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们之所以受苦，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冷漠或充满敌意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对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不感兴趣，也不会与他们接触，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开幕时引用的圣咏并不适合今天的神父：他们边行边哭，出去播种耕耘，他们载欣载奔，回来背着禾捆17。今天的司铎在播种和归来时都在哭泣，因为他们缺少让人心喜悦的收获。当然，司铎的处境是艰难的，但这种艰难是他作为司铎本质上固有的基本元素；这对使徒来说并不容易，他们也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承诺。长篇大论地抱怨神职与社会的疏离，然后又转过身来指责信仰时代是胜利主义者，这是特别不协调的，因为在这个时代并不存在这种疏离，因为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已被吸收到一体化的基督教世界的结构中。

　　唐·马佐拉里观察到，“神父不得不宣扬比他自己的生活更高标准的话语，而他的生活也因此受到谴责”。但是这种紧张局势不仅限于神父，每个人在道德律法和福音标准面前都处于这种地位；要认识到没有人能以自己的名义宣扬道德真理，只需要回想一下理想和现实存在的区别，这种区别是道德义务存在所必需的，因为道德源于将理想和现实两者结合起来的尝试；没有人的美德等同于所宣扬的理想。把布道建立在除了所讲的真理之外的任何东西上，就会涉及到用讲道者的道德价值来衡量讲道的有效性，正如胡斯异端所暗示的那样。

若将神父的布道与宣扬的道德真理相提并论，布道就因此变得不可能了。如果赋予神父传道权的是与他提出的要求相等的道德水平，那么即使是最神圣的神父也会放弃传道。但事实上，“许多人，甚至所有的人，都有必要宣讲一种比他们自己的行为更完美的道德。传道......需要一些软弱的人，他们有时会屈服于自己的激情，宣扬一种严格而完美的道德。没有人可以指责他们虚伪，因为他们是受命这样做的人，带着信念说话，他们含蓄地，有时甚至明确地承认，他们离自己所教导的完美还差得很远......遗憾的是，有时布道（所说的）是会下降到行为（所做的）的水平，但这是一种滥用：然而，如果没有司铎职分的事奉，这种滥用将是规律”18。司铎生活中的不足只是所有人生活中在理想面前不足的一个例子。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谦卑，而不是因骄傲而产生苦恼。

　　话又说回来，司铎所具有的人的能力并不因为他是神父而消失，因为行使圣职提供了无限发挥个人才智、热情和能力的机会；提供了做一切有利于个人卓越的事性的机遇。教会过去历史上不是充满了美好的思想、慈善事业和教育机构吗，它们给人们提供了充分发挥潜能的机会，尽管不允许他们自己传道。请问除了教会之外，你能发现某人的名字被如此频繁地当作整个团体使用，且在他们的观点、目标和工作中团结在一起吗？

译者注:

17.   圣咏 125: 6 “他们边行边哭，出去播种耕耘，他们载欣载奔，回来背着禾捆”。

18.   A. 曼佐尼:《天主教道德观察》，同上，第二卷，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