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一词代表了梵二后教会心态的最大变化，其重要性仅可与“信德”一词在上个世纪带来的变化相提并论。在梵二会议之前，这个词在教会的训导中完全不为人所知，也未曾被使用过。在以前的大公会议、教宗通谕、布道或牧灵实践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个词。在梵二会议的文件中，它出现了 28 次，其中 12 次出现在关于《普世合一法令》(Unitatis Redintegratio) 中。尽管如此，这个在天主教会非常新奇的词语，在意义上却成为诠释梵二后思潮的主词，并成为新潮思维中的一个包罗万象的类别1。人们不仅谈论普世对话、教会与世界之间的对话、教会对话，而且通过巨大的曲解”对话”这个词，“对话”结构被应用于神学、教育学、教理讲授、圣三位一体、救赎史、学校、家庭、神职人员、圣事、救赎，以及教会中存在了几个世纪的其他一切事物，而在之前从没有人想到过这个概念，也没有 “对话”这个词出现在语言中。

　　从适合宗教的神学式谈话方式，到假定性谈话方式和到问题式谈话方式的转变，这演变甚至在书籍的标题上也很明显，这些书过去是用来教导的，而现在则是用来询问的。关于哲学、神学或任何其他科学的书籍，过去被称为“制度”、“手册”或“专著”，现在已被“哲学问题”、“神学问题”所取代，而手册之所以被取代，正是因为其肯定和绝对的性质，如今遭到厌恶和鄙视。所有领域都出现了这种情况：不再有护士手册，而是护理问题；不是驾驶手册，而是司机问题等等，每件事都从确定转变为不确定，从积极回应转变为问题讨论。这是一种衰落，从通过知识（在nosco中的音节no，表示“知道”）有意地占有真实的物体，到简单通过“对话”而得到问题。（在希腊语中是proballo，我们由此得到了problem问题）。(译者注:意思说梵二后 以前是肯定的确定的， 如今却透过对话，都变成了不确定。)

　　1964 年 8 月，保禄六世在他的第一部教宗通谕《耶稣的教会》(Ecclesiam Suam) 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对话”问题，他把教会向世界传福音的责任等同于教会与世界“对话”的责任。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个等式既没有圣经支持，也没有字典支持。“对话”一词在圣经中从未出现过，其拉丁文的对应词“讨论会”(colloquium) 仅用于主要人物之间的会面和谈话的意义上，从未用于现代意义上的小组会议。“讨论会”(colloquium) 在《新约》中有三次是指争论。传福音是一种宣告，而不是争论或谈话。福音书中命令宗徒们进行的“传福音”与“教导”一拍即合。angelos（天使）一词本身就包含了“被给予宣布”的意思，而不是“被扔到争议中”的意思。

　　诚然，伯多禄和保禄在犹太会堂中也有争论，但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对话”，即从表面上无知的立场出发，寻找某种东西的“对话”，而是驳斥错误的对话。在他们看来，一旦争论者不再愿意被说服时，对话的可能性就消失了，不管是由于他的固执还是他的无能。例如，从圣保禄有一次拒绝对话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2。正如基督带着权柄说话：“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威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师3”，宗徒们也是以权威的方式传讲福音，而不是通过“对话”来证明福音的真实性。在同一地方，基督积极的教导方式与经师和法利赛人的“对话”形成了对比。问题的核心在于，教会的信息不是人类的产物，总是可以争论的，而教会的信息是启示的信息，旨在被接受而非争论。

在将福传等同于“对话”之后，保禄六世通过他说 的的通谕《耶稣的教会》(Ecclesiam Suam)否认福传或宣扬真理意味着谴责错误，并将谴责等同于胁迫。因此，梵二开幕词的主题又回来了4。

　　通谕说，“我们的使命是宣扬无可否认和救赎必不可少的真理；在宣扬真理的时候，不会借助外部胁迫的手段，而是用人类教育的合法手段”。这是一种合法而传统的做法，事实证明，通谕发表后，世界教会理事会会秘书维瑟特-胡夫特立即表示，教宗的“对话”是一种不需要回应的真理交流，这与普世教会的理念不符。

译者注:

1.       枢机主教罗伊在 1971 年 3 月 15 日的《罗马新闻报》上说，”对话”对教会和世界来说都是一种新体验。而在1966年11月15-16日，《观察家报》则说，教会一直在进行”对话”（与争论和驳斥其他论点混合在一起），如果说有不进行”对话”的时候，“那或多或少都是萧条时期”。

2.       《宗徒大事录》，19:8-9。保禄进了会堂，放胆讲论，一连三个月，辩论天主之国的事，来劝化人。 但有些人心硬不信，在大众面前辱骂圣道，保禄便离开他们，把门徒分别出来，每天在提郎诺的学校里辩论；

3.       《圣玛窦福音》7：28。“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师。

4.       见第 38 段。

5.       O.R.，1964 年 9 月 1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