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二重申了防御性战争的合法性，谴责作为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手段而发动的进攻性战争，并绝对谴责全面战争，尤其是核战7。

教廷还允许公民服兵役，以确保国家的安全和自由，并确实表示  “通过履行这一义务，他们为维护和平做出了有效贡献”。发动战争的权利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查，因为上述条件之一不再适用，因此教廷颁布法令：“任何旨在不分青红皂白地摧毁整个城市或大片地区及其人口的战争行为，都是对天主和人类的犯罪，应受到强烈和毫不犹豫的谴责”。即使在合法自卫的情况下，全面战争也是被禁止的，缺乏应有的节制也会使全面战争变得不合法。

　　教廷认为，“在一个配备了足够强制力的有效国际权力机构成立之前”，对侵略者发动防御性战争是合法的，但教廷也认为，如果战争的目的是彻底摧毁敌人，那么这种战争就是错误的。因此，无论是为解决争端而发动的进攻性战争，还是没有适当节制的任何类型的进攻性或防御性战争，都应受到谴责。但在适当克制的情况下进行的防御战却不会受到谴责。正如任何事情都会受到环境影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对战争做出的道德判断因全面战争成为可能这一新情况而发生了变化。

　　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提出了一项建议，即“无论谁发动战争，都应受到诅咒8”。但这一主张未能解决道德方面的问题，因为发动战争的时间顺序并不能决定所涉及的道德问题。

　　肆意屠杀之所以受到谴责，是因为它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战争变得不可能合法。过去，国家通过特定机构（即军队）的具体行动来发动战争，而近代以来，国家则通过整个社会来发动战争，一切都军事化了；有政治战争、商业战争、外交战争、宣传战争、化学战争、生物战争，甚至还有气象战争9：在现代奥林匹斯山上，除了战神、还有智慧女神、水星神和其他众多神祇。

　　1793 年，法国以“大规模征兵”（levée en masse）的形式开始了全面战争，通过宣传，征募了人员、经济实力、甚至思想。所有现代国家都引入了义务征兵制，这是一种血税，标志着古代社会所享有的自由的丧失，尽管有些人认为这是社会平等的进步10。这是由于国家在成为一个巨兽(利维坦)的过程中，随着日益增长的国家权力，公民们被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个人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胞，这导致战争失去了它的特殊性。然而，应该指出的是，现在的军事理论已经不再把战争看作是由全体人民和国家的全部资源发动的战争，而是回归到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军队。

　　因此，战争是一个特殊群体活动的观念正在恢复，血腥行为再次成为马尔斯（译者注：古罗马的战神，位列朱庇特之后，对罗马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关注的问题。用国家的一部分人民而不是用整个国家的人民去战斗，更符合自然法则，也让我们回到了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所描述的情形：“当我发动战争时，我的人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是用我的士兵来打仗的”。尽管如此，在核武器层面，整个国家生活的运作仍然是以全面战争为导向的，因此，所有的社会机构都变成了旨在彻底摧毁敌人的单一工具。塔列朗（Talleyrand）的格言 “国家应在和平时期尽可能多地行善，在战争时期尽可能少地作恶”被现代战争推播了，现代战争将社会变成了毁灭的引擎。

备注:

7.       《科学与技术》，79-80。这种对无节制战争的谴责类似于1139年，在教宗英诺森二世主持的里昂第二次会议上，颁布的禁止使用致命武器的法令，即禁止使用弓箭手和投石车(弓箭手和投石车的操作者的致命艺术，对天主来说是可憎的）。这些谴责源于对过度破坏道德的反对，在历史的相对性的背景下表现出不同的一面。这些谴责也表明了教会在这一领域行动的无效性；1919 年签订的《公约》、1929 年的《凯洛格-布里安公约》以及 1945 年的《联合国宪章》禁止战争也表明了这种无效性。

8.       “无论谁发动战争，都应受到诅咒”。

9.       1977 年，美国和苏联在日内瓦签署了一项放弃气象战的公约。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通过投放五万个装有水合银和碳物质的容器，导致下雨，使胡志明小道无法使用。

10.   塞内加（Seneca）在《书信集》（Epist.,_LXXIII,9）中赞扬了确保这种自由的王公贵族，G. Ferrero 也在 Discorsi ai sordi（1920 年，米兰）一书中对此大加赞赏。另一方面，罗斯米尼说，强制兵役制是拿破仑帝国留给欧洲的“最大利益”。见Filosofia del diitto，第2154段，《国民修订版》，第3xix卷，第14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