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所说的，教会处理和评估神父背叛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这才是新的问题所在，而不是与梵二前时期相比，所涉及的人数多得不成比例7。就单纯的物理事件而言，最近的人类历史中没有什么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作家可以说 : “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前没有做过的”8，重要而新颖的因素是心灵做出的道德判断，只有它才能表明事件的真正走向。

教宗可能对叛教人数之多感到沮丧，但免除圣职的做法在长期无人知晓之后还是成为了一种习惯，这改变了放弃圣职的道德和司法性质，消除了放弃圣职曾经具有的叛教氛围。罗马教廷一位负责管理这些程序的资深人士告诉我，从1964年到1978年期间，以千次计的神职还俗，神职人员身份的减少曾经是如此不寻常，以至于许多人，甚至是神职人员，都不知道有这样一种教规程序的存在。

从1969年的《统计汇编》和1976年的《教会统计年鉴》中可以看出，在这七年中，整个天主教世界的神父总数从41.3万下降到34.3万，修会成员从20.8万下降到16.5万。1978年版的《教会统计年鉴》显示，1973年的叛教人数为3690人，1978年为2037人。根据若望保禄二世的命令，从1978年10月起几乎完全停止了特赦9。虽然这些叛变削弱了队伍，但其真正的重要性在于，大规模的特赦使这些叛教者合法化了。教会法规定10，神职人员一旦沦为平信徒，就会失去神职人员的职位、福利和特权，但仍必须保持独身。

唯一被解除圣职的神职人员是那些因未经同意而被证明圣职无效的人11。看来，在罗马教廷最近的判例中，是否同意不再由一个人在被祝圣时的意愿来判断，而是由他作为一个被祝圣的神父之后的不合适的经历或道德上的不满来判断。美国教区法庭试图在婚姻无效案件中引用的也是这一标准，保禄六世在1977年批评并拒绝了这一标准。根据这一标准，神父在任何时候要求回到平信徒状态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保禄六世在最初作出承诺时是不成熟的，没有能力作出有效的同意。此外，还忽视了随后可能出现的同意行为，从而导致无法根据《教规》第 214 条免除独身的可能性。与美国的法庭一样，我们在此面临的是对每一个人的道德行为的重要性的隐晦否认，以及对整体性原则的默许12。

每一个个体单独的道德行为都被剥夺了重要性，从而使这些行为的总和被赋予了重要性。伴随着叛离人数的增加，司铎圣召减少的根本原因也许就是这种对所涉及的承诺的轻视，它使司铎职务失去了整体性和持久性，而这种整体性和持久性正是人类天性中最崇高的部分，即通过经受考验和艰难困苦而坚持不懈。诚然，正如若望保禄二世所说，这些叛离是“一个反信号，一个反见证，导致大公会议的希望落空”13。

　　对神职人员危机的解释，人们通常用社会学和心理学因素来解释，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而道德因素却被忽视了。这一现象的根源主要在于精神层面，并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首先，在纯粹的宗教层面上，人们对自由的理解是贫乏的，认为人无法将自己的自由意志同某种本身就是绝对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相反，又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有权解除任何现有的束缚。这与离婚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离婚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的意志不可能无条件地约束自己；也就是说，是基于对任何无条件事物的否定。

其次，除了未能理解自由是一种将绝对性赋予我们自己选择的可能性的能力，从而将一种坚不可摧的连贯性注入一个人的生活中，在超性方面，还有一种信德上的失败，即怀疑司铎献身的绝对性的存在，除非司铎献身在法律上是绝对的，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献身。这种失败本可以自行纠正或得到纠正，但却因最高权力机构的赦免而加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人们认为坚持绝对性就会剥夺自由，而事实上，要想获得成熟的自由，恰恰需要绝对性。给予特赦和放弃义务本身就是一种丑闻，是道德软弱和个人价值感降低的表现，当与受到婚姻不可分割的纽带约束的平信徒进行比较时，也会引起丑闻。

1980 年 10 月 14 日，若望.保禄二世颁布了教宗通谕，很快停止了赦免。信理部颁布了一份文件，建立了一个更严格的制度，严格规定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免除圣秩圣事，即对祝圣行为的错误同意，二是上级在同意圣秩圣事时犯了错误14。

7.       另一个新现象是，主教团成员也加入了反对独身主义的运动。例如，枢机主教莱热说 "人们可能会想，是否可以重新考虑这一制度"。I.C.1.，第279期，1967年1月1日，第40页。

8.       "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前没有做过的"。

9.       若望.保禄二世教宗的决定受到了革新者的强烈批评。例如，请参阅《明镜》周刊 1981 年 10 月 6 日对铁宾根大学教会法教授 H. Herrmann 的采访： "为什么我们仍然希望自己属于一个永久背叛爱的福音的群体？

10.   见教规 211-14。

11.   教规 214。

12.   见第 201-3 段。

13.   《官方公报》，1979年5月20日。

14.   《天主教文献》，第566期，1980年10月及Esprit et Vie，1981年，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