决定制定成法律来实现这一目标，从而提供了教育框架和生活方式，使修会的每个成员都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培养和完善自己的团体友爱。

依纳爵曾考虑过其中的一些规范和规则，如每天固定的义务祈祷时间，但他拒绝采纳。实际上，依纳爵从未意识到他个人所产生的影响。他的存在，甚至是他的一封信，往往足以使他的耶稣会士在他的队伍中保持热情。在依纳爵的一生中，某些程度的圣洁和热情取决于他个人的影响。他去世后他修会的同伴们认识到，为了修会的利益，有必要采纳依纳爵所拒绝的东西。

到1581年，在依纳爵·德·罗耀拉去世25年后，一些新的规定规范了当时五千名修会成员的宗教生活方式。按照规定，所有成员每天必须都要做一小时的私祷（“默想”）。耶稣会士必须参加的集体活动只有两种：用餐和每天结束时的圣人礼赞。

与此同时，对新成员的教育也得到了完善。在此之前，初学生在普通的耶稣会会院接受训练。后来，一个独立的中心成立了，一个见习修士中心，因为在修会的前五十年里，招聘人数不断增加，空间问题也相应增加。最初，新招募人员的培训时间各不相同；但后来，在该修会的历史进程中，耶稣会士的正常教育期限（除了那些已经获得圣职的人）被确定为十七年。

耶稣会的黄金时代始于1581年，当时37岁的意大利人克劳迪奥·阿克维瓦（Claudio Acquaviva）被选为总会长。在他任职的34年多时间里，阿克维瓦对耶稣会的经典特征进行了最终的完善。

除了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阿克维瓦还具备文艺复兴时期作家所称赞的“勇气”。如果没有他的天赋，这种表现可能被视为鲁莽，是对他所面对力量的一种愚蠢蔑视。然而，阿克维瓦天生具有强大的个人魅力。他的心胸原则上比与之交往过的任何人更为宽广，无论是教宗、皇帝还是主教。当有人告诉他，教宗格列高里十三世对他这位新任总会长如此年轻（“他还不到四十岁”）且经历修会宗教生活的时间如此之短（他进入耶稣会只有十四年）感到惊讶时，据说是为了让教宗知道，他回答说：他已经知道这是一个缺陷；但他承诺 “即使在他睡着的时候 ”也会努力弥补这个缺陷。一个人必须对自己非常有自信，才能向尊高的教宗做出这样的答复。

他的耶稣会同事们充分认识到他的影响力，甚至在总会召开时，他们也自愿追随他的领导。选举他为总会长的总会还颁布了法令，规定在正常情况下，由总会长负责解释《宪章》文本中的涵义，这无疑是对阿克维瓦的信任投票。

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在八任罗马教宗的时期内，阿克维瓦加强了整个修会的服从性和内部凝聚力。他建立了一个定期报告制度，由所有修士向总会长办公室提交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修士个人、修士的成就和不足以及修会的工作。此外，他还明确了耶稣会士的特点，为正在接受培训的新成员及其教授其他人的学校和学院制定统一课程。¹

注¹：

该计划在历史上被称为《Ratio Institutioque Studiorum》或更简单地称为《Ratio Studiorum》。它共有三个版本（1586年、1591年和1599年）。

到1594年，阿克维瓦的另一个理念被正式采纳为修会法规：圣多玛斯·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应成为耶稣会神学与哲学的主要来源。耶稣会教育的目标在于展示科学数据与自然研究如何能够与信仰的数据相协调；必须为积极的研究提供充分的机会。与此同时，阿夸维瓦还通过向非耶稣会士（包括神职人员和平信徒）推广依纳爵的《神操》，使非耶稣会士得以参与。这种努力反过来又使耶稣会士在其宗教实践中变得更加熟练，更加细致地塑造耶稣会士的品格，并更易于被识别。由此，耶稣会形成了一整套虔诚实践和敬虔的传统。

阿克维瓦的严格管理和严谨措施验证了依纳爵最初观点的正确性：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将成千上万的人团结在共同的心愿与目标之中；如果一个人能够为他们提供工作地点和类型所需的纪律、培训、指导方针及支持，那么可实现的成就几乎没有限制。当他成为总会长时，他的办公室已配备助理负责所有准备工作，使他能够专注于更高层次的问题。他们取得了显著成功。

在他的任期内，耶稣会成员人数从1581年的5000多名增长至1615年的13000多名。仅在1600年至1615年间，耶稣会士便增加了5000人，他们活跃于整个欧洲、部分非洲国家以及中东地区。此外，他们还在加拿大、巴拉圭和日本开展任务，并拥有370所学校和学院，33个会省，120个耶稣会会院，以及550个社区。

耶稣会士认为阿克维瓦（Aquaviva）时期是他们的黄金时代，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物：圣人如罗伯特·贝拉尔米诺（Roberto  Bellarmino）、彼得·卡尼西奥（Pietro Canisio）、路易斯·贡萨加（Luis Gonzaga）、佩德罗·克拉韦尔（Pedro Claver）和阿方索·罗德里格斯（Alfonso Rodríguez）；著名学者如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Francisco Suárez）、路易斯·莫利纳（Luis de Molina）、莱修斯（Lessius）和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Francisco de Toledo）；以及著名的神修作家如阿尔瓦雷斯·德·帕斯（Álvarez de Paz）、路易斯·德拉·普恩特（Luis de la Puente）和安托万·勒高迪耶（Antoine Le Gaudier）。这些人物都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事业的巅峰。这些名字今天可能不太熟悉，但在当时却非常重要。

克劳迪奥・阿克维瓦（Claudio Acquaviva）可以说是自依纳爵于 1556 年逝世后管理耶稣会的 27 位总会长中的佼佼者，在系统的服从方面，在勾勒耶稣会特质的教规方面，在调和宗教信仰与科学的思想方面，在发展大众虔诚的模式方面，以及在直接和服从地为罗马教廷服务方面，他都胜过任何其他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耶稣会的第二位创始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和美洲的每个国家都感受到耶稣会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成为其领导人和人民观点及表达方式的重要基础。通过依纳爵所构想并由阿克维瓦巩固的耶稣会特质，耶稣会士作为个人，以及该修会作为一个机构，在他们所服务的民众眼中获得了明确而独特的身份。

凭借缓慢、持续且统一的培训节奏，以及不断深入研究的传统、对教育事业的不懈热忱、通过行之有效的方法塑造品格、信仰上的正统性以及生活方式与实践的一致性，耶稣会不仅培养了神父和神学家，还在精神（有时也包括政治）上引导了王子和国王、君主及其伴侣，各级政治领袖，自然还有主教和教宗。

这种特质体现在耶稣会士扮演的多重角色中，也就是他们所承担的不同行业：耶稣会教授、耶稣会忏悔者、耶稣会科学家、耶稣会神学家、耶稣会人文主义者、耶稣会传教士、耶稣会讲道者、耶稣会作家、耶稣会特使以及耶稣会灵修神师²等。然而，尽管这些角色各异，其核心特征却是对耶稣基督——那位历史中的纳匝肋人的——深切奉献。祂曾生活过，然后死去，并从死者中复活；如今，祂永远活着，是所有人的救主与天主，而祂在世间则由一位现任罗马主教，即天主教会的教宗来代表。

注²：

他们的许多敌人指责耶稣会士扮演其他角色:阴谋家、革命者、理性主义者等等。

耶稣会这种存在方式的核心特质直接源于依纳爵的个人灵修和教导。

每位加入耶稣会的成员都坚信，自己是被耶稣亲自召唤成为祂的同伴之一。由此产生了耶稣会特有的严格个人主义特征：召唤是直接针对我个人的；我的回应是对耶稣本人的。我向耶稣说“是”。基于这一承诺，我被接纳为他的同伴，并加入了那些已经与祂紧密相连的人——在时间与空间中参与祂救世主使命的亲密伙伴，包括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以及后来加入的我的耶稣会兄弟。

耶稣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响应这一圣召，同时也是为了将这一圣召与其他圣召区分开来，比如，与普通基督徒在普通人的职业中获得救恩的圣召区分开来；与修士或修女在封闭的修道院中生活的圣召区分开来；与二十世纪 “重生的基督徒 ”所感受到的圣召区分开来。

这种圣召也不同于当今许多人所接受的，包括一些耶稣会士，他们声称只相信所谓“信仰中的耶稣”，并宣称我们永远与“历史中的耶稣”和“纳匝肋的耶稣”隔绝。依纳爵和整个耶稣会传统都会将这种信仰声明视为：一种轻视淡化耶稣的语义诡计与伎俩。

这种奉献是献给基督的。我与祂之间有着可靠而直接的沟通。

作为一名耶稣会士，我回应并向耶稣作出个人肯定和承诺，能够通过上级会长被聆听和服从。其中每一位上级都依据自身的个人使命，以我所回应的那位耶稣的声音和权威发表言论。首位且地位最高的上级是基督在世间唯一的代表——即教宗。位列第二的上级是整个修会，体现在同伴之中，并在总会上拥有话语权，总会的决定对所有耶稣会士而言具有最终的权威性和约束力。

然后是小修院院长，整个修会的总会长，我所在的会省的省会长，我被指派到的那所修院的院长，以及修院里的每一位小院长，从为我安排任务的人，到负责为我洗衣服的“终身修士”。一位恼怒的神父对一个傲慢的学生说道：“也许我来这儿只是为了在你早餐时分发香肠，晚餐时分配忏悔，但看在天主的份上，你得把香肠和忏悔都接受下来，就如同它们来自基督之手！” 在恼怒的同时，这位神父会长可笑而又准确地概括了耶稣会士的最终和具体特征³。

注³：

“部长”是负责一所耶稣会会院中公共纪律、财务和生活条件的上级的名字。对于违反公共行为规范的人，处罚措施是在修会成员面前跪在低矮的桌子旁进食，而其他成员则坐在常规餐桌上用餐。

使我成为耶稣会士的最后一条规定，即我对耶稣的承诺和我与祂的同伴们的关系，引领我加入了耶稣会，耶稣会的任务告诉我，要加入耶稣会，我必须得到耶稣的召唤，并在修会中与祂相遇。

耶稣会的第二个要求是，我和我的同伴们必须尽可能深入地掌握最新的有效工具和方法，这些工具和方法不仅要符合我们的才能，还要能够帮助我们引导周围的世界，使更多人产生对耶稣的个人奉献。

耶稣会的第二项使命告诉我，我必须与我的同伴们一起，要尽可能深入地掌握那些不仅有效而且契合我自身才能的方法，以此使整个世界，使我们周围的所有人，都能秉持对耶稣奉献个人的相同立场。我像耶稣的其他同伴一样，希望所有的人都向祂臣服，并向祂献上自己的思想、心灵和意志，这种光荣对祂来说既是个人的，也是公开的。任何第二名或次等的都不行。仅有部分成果是远远不够的;结果还不够好。

在耶稣会中，正如哲学家所说，至善乃是善的对立面。耶稣的光荣必须比人们满足于自己和虚荣心的普通光荣更大，甚至比别人赋予耶稣的光荣更大。正如依纳爵神父教导我们的那样，为主耶稣更大的光荣是我作为耶稣会士所渴望的。

换句话说，在这个组织严密、人员集中的团体的多重复杂机制中，耶稣会的特征是依纳爵个人特征的集体体现，这个前贵族骑士因耶稣的恩宠而转变为圣人依纳爵。

依纳爵在罗马圣玛丽亚德拉斯特拉达小教堂前的那三间石屋里工作的这些年里，那句铿锵有力的话一直在他的思想和意志中燃烧：“为了上主更大的光荣”。

在依纳爵之前或之后，从未有哪位组织的创始人能够成功地将个人特质体现在一群来自众多不同国家、处于不断变化且充满变革的文明时代的人身上，以及这个多样且多元的群体中的每一位成员身上。

就像那个被称为 “我们的父亲 ”的名字一样，每一位耶稣会士都努力奋斗，并在一生中被敦促深化自己与永生耶稣的个人关系，通过祈祷和虔诚与艰苦不懈的工作交织在一起而不断升华，就像诗人耶稣会士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所赞颂的那样：“髑髅地的英雄……基督，国王，首领……耶稣，心灵的喜悦，童贞之子……慈悲之主基督。”

正如依纳爵在世时一样，这种爱是极具个人色彩的。这就是耶稣——降生成人的天主——应当被爱。每一位耶稣会士都渴望怀着崇敬之情亲吻耶稣的五处神圣的伤口；抚慰祂那颗神人合一的圣心；为祂和祂的爱在不信者、不虔敬者手中遭受的侮辱和拒绝做出个人的赔补；完全接受祂是世界的救主。

为此，仅仅遵守天主的律法，做一个顺从天主的灵魂是不够的，这是作为人的起码条件。例如，考虑到圣洁贫穷的誓言，作为耶稣会士，如果我对世间的权力、享乐和财产漠不关心、保持中立，甚至不在乎自己是否拥有这些东西，那是不够的。佛教僧侣、印度教斯瓦米、穆斯林苏菲以及其他许多人都能做到这种“超脱”。正如霍普金斯所写，我的耶稣会希望 “将自己心灵的镜子置于基督身上，从而愈发多地描绘出他那可爱的肖像”⁴。

注⁴：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片段》, 第 113 页，罗伯特·布里奇斯1948版(第三版英文)。牛津大学出版社。

理想的状态是，为了完全相似我所热爱的主耶稣，作为耶稣会士，我期望自己与祂完全相似。作为耶稣会士，我宁愿，而且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会选择被人羞辱、被人指责，却没有做任何该被指责的事；被人认为是卑贱的，在世人眼中像个愚人，像个无用之人，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我的主耶稣正是以这种方式将我和世界上所有的男男女女从永远的诅咒中拯救了出来的。

“被人轻视与摒弃......被人驱逐......”这是圣保禄表达的理想方式。与祂完全相似，这是我唯一的动机，为什么呢？因为我爱祂。

因为祂就是那样的人。爱情总是让人渴望像自己所爱的人一样。

然而，对我来说，即使像祂一样似乎也不够。作为一名耶稣会士，我想滋养一种日益增长的愿望，那就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见到祂。

我亲吻自己的手，

在孤零零的星辰之下；

星光——他于其外漂游……

我亲吻自己的手，

朝着被胭脂染红的西方。

尽管他身处世界的辉煌与奇妙之中，

他的神秘定要一再强调。

在与他相逢的日子里，我向他问好，

当我领悟时，我为你祝福。⁵

注⁵：

霍普金斯，《德国的沉没》，5章。

这些话语并非动听，而是庄重严肃的，不管是对于写下它们的耶稣会士，还是任何一位耶稣会士；它们表达了其生活的真正核心，无论其才能与工作如何。修会的每一位成员皆心怀着炽热的渴望，在整个宇宙中探寻天主及天主之手的任何踪迹。在那里，祂——这位工作着的天主——中世纪神秘主义中的神（deus faber），始终在创造、守护与更新。

如同依纳爵一般，作为一名耶稣会士，我期望增进对作为工作之神的耶稣的热爱。于我而言，单单感激祂赐予我、我自身以及我的世界的礼物，是远远不够的。当然，我在所有事物中都能看到天主在行动……在滋养生命的循环里，让人类与自然万物充满生机、美化、清新宜人。总而言之，这便是我于万事万物中感知天主的方式。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用我的心灵和整个生命去努力攀登爱的顶峰，在那里我能够看到天主创造的万物；将它们视为天主德能和美的彰显，恰似阳光自太阳倾泻而下，恰似泉水自泉眼喷薄而出。从这一视角出发，世间万物无不在其视野之中……老虎那令人敬畏的对称之美，小猪尾巴那优雅的曲线，各种气味、色彩与味道，山顶那可闻的寂静，舞者勾勒的图画，嬉戏孩童的欢笑声，鸟儿的吟唱，乃至微小昆虫的奔忙。

当目睹天主的一切，包括祂的存在及其美丽时，肉眼中束缚我的鳞片便会脱落。柔和而不可抗拒地，一切都将融入其中；尘世的尘埃和灰烬，无论是祂的还是我的，都将在祂无瑕的光辉中消融，在祂永恒的存在与美丽中得到净化。

虽然这就是全部意义所在，但我仍然不会成为耶稣会士。事实上，我或许可以成为一名完美的隐修院修士，在孤独中培养与耶稣的个人联系。

但作为一名耶稣会士，我必须按照依纳爵的意愿，成为一名以默观为基础的行动者，一名致力于行动的默观者。依纳爵认为，每个耶稣会士都理所当然地希望在万事万物中寻找天主的踪迹，因此他拒绝为每日的祈祷设定特定的时间。他说，他的耶稣会士们会整天不断地祈祷。他要求每个人每天中午和晚上暂停两次，以检查自己的良心。他要求他们在工作中实现切实而具体的目标：成为尽职尽责的活动家、作家，同时保持内心的愿景不变，决不让它偏离独自默观的幸福。

当这一切融入我作为耶稣会士的日常生活时，我会愈发清晰地看到，耶稣本人——身为世人亦是神，因着祂自身那不可言喻的光荣，将生活中的一切予以圣化。尽管在我的天地间存在着一切美好之物，但我会凭借对这光荣的爱被上主吸纳。故而，每位耶稣会士生活的主题皆为奉献给基督的光荣，并依照依纳爵钟爱的祈祷来降服自我。

主啊，在此，请接纳

我全部的自由，我的记忆，我的理智，

以及我所有的意志……

我所拥有的一切。

这皆是您赐予我的。

主啊，我将这一切归还于您。

这一切皆归您所有。

依照您的旨意处置吧。

请赐予我您的爱与恩宠。

它们于我便已足够。

对于耶稣会及其耶稣会士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在其悠久历史的早期，这种以耶稣为导向的精神和观念很快便获得了来自天堂的确认，事实上，这相当于从天堂向耶稣会士发出的委托。只有天主教会无懈可击的权威才能保证这种委托的真实性。

此乃由探访会的玛格丽塔·玛丽亚·德·阿拉科克（Marguerite Marie d'Alacoque）修女所带来。在法国的帕雷-勒-莫尼亚尔（Paray-le-

Monial）修道院，约在 1670 年她开始接受特殊的神视。这在教会历史上属于相对罕见的情形之一，罗马的权威机构证实了针对个人的启示的真实性。

这些私人启示的重点是耶稣对人类的爱情，以及这伟大的爱被人类所忽视的情形。作为这爱情的象征，耶稣的圣心总是鲜活地展现给修女。另外，在这些私人启示中，天主一直要求她以这个象征来推广对耶稣圣心的特别奉献，以便信徒能够通过自己对耶稣圣心的敬礼，来为人类对耶稣的拒绝和忘恩负义进行补赎。

1675 年，时年 34 岁的年轻耶稣会士克劳德·拉·科隆比尔神父被派往帕雷-勒-莫尼亚尔（Paray-le-Monial）修道院担任司铎，此事绝非单纯的巧合。他在那里仅停留了 18 个月；就在那时，修女向他传达了自己的私人启示，而他也拥有了能予以证实的个人启示。在他于 1681 年 41 岁去世前的 6 年时间里，他成功地将天主的旨意传达给了他的上级；并通过他们传达给了罗马教廷，罗马教廷接受了修女的陈述和克劳德·拉·科隆比尔神父的证词，并为普世教会设立了一个一年一度的节日，奉献特别的弥撒以及供神父们使用的特殊祈祷礼仪。

从这两个默默无闻的人的简单举动中⁶，产生了一种新的奉献精神和神学思想，即关乎耶稣的人格和祂以无限慈爱将人类从因罪恶而导致的丧亡中拯救出来。从十八世纪末罗马教廷认可阿拉科克个人启示的真实性⁷那一刻起，耶稣会士便正式且满怀热忱地承担起了传播这一奉献的使命。没有任何一种形象能像耶稣圣心一样，能对普通信徒的虔诚与奉献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也没有任何一种苦行式的奉献像对圣心的奉献那样，被视作典型的耶稣会式奉献，耶稣圣心是耶稣会士个人圣洁理想的完美象征。

注⁶：

顺便提及，玛格丽特·玛丽亚·德·阿拉科克（Marguerite María de Alacoque）和克洛德·拉 Colombiére（Claude La Colombiére）都有两个非常常见的姓氏，都是以鸟类的名字命名的。

注⁷：

从那时起，数十位教宗都曾赞助过这一虔诚的奉献活动。1872 年，耶稣会总会长彼得·贝克克斯神父（Peter Beckx）将耶稣会本身奉献给耶稣圣心，在其任职总会长的 34 年间，耶稣会的队伍从 5000 人增加到 12000 人，这一显著增长并未让任何耶稣会士感到意外。

耶稣会刻意培养了一种特定的品格特征，即对耶稣的个人奉献，尤其是在耶稣圣心的形象下。这种奉献在耶稣会成员中得到推广，并通过他们遍布全球的工作以各种方式、不同的人才、技术和成果得以实现。这解释了过去许多人对耶稣会士的好奇观察：他们表现出高度张扬的个人主义，同时又具有一种奇特而引人注目的凝聚力，使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显得格外独特。

开启这一共同身份迷宫的关键在于这一特定的特征：耶稣对每个人发出的个人召唤，要求他们尽其所能地服务。这种召唤是在耶稣会内部进行的，每个成员都受到同样的奉献精神的激励，并通过各级上级（有时温和，有时严厉）的声音传达指令。从神的口到每个耶稣会士的耳中，这种召唤贯穿始终。

对于政府顾问、教廷特使以及安第斯山脉的教区神父，情况都是如此。不论是耐心的大学或学院教授、居住在都柏林或者是孟买贫民窟的常驻神父，还是原子实验室做研究的科学家也是如此。对于每一位独自留在加德满都的“先行者”“坚强者”来说，都是如此，他们或是沉默的目击者，或是孤立无援者，又或是与泰国边境难民营中的难民一样过着艰难的生活。

在为天主的光荣服务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耶稣会士都是平等的，至少在人们的眼中是如此。但对一切光荣的认识，以及服从的凝聚力，使每个人都保持在自己的位置上，心满意足、积极进取。

尽管他们遭受了种种诽谤和中伤，也未受个别耶稣会士因这样或那样的缘由所犯错误的影响，修会的声誉以及耶稣会的特质依旧稳固。即便是反对教权且在其生命中多数糟糕时刻持不可知论的伏尔泰，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克莱蒙特学校教导他的耶稣会士“将每天的每一个小时都奉献给我们的教育以及践行他们严格的誓言。作为佐证，我援引成千上万如我一般受其教诲之人的证词。”

诗人兼政治家阿方斯·拉马丁（Alphonse Lamartine）也曾在巴利学院（Balley College）与耶稣会士一同学习，他写道：“我在那里了解到，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鼓励....，可以使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让宗教和责任变得有吸引力，同时激发我们对天主的爱......他们一开始就让我感到喜悦，很快就会让我变得优秀......”。

外交大师塔列朗总结了耶稣会士的优点：“无论人们是否同意他们的观点，每个人都能在耶稣会士身上发现珍贵的理性。他们严谨有度，放松有度，道德高尚，待人友善，甚至对教廷的忠诚也是有理有据的。他们总是充满理性”。

从历史上来看，在耶稣会存在的前三百年期间，耶稣会的理想被成千上万的耶稣会士切实地发展并践行。我们所探讨的是耶稣会士对教廷服从的真实性，以及耶稣会士在一切事情上都要像耶稣一样的抱负的真实性，特别是耶稣为了将人类从罪恶及其后果中拯救出来而甘愿忍受的羞辱、诬蔑、对正义的粗暴践踏和曲解，这些都是耶稣受难的一部分。

有两个重要事件尤其让人确信其真实性。其一，是十七和十八世纪

耶稣会对中国的影响。其二，是教宗取缔耶稣会。总体而言，最引人瞩目的当属耶稣会以基督般的谦卑和希望所展现出的服从与坚韧。在这两起件事中承受创伤的耶稣会士，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英雄。

到十七世纪末期，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在改变中国皇帝、权臣和贵族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他们还创建了一个拥有数百万成员的教会。

耶稣会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装备和时间进入中国，是他们基于对主导远东的地缘政治力量的认识而深思熟虑的举动。中国被称为 “中央帝国”，它为日本、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西藏的文化和权力奠定了基础。中央帝国的文化和皇权如此受人尊重，整个远东地区的 “华侨 ”人口在经济上又如此受人重视，以至于北京朝廷及其附属民族的转变必然在整个地区产生连锁影响。耶稣会首位赴日传教士方济各·哈维尔（Francis Xavier）从他的日本向导中了解到了这一点；但他死前一直在等待进入中央帝国的机会。中国是他的收获，直至今日依然如此。

耶稣会士在中国发展期间所做的一项调整涉及中国的皇帝、孔子和祖先的礼仪或仪式。以前的传教士将其斥为异教，与基督教不可调和。耶稣会士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这些仪式被西方人误解了，原因是西方人无法准确理解中文。耶稣会士对所有用于书写他们所认为的“崇拜”和“仪式”的表意文字的构成及意义进行了分析。耶稣会的反对者似乎从未理解过这一论点。

此外，耶稣会士还在继续抗争。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口头和书面语言，他们说这些仪式丝毫没有把皇帝、孔子或祖先尊为神灵来崇拜，而仅仅是把他们尊为皇帝、圣人孔子和祖先来尊崇。如果禁止这些仪式，中国人永远不会接受基督教。此外，耶稣会士认为，如果基督教能够吸收这些内容，那么整个中国都将会跟随皇帝皈依教会。

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这场争论一直持续不断，双方都是善良、热心以及自私、无知的人。耶稣会士在罗马开展的支持礼仪的活动，与教廷中反对礼仪的反间计和官僚间的勾心斗角不相上下。最后，教宗克莱孟十一世于 1704 年和 1715 年禁止了这种仪式，教宗本笃十四世也于 1742 年禁止了这种仪式。

其直接且影响深远的结果在于，中国错失了全国开放并皈依天主教的绝佳契机，整个远东地区也由此与教会失之交臂。随之而来的是血腥的迫害，中国的天主教信众数量大幅减少。然而，一旦教宗的指令下达，耶稣会士便予以服从，其中有些仅仅是执行层面的服从，多数是出于意志的服从，还有些肯定是基于理解的服从。这种服从致使许多人丧失了生命。

事实已然证明，教宗的这一决定是错误的。在近两个世纪后的 1939 年，教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批准了一项罗马法令，准许天主教徒参与这些仪式。1939 年被允许的事项，早在 1704 年就理应被宣告许可。然而对于耶稣会士而言，服从教宗的“重要性”乃是决定性的因素。服从并未给他们带来世俗的利益，因为他们的敌人，一旦知晓了耶稣会士的血性，只会激发他们对于本世纪后续将会发生的屠杀的欲望。但对于耶稣会士来说，这确保了实质性的重要意义。归根结底，最为重要的是：耶稣会必须忠于其对教宗的服从，在遭受错误和不公正的指责时也能忍耐，正如基督那般。

证明耶稣会特质的第二件事是教宗克莱孟十四世正式取缔耶稣会。回首往事，当今的历史学家几乎不难将事件中的显著事实与依旧模糊不清、似乎存在问题的事实区分开来。

毫无疑问，从地球上永远抹去耶稣会的冲动和决心，在罗马教廷的权贵中得到了非常有力的支持和拥护；然而，直接的、不可抗拒的反耶稣会的推动力直接来自非神职人员，即耶稣会的世俗敌人，而且事实证明，这种反耶稣会的运动是成功的。

正面攻击者乃是波旁王室成员，他们都是天主教徒，占据着西班牙、法国、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的王位。葡萄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与波旁王朝平起平坐，因为他们害怕被排除在王室婚姻之外。这些联姻的夫妇当中的佼佼者就是波旁王朝或波旁王朝的附庸者。在如今这个由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构成的世界里，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十八世纪那个遥远的世界所发生的这般情形。但是，世界财富、权力和文化的中心就在基督教欧洲这个古老的家园里，就在那些由 “波旁兄弟家族 ”统治的地区。

同样真实的历史是，“家族 ”达成了所谓的 “契约”：他们之间达成协议，在影响到他们所有人的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他们说，由于某种原因，耶稣会的存在对他们所有人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他们必须摆脱它。全面取缔耶稣会给 “家族 ”带来的经济或财政收益微乎其微。这种镇压也不会带来任何重大的政治利益。我们只能将某种意识形态的胜利作为 “家族 ”决心铲除耶稣会的动因。

除非我们承认对罗马天主教会及其当时的主要捍卫者和堡垒——耶稣会——存在着某种深仇大恨，否则这些敌人如此决绝的原因是令人诧异的。而这种敌意只能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

最后一个依旧是历史谜团的因素由欧洲共济会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背景下所提供。在那个时期，最有权势的政治家必然属于共济会。的确，波旁王朝的主要顾问均为共济会的忠实成员。

庞巴尔侯爵（译注：Marquis de Pombal 在1750年至1777年期间担任葡萄牙首相），是波尔瓜尔的皇家顾问；阿兰达伯爵，曾于西班牙担任相同职务；法国的蒂洛部长和舒瓦苏尔公爵；冯·考尼茨王子、杰拉德和斯维滕身处奥地利玛丽亚·特蕾莎·哈布斯堡的宫廷。

这些名字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已毫无意义，但他们仍光荣地被列入共济会会员名单。他们每个人在政府中均身负信任与责任，且每个人都公开期望耶稣会覆灭。

他们将耶稣会士视作“共济会的公敌”“宽容最狡黠的敌人”以及“自由最大的腐化者”。他们对耶稣会士的仇恨强烈，就言语而论，是高尚的：“我知晓他们（耶稣会士）所付出的努力——舒瓦苏尔写给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他们在地球表面散播黑暗，以及从菲尼斯特雷角到北海掌控并搅乱欧洲。”

在耶稣会遭到取缔前的最后数年里，最大的悲剧源自耶稣会士自身。从当时的信件和文件能够清晰地看出，他们知晓是谁在试图将他们置于死地。

毫无疑问，罗马教廷将欧洲共济会视为死敌是正确的。到 1735 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欧洲主要的共济会都公开反对教廷的中央管辖权和天主教教义。

从十八世纪下半叶起，共济会的总体目标就建立在天主教无法接受的几个前提之上：耶稣并非天主；没有天堂和地狱；没有三位一体的天主，只有伟大的宇宙设计师，他本人与宇宙融为一体；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命是自我完善的。摧毁人类文化、败坏文明的是罗马教会自诩的权威。

共济会从一个基督教信徒团体转变为一个坚决反对欧洲古老信仰的组织，主要是因为新一轮的科学发现浪潮。在这个 “启蒙时代”，人们得出结论认为，人类的智慧是无止境的，不再需要启示，只有人类的探索研究才是人类幸福的必要条件。

一群才华卓越的思想家和颇具能力的作家现身，宣扬此种新思想，如拉·梅特里、狄德罗、达朗贝尔、孟德斯鸠、赫尔维修、拉·查洛泰、伏尔泰、霍尔巴赫男爵。启蒙运动席卷了高雅的沙龙、皇室聚会、政治集会以及大学的课程。

天主教会、罗马教廷和耶稣会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启蒙运动的三大障碍。

为此，克莱门特十二世（1730-1740 年）谴责共济会与天主教不相容，并将所有加入共济会的天主教徒逐出教会。直到最近的 1984 年春天，罗马教廷仍一再坚持这一谴责。如果有人否认，那些与波旁王朝密切接触的顾问对共济会的狂热并非旨在通过镇压教廷最有力的武器——耶稣会——来摧毁教会，那将是荒谬的。

因此，铲除耶稣会的意识缘由清晰可见。毋庸置疑，这是一场深重的阴谋，共济会成员暗中宣誓要瓦解耶稣会。所有这些启蒙运动的领袖均为共济会成员，他们也是政治、金融、文学和社会领域的杰出人士。不管是在巴黎名为“九姐妹”的共济会会所，还是马德里的“十字剑”共济会会所，抑或是官方晚宴或金融聚会中，他们都如同“金字塔兄弟”一般想法一致。庞巴尔兄弟、舒瓦苏尔兄弟、考尼茨兄弟，彼此之间以及和其他兄弟传递信息，传达了要通过耶稣会向教廷发起攻击。

耶稣会士对正在发生的事洞若观火，他们在已然开始针对其修会的飓风中嗅到了即将来临的灭顶之灾。1758 年 5 月 9 日至 6 月 18 日，耶稣会领袖在罗马举行会议时发表的官方声明表明，当时的耶稣会士已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致命威胁：“如果天主允许我们成为逆境的牺牲品，那么只要耶稣会能以开放的灵魂和真诚的心向祂求助，就不需要其他的活力源泉了。 ”

透过这些话语，能够听到古老的耶稣会发出的声音，其反复强调着耶稣会的基本主题：顺服与服从，接受诽谤与不幸，以及耶稣会与天主之间的个人关系。

在葡萄牙，庞巴尔开启了对耶稣会的破坏进程。1759 年至 1761 年间，所有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及其海外领地的成员均遭逮捕，被带至皇家海军的舰船之上，随后被安置在意大利教宗国的海滩。耶稣会的财产，包括房屋、教堂、学院等，均被没收。

法国共济会的时机来临了。耶稣会在战术判断上的一个严重失误，给他们所警惕的敌人提供了一直在寻找的机会，那就是拉·瓦莱特案件的处理。

拉·瓦莱特神父（Father La Valette）是马提尼克岛耶稣会传教团的团长。为了获得传教所需的资金，拉·瓦莱特神父利用商业信贷发展了大量的商业活动。拉瓦莱特这样做违反了耶稣会的明文规定。早在 1751 年，耶稣会的上司就重申禁止耶稣会士以商人或合伙人身份从事任何商业活动。这一禁令是依纳爵本人规定的。

有一天，拉·瓦莱特神父无力偿还信贷机构的债务，尤其是马赛的一家商业公司，他欠这家商业公司的债务高达 250 万法郎。法国省会长兼总会长老楞佐·里奇（Lorenzo Ricci）拒绝偿还拉·瓦莱特的债务，声称他违反了修会的规定，因此修会不承担责任。

这是一种错误的决定。该商业公司将耶稣会告上法庭，法院做出了有利于该公司的判决。耶稣会依据自身权利向法国议会提出上诉。

这是第二个严重错误。议会不但在拉·瓦莱特案中作出了对耶稣会不利的裁决，而且于 1762 年 8 月 6 日提议并决定，耶稣会因与国家利益相悖，必须被逐出法国。显然，在这一决策中发挥作用的因素远不止拉·瓦莱特。这项决定得到了路易十五国王的同意，尤其是据说是因为他的情人蓬帕杜侯爵夫人被路易十五的告解神师佩鲁索神父拒绝领受圣体，而她永远无法原谅这一侮辱她名誉的行为。正是蓬帕杜夫人打消了路易最后的顾虑，使其签署了这份文件。议会的法令具备了法律效力。耶稣会士关闭了他们所有的学校、房屋和教堂。其中一些人秘密留在了法国，其他人则流亡海外。

不久之后，波旁王朝统治下的那不勒斯和帕尔马也予以效仿，之后奥地利也步其后尘。他们均驱逐了耶稣会士，并没收了其财产。如今，仅剩下教宗来清算该组织。1769 年，当召开枢机主教会议以选举新教宗时，波旁“家族”明确表态，他们仅会接受承诺铲除耶稣会的人选为教宗。

枢机主教老楞佐·甘加内利（Lorenzo Ganganelli）向国王的使节们作出了这方面的保证。他最终当选为教宗，即克莱孟十四世（Clemente XIV）。

其后，他直接承受了要求其履行承诺的压力，以此作为获得波旁王朝支持他当选的条件。他最终同意了，于1772年关闭了罗马的耶稣会神学院，随后又关闭了教宗国的所有耶稣会会院和教堂。最后，1773 年 7 月 21 日，他发布了一份名为 《Dominas ac Redemptor 》的宗座文件，彻底取缔了耶稣会。“耶稣会已无法再结出那些丰硕的果实和显著的益处，而这正是它成立的初衷。”“只要耶稣会继续存在，就根本不可能在教会内部维持真正且持久的和平……因此，我们特此取缔耶稣会”。

对于教宗法令的服从是毋庸置疑的。简单的服从执行是凭借武力强行施加的。然而，耶稣会士并未实行意志服从。他们接受了压制，即便在这种艰难处境中，依然忠实于耶稣会的特质，无意继续作为一个名为“耶稣会”的修会组织存在。分散在欧洲的耶稣会士组成了一些新修会，如耶稣圣心修会、信仰之父修会、耶稣信仰修会等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前耶稣会士也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团体。

两位统治者，即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和普鲁士的腓特烈，拒绝推行教宗的法令。由此，从法律和教规层面来看，耶稣会在这两个国家均未被取缔。当地的耶稣会士汇聚一处，形成了一个核心，并推举了一位临时的总会长，即立陶宛神父斯坦尼斯瓦夫·切尔涅维奇（Stanislaw Czerniewicz）。当教宗克莱孟十四世（Papa Clemente XIV ）在耶稣会被取缔一年后离世时⁸，切尔涅维奇致信其继任者教宗庇护六世（Papa Pío VI ），询问自己应当如何行事。

注⁸：

就在1774年9月22日的同一天，当时的前总会长洛伦佐·里奇和他的耶稣会同僚们被囚禁在罗马圣天使城堡的教廷地牢里。

庇护六世的态度成谜；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对切尔涅维奇予以鼓励，并表示自己期望“正如我所预料以及您所期望的那样，您祈祷的结果将会是美满的”。这显然暗示着耶稣会即将恢复。

1782 年至 1805 年间，俄国的耶稣会士共召开过五次临时总会。每次他们都会选出一位新的总会长，由总会授权其担任会长，直到耶稣会得以“全面恢复”。恢复的工作很快得以完成。1801 年，教宗庇护七世（Papa Pío VII ）任命当时的总主教、立陶宛人弗朗西斯科·卡鲁（Franciszek Kareu）为耶稣会总会长。在波兰流亡的会长塔德乌斯·布佐佐斯基神父（Tadeusz Brzozowski）在流亡期间，设立了俄罗斯和意大利两个官方会省。最后，1814 年 8 月 7 日，教宗庇护七世正式恢复耶稣会在普世教会中的地位。塔德乌斯·布佐佐斯基神父担任总会长一职；但由于他无法离开俄国领土，他在罗马的代表由总主教马里亚诺·佩特鲁奇（Mariano Petrucci）担任。

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耶稣会几乎恢复了昔日的面貌。所有取缔前的元素都被重新引入：《依纳爵宪章》，一套共同的规则；使用正式的初修院和独立的修会预备院；实践和使用《神操》；官方认可耶稣会最初的奉献和虔敬——耶稣圣心；使用旧式《教育章程》（Ratio Studiorum）的改进形式。耶稣会学院和大学相继成立。耶稣会会士人数从 1814 年的几百人逐渐增加到 1830 年的几千人，1850 年超过五千二百人，1880 年达到近一万两千人。

耶稣会的传统特质得以重新确立，尤其是在1835年至1887年期间掌管耶稣会的比利时人彼得·贝克克斯（Pieter Beckx），他将自己的这一作为视作其治理耶稣会31年历程中的巅峰与核心。1872年6月9日，他庄重地将耶稣会作为整体奉献给了耶稣圣心。这为古典耶稣会的特质注入了新的活力，彰显了他个人对耶稣的敬爱之情。在各省，耶稣会士为致力于耶稣会奉献的平信徒建立了一系列组织；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也源源不断。贝克克斯及其继任者们始终强调这种奉献对于耶稣会士的重要性。1884年，因健康原因，贝克克斯长时间退休（他又活了8年，直至97岁高龄），他回忆着在罗马格苏（Gesu）教堂举行的那场祝圣仪式。

随着这种珍贵的耶稣会特质的复兴，对天主教教义的正统性不可避免地得到了强调。这一点，再加上对教宗的忠诚，成为了上级关注的主要问题。从那次压迫中所吸取的最为重要的教训在于，如果没有罗马教廷的坚决支持，无论多么忠诚的服务，都无法将修会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波旁王朝和共济会都是他们的敌人；但反对最为激烈的却是罗马的世俗官僚；毕竟，是一位教宗认定耶稣会对教宗和罗马教廷构成了威胁。

因此，正统思想乃是获得更大安全性的关键所在。不仅是圣多玛斯·阿奎那的古典正统，更是教廷罗马主义的发展正统。就这一方面而言，圣多玛斯的神学与哲学被宣告成为耶稣会的官方教义。但最为重要的是，在整个修会内传播开来的口号是全新强调，即耶稣会是教宗和罗马教廷的一个温顺且高效的工具。修会成员必须是杰出的“极端分子”（ultramontans）。这应当成为其作为个人和修会的旗帜与光荣。这种影响深远的罗马主义为耶稣会的复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十九世纪的情形仿佛是为了允许最后的强调而量身定制，即罗马主义那增添耶稣会精神的最后一个优雅音符。1869 年，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确定了教宗的绝对无误性，并宣称，作为一种信仰的教义，基督在世上的代表必须与一个独特的地理位置——罗马联系在一起。完全的罗马主义涵盖了这个被称作“罗马事实”的内容，它与教宗的无误性以及他相对于任何主教，乃至所有主教的至高无上和优越性联系在一起。在拥护这种罗马等级结构中，耶稣会士成为了佼佼者。

十九世纪，这种被强化的罗马主义的最大敌人是自称为现代主义者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归根结底，他们的基本原则是教会及其传达的信息永远需要与时俱进。否则教会如何被理解和接受？他们宣称，需要在古老的福音与人们不断变化的思想和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一说辞本身对教会和耶稣会士来说并不陌生。但现代主义者傲慢地跨过了这座脆弱的桥梁。

在他们的口中和笔下，适应当代意味着放弃基本教义。这也意味着教会可以在一个时代否定它在另一个时代确认为基本教义的东西，简而言之，这等同于宣布不存在永久的信仰基准、教义和固定的信仰。因为科学数据可以决定人们应该信仰什么。现代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宗教信仰和实践完全屈从于任何时代文明的时尚和文化奇思妙想。

这犹如一支熟知的利箭，直刺罗马主义与圣秩教会的核心。于现代主义者而言，基督教会并非一个以罗马主教作为最高牧者为核心的永久性圣秩制度。实际上，那个教会更为“属灵”，乃是一群信徒组成的个体团体的集合，在其中，基督的精神持续不断地孕育出新的敬拜、信仰与道德形式。

现代主义与天主教会无法共存于同一宗教之家。因此，罗马耶稣会会长们所秉持的教宗思想，绝不容忍哪怕是微乎其微的现代主义偏差，而这种偏差在他们的耶稣会士中几乎难以觅踪。即便在耶稣会的教授或作家身上仅存有一丝现代主义的迹象，也足以确保将其驱逐。

我们必须强调 “可察觉 ”这个词；因为，尽管官方对现代主义的严厉立场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中期，但耶稣会士和教会人士中的现代主义心态并没有消亡。它只是变得难以察觉；它在地下活动，并发展出使其永久存在的方法和策略。

因为在这个时候，鉴于“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的重要性、马克思共产主义愈发强大的影响以及自然科学的巨大飞跃，耶稣会决定让青年专注于新知识分支的专业学习，例如物理、化学、古生物学、生理学、亚述学、东方宗教人类学、埃及古物学、社会学和生物学。

在不知不觉中，整个耶稣会开始出现了一个从未公开发表、但却非常有计划的高学历学术专家兄弟会，他们很少（如果有的话）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和想法；但他们发现，要将自己的科学和学术训练数据与天主教会所信奉、耶稣会所正式捍卫的传统教义和道德相协调，却越来越困难。在工作中，他们与从事类似研究的非耶稣会和非天主教学者建立联系，阅读他们的研究成果，并逐渐理解他们的观点，这些观点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反天主教和神学上的现代主义。

世俗科学的两个分支对耶稣会士的神学生涯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对基督教摇篮近东的考古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研究，以及现代人类学和古生物学研究。

潜在的现代主义心态主张在这些科学数据与基督教启示的传统之间寻求一种“调和”。“调和”是个神奇的词，仿佛芝麻开门的咒语。当然，这是程序判断上的致命错误。因为 “调和 ”意味着 “解释 ”启示的教义时要保持科学数据的完整性，使其不受科学数据的影响。毕竟，这些科学数据已经得到了科学的“证实”。

它从未对现代主义心态产生影响，也从未融入其中，唯一可靠的做法是在基督教传统的宝库中探寻基督的启示对于这些“被证实的”事实有何言说。

正因如此，现代主义从未构想过基督教人类学和基督教社会学。现代主义者最终在那些 “已被证实 ”的科学数据中寻找启示的意义，他们没有意识到，在科学中，“已被证实 ”作为一个工作术语往往意味着 “被当作一种假设”，直到一组新的经验数据推翻了之前 “已被证实 ”的东西。

启示的教义不属于这种性质。

当现代主义的潮流悄无声息、稳步前进，以迎接其巅峰之日时，天主教会和耶稣会都保留并促进了官方的谨慎态度。因此，耶稣会和教会的成员在最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明显趋于一致和增长。

正是在沃齐米日·莱多霍夫斯基（Wlodzimierz Ledóchowski）神父担任总会长的二十七年间（1915-1944 年），回溯到十六和十七世纪克劳迪奥·阿克维瓦（Claudio Acquaviva）神父任总会长时期，耶稣会的传统特质获得了最为笃定的印记和最为明晰的界定。

甚至可以说，莱多霍夫斯基是一个与阿克维瓦一样拥有强大个人魅力之人。与阿克维瓦一样，莱多霍夫斯基坚决秉持耶稣会的服从誓愿，他是一位近乎铁面无情严守纪律的训诫者，并在整个耶稣会中不断发出有关耶稣会生活和依纳爵理想的每一个细节的指示。他清楚地知道，根据耶稣会的宪章和传统，耶稣会士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在两位极具权威性的教宗——庇护十一世（ Pius XI）和庇护十二世（ Pius XII）——的坚强领导下，他重新建立了曾经将教廷和耶稣会总会长紧密联结的纽带。

事实上，莱多霍夫斯基赋予了耶稣会总会长 “黑衣教宗 ”这一古老的罗马绰号新的含义。正如庇护十二世可以被称为最后一位伟大的罗马教宗，莱多霍夫斯基也可以被称为最后一位伟大的罗马耶稣会总会长。

在莱多霍夫斯基神父任总会长的那些年里，教宗庇护十一世和庇护十二世似乎未曾对耶稣会的成就设置任何实质性的限制，就如对罗马天主教一样。我们甚至可以讲，在莱多霍夫斯基神父长期任职的暮年，以及在其继任者比利时人让·巴蒂斯特·詹森斯（Jean Baptiste Janssens）的引领下，这股冲动的神奇力量似乎依旧延续。

1946 年选举詹森斯为耶稣会总会长的同一次总会还正式将耶稣会奉献给圣母无玷圣心，这一奉献与天主教对耶稣圣心的核心奉献并行不悖。“圣母升天”是教宗庇护十二世四年后确定的教义，耶稣会也确认了对这一教义的遵守。

根据天主教的信仰，圣母玛利亚已然故去，但她的身体从未在坟墓中腐烂。相反，她 “升了天 ”，迈向她圣子擢升她的光荣中。孕育天主为人的母胎、哺育祂的乳房、怀抱着祂的双手、为祂操劳的身躯，永远不应被蠕虫和鼠类玷污。

传统耶稣会的特质，以及与耶稣及其代表——教宗之间珍贵的双重关系，似乎从未如此富有生机与繁荣。所有这一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罗马天主教精神和宗教繁荣的末期达到了巅峰。

曾经有一段时间，北美天主教似乎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

随着全球范围内耶稣会和其他修会团体的招募不断增加，耶稣会成员人数从1917年左右的约1.7万人增长到1964年的超过3.5万人，并在1965年突破了3.6万人。

北美天主教徒的数量从1917年的1700万增加到1945年的3700万，再到1954年的4700万。伴随着这一增长，北美天主教徒的权力和声望显著提升。与此同时，美国本土的反天主教情绪也受到了沉重打击。

天主教徒不仅有可能进入白宫，其“天主教道德联盟”（译注：其主要职责就是检视好莱坞影片的道德内容，给胆敢"偕越"天主教道德规范的影片贴上“谴责”(Condemned)的标签。）也对电影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天主教徒在市政和州级选举中的选票备受重视。

正如威尔·赫伯格（Will Herberg）所写，当时美国的人口被划分为 “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人”。赫伯格还补充说 “还有其他一些人”。但在这个群体中，他未包括现代主义者、天主教徒、新教徒或犹太人。在美国人的意识中，这些仍然是 “现实”。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现代主义在耶稣会士的普遍意识中并非现实存在。似乎无人察觉到耶稣会正在经历这种奇特且彻底的转变。然而，耶稣会士个人信奉耶稣的那部分具体内容正在悄无声息地、毫无阻碍地受到破坏。耶稣会最伟大的总会长之一强调了这一情况，并以此作为警告。

总会长莱多霍夫斯基神父在给整个耶稣会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可以用对耶稣圣心的虔敬在我们每个人和在修会中的重要性来衡量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主耶稣对他的召唤”。

在此，我们姑且不去深究耶稣会特质的核心——对耶稣圣心的虔敬的重要性受到破坏的原因，但我们可以通过阅读1972年耶稣会总会长佩德罗·阿鲁佩神父所说的话，深刻地感受到耶稣会的经典特质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这一年是前总会长贝克斯（Beckx）神父将整个耶稣会奉献给耶稣圣心一百周年，因此佩德罗·阿鲁佩神父计划举行百年庆典。但是，当他第一次通过言辞以及在给罗马和其他地方的耶稣会上级和领导人的信中提到这个话题时，他定然已经察觉到，至少是隐约意识到，耶稣会士中的大多数人都对耶稣圣心的奉献失去了兴趣。

一些人认为这种虔诚幼稚、原始、简单，甚至令人反感，不适合现代思维。有些人甚至觉得它粗俗且带有感性色彩。另一些人则认为，现代思想无法接受这种奉献，尽管他们承认它对非常简单的人群（如儿童、农民等）可能具有某些价值。

还有一些人提出了神学上的困难。很少有人看到这种虔诚与耶稣会的依纳爵精神之间的联系。

简而言之，佩德罗·阿鲁佩不再能够找到曾经被他的耶稣会士们所共有的信念，即通过圣玛格丽塔·玛丽亚·德·阿拉科克和罗马教廷肩负着基督赋予的神圣使命，以传播他们的虔诚奉献。

尽管如此，阿鲁佩还是继续执行他的计划。他就百年庆典写给整个耶稣会的信，其内容之深刻，足以使天使流泪。

他首先承认，在耶稣会内部发现了对于这种奉献存在相互矛盾的观点。他谈到有些人 “漠不关心”，有些人 “潜意识里的厌恶”，甚至有些会士 “不喜欢 ”甚至厌恶 “这项奉献”。他表示，有些人 “宁愿保持恭敬的沉默，等待事态的发展”。因此，他的信是在努力解决 “今天对耶稣圣心的奉献所带来的灵修、牧灵和传教方面的问题”，尽管他觉得这些问题“处理起来相当困难”。但他并未说明为何觉得困难。

简而言之，这封信建议耶稣会士对奉献精神有一个 “广泛的理解”，摒弃 “党派式的夸大或纯粹的情绪反应”，实际上允许每个下属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简而言之，对耶稣圣心的奉献作为耶稣会官方行为已经完全消亡。然而，阿鲁佩在自己的话中表示，他感到有“个人义务”来讨论这一问题。他本可以补充说，教宗保禄六世早在1965年5月，即七年前，就曾致函耶稣会，提醒阿鲁佩有必要在耶稣会内重新点燃这种虔诚。因为即使在那时，这种奉献精神在教会整体以及耶稣会内部，与其他20 世纪60年代的虔诚实践一样，正逐渐式微。

佩德罗·阿鲁佩在与耶稣会成员就耶稣圣心的奉献进行交流时，表现出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特点：他总是对下属的情感和倾向表现出明显的顺从，无论是同情还是反感、偏好还是偏差。

他的信件和指示几乎都是邀请人们像他一样思考，而不是下达明确的命令。他似乎从未像之前的总会长那样行使权威。尽管拥有权力，但他不愿意使用它来纠正偏离罗马正统或传统耶稣会精神的行为。

这成为他性格中的一个致命缺陷，也是他在行使耶稣会权威上的彻底失败。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阿鲁佩都倾向于顺应多数人的意见。当他处理涉及最高领导层的问题时，他的这一缺陷甚至达到了近乎宗教自杀的地步，尤其是在面对定期在罗马召开的耶稣会会长总会议（General Congregation）时。

我之所以说“达到自杀的程度”，是因为在阿鲁佩担任总会长期间，总会正是如此对待耶稣会的传统耶稣会士的；而根据阿鲁佩关于奉献耶稣圣心的信中的精神，在总会采取的自我毁灭行动中，他们宣称自己纯粹是至高者的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