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放弃参与公民生活，其形式是让基督徒自己对公共生活的行为发表看法和做出判断。意大利主教和 1976 年的意大利教会大会都声明，信徒在政治事务上有完全的选择自由，唯一的条件是他们的选择必须符合他们的宗教信仰。自从民主宪法将主权赋予大部分或全体公民以来，教会一直都是这么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关于什么才是真正符合天主教信仰的决定权，过去由神职人员決定，如今从教会的神职人员手中移开了，决定权则完全掌握在社区手中。

在1976年的集会上，索尔热神父批准了以下说法：“加入任何你喜欢的，但要保持基督教信仰”，他补充说，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基督徒，不能由单独或任意地决定，“而应与整个基督教团体的判断相一致 14”。用公众舆论取代教会的指示是显而易见的15。这一表述是否意味着教会是教权和教友的有机结合体，还是指整个基督教团体，它应该通过多数人彰显其信仰？还是通过其他方式？教会对政治行动自由所施加的限制类似于她对神学思辩自由和其他形式的自由所施加的限制，其目的是保证在基督教法律范围内的自治。由于在跨越这些界限之前，政治选择自由的范围可以非常广泛，因此教会对这些界限的具体规定很少。

　　这方面最重要的规定是 1949 年 6 月 28 日的圣职部法令，以及若望二十三世在 1959 年 3 月 25 日对该法令的补充。

第一项法令规定，任何信奉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人都将被除名，并谴责对共产党的支持。

第二条则谴责任何投票给共产党或任何支持共产党的政党的人。显然，第二条扩大了违法行为的性质。第一项法令允许区分宣称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庇护十一世曾谴责过共产主义）和仅仅支持共产主义者但不一定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而大多数支持者都是这类人。第二项法令不涉及信仰，但涉及投票支持共产主义的外部行为。它还谴责任何其他党派与共产主义者联合，从而影响到那些拥有多个党派并因此习惯于联合执政的民主国家的整个政治进程。

教会的这种政治干预引发了意大利主教和民政当局之间的公开冲突。最有名的是普拉托主教菲奥代利（Mgr Fiordelli）一案，他公开谴责一名共产党员的民事婚姻是纳妾，并被送上法庭，被定罪后又被无罪释放。定罪宣布后，枢机主教莱卡罗下令教区教堂的钟声奏响葬礼哀乐，庇护十二世取消了他的加冕周年纪念仪式。在奥斯塔与共产主义者结成选举联盟时，主教们暂停了基督圣体游行；在西西里，枢机主教鲁菲尼参加了竞选活动，以反对基督教民主党的某位候选人；在巴里，大主教尼科德莫主教拒绝让共产主义市长出席教会仪式，称他的出席与仪式的神圣性不符。

在最后一个案例中，我认为应该区分市长的公共身份和私人身份，以及做为一个道德实体的巴里市和在特定时刻控制它的多数人。宪法的一项原则规定，议员不仅代表投票选举他们的人，而且代表所有选民。教宗每年都会接见罗马市议会，即使是在共产党占多数的情况下。

译者注:

14.   《晚邮报》，1976 年 11 月 5 日。

15.   英语国家的读者应该记住，在意大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人都是 “基督教团体"。[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