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道德的，但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战争必须是正义的，只有在面对侵略时才能使用正义的武力；二是战争必须是适度的，没有适度就没有战争的权利。我们不想讨论唐-路易吉-斯图尔佐11（Don Luigi Sturzo）提出的理论，即战争不是由人类本性中任何内在或必然的因素引起的，而只是一个可以克服的过渡阶段，就像多妻制或奴隶制一样。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使用武力，也就是战争原则，对于文明社会是至关重要：即一个通过法律组织社区以实现共同利益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约束违法者的社会；尽管我们并不完全同意霍布斯的观点，但其首要任务无疑是约束功能。因此，如果地球上的各民族要放弃他们所谓的绝对主权，通过服从一个超国家的权力机构12来实现天主教的各民族共同体理想，那么这个权力机构就必须拥有镇压违法者的有效权力，即向任何反叛成员开战的权力。在目前国际社会生活组织不完善的情况下，战争是捍卫个别国家权利的合法手段；而在一个完全有组织的国际社会中，镇压对国际社会的攻击而发动战争是合法的。

　　关于战争的正义性，一些哲学家，包括卡杰坦（Cajetan），认为发动合法防御战争的国家是在实施一种报复性正义的行为，因此，正义的受害者“扮演审判罪犯的角色13”。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战争是交换正义的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人们寻求赔偿或恢复被不当剥夺的利益。这个问题不必在这里做出决定。尽管如此，他的观点与《时代谬误纲要14》中所坚持的天主教原则是一致的，即一个人应该捍卫另一个受到攻击的无辜国家的权利，而不是采取绝对不干涉的观念。由于尚未建立一个具有立法、政府和司法三种通常权力的完善的真正的国际社会组织，因此仍然很难证明某场战争是正义的，也很难通过普遍法庭的运作对不正义的战争制造者施加某种制裁。

　　即使是正义的战争也总是令人悲伤的，原因有二。首先，战争是一种兄弟自相残杀，如果是发生在基督徒之间，鉴于受洗者的神圣性，战争也是一种亵渎。其次，在战争中，一方的行为不可能是好的，而另一方的行为则不是坏的15。正义一方的防御性战争是正义的，但只有当进攻方是非正义的情况下才是正义的。因此，康德在《永久的和平论16》中说，在胜利之日，胜利者和战败者都应披麻戴孝；而在曼佐尼的《卡马尼奥拉》中，“杀人唱诗班”唱出了“天堂所憎恶的感恩和赞美诗”。

　　战争的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即使对胜利的一方来说，结果也是不确定的。天意规定，世俗的财富应与道德的美德相伴，但在任何具体情况下，这种趋势都不足以压倒暴虐的命运之箭。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充满了幸运的恶棍和受苦受难的正义之士。恶人遭报应的例子虽多，但还不足以把这种普遍趋势变成普遍规律。在天主教的理解中，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不存在绝对有效的内在惩罚；正义之士只能期待未来的安全。战争的不确定性使得冲突到最后都是双刃剑，而马尔斯（战神）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神。结果可能取决于一些微小的偶然事件，而这些偶然事件中潜藏着一瞬间的永久力量17。

　　战争是一种赌博，因为机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事实上，曼佐尼（Manzoni）曾说，战争应被视为政治层面的赌博。从哲学上讲，战争和决斗密切相关，战争=决斗（bellum = duellum）。决斗所追求的利益本身基本上是可以不通过决斗而获得的。同样的理性告诉我们战争本身是一件坏事，也告诉我们如何才能不通过战争获得所需要的好处。

　　战争的可能性往往使双方的实力变得无关紧要。然而，正如约米尼（Jomini译者注：瑞士军事家）所指出的，所有国家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武器的改进，但只有在对方没有获得相关武器的情况下，才会带来优势，比如 1346 年克雷西战役和 1945 年日本的原子弹。双方都拥有相当的武器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武器越来越昂贵，杀伤力也越来越大，但结果仍然取决于运气和勇气。在三对三的战斗中，一方击败另一方的可能性并不大，就像在数量相等的百万军队之间的战斗中一样。

备注:

11.   见《国际社会与战争权》，巴黎，1932 年。

12.   见上段引述的梵二。

13.   “扮演审判罪犯的角色”。

14.   第 62 号命题。

15.   然而，在争吵中的客观对错不明确的情况下，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双方士兵都会主观地本着善意行事，履行了他们支持国家的爱国义务。[译者注]

16.   “迈向永恒的和平”。

17.   古代人就认识到了将领命运中的偶然因素，他们将 “幸运”（felicitas）或 “财富”（fortune）与领导力和专业知识一样，视为成功领袖的天赋，这一点可以从庞培被选为对密斯拉（Mithra- dates）战争的领导者中看出（西塞罗，Pro Lege Manilia）。波拿巴还非常看重命运；1805 年，他在乌尔姆击败麦克将军时，他说：“他是个无能之辈，更糟糕的是他有颗煞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