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位圣保禄孝女会修女分布在意大利，还有更多的修女分布在全球各地。在国外的修女中，有的生活在远离战争的国家，有的却生活在战争中，如上面已经陈述过的。在意大利，各地很快变成了「战区」，变成了会被轰炸的前线。在贾亚利的修女院也成了前线遭到轰炸，并被炸成半毁，修女们在楼梯顶挤成一团，上面露天，下面是一片瓦砾，非常危险。罗马总会院和其四周也成了前线，所幸在这些丘陵地带有一些山洞，为躲空袭的人，十分珍贵。

    在前线各处，戴格兰修女不停地工作着，她有做领袖的镇静，也能使别人镇静。她以她的直觉立刻分辨在那混乱的人海中，哪些是迫切先该做的事和后做的事，哪些是更重要的和更有益该做的事。她用口信和用信函（她的通讯有时该绕过全球，因战争的缘故，很多国家禁止通信)，用电话或用带去的讯息，向她的「军队」指示主要的两点：第一，不可忽略任何安全的规定：第二，不必怕任何事和任何人。

    她不只一次向全体修女发布命令，她一天又一天地用自己的态度，用自己的一切行为，加强这命令。她在黑夜有很多次跑到防空洞躲空袭，若瑟·季里修生有一次观察到戴格兰的表现，这位修生后来做了（基督徒家庭)周刊的主编。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心慌意乱，当时她安稳、镇静，由她的精神和作风，常可以看出来，在她心中有一个更高的主使者而不是她本人在计画。我不知道栽格兰修女是否读过很多书，但我对她的印象是我认为她是个特别单纯的女人，是个有智慧的女人。」

    她单纯，也使人单纯。战争期间，遭遇一切不幸，很可能使人垂头丧气，意志消沉，放弃每日的敬业精神，并且连看到人都感到厌烦：而戴格兰并没有这种想法，她早已有很好的心理准备，并预防这种现象。所有的修女都知道继续推动使徒事业，并能适应当地的逆境，能随时使用新方法：并且是出于自愿，绝对出于自愿。

    如此，戴格兰修女的传阅信件在战时寄往各地，她希望各会院安定，并劝勉不要退步，大致跟和平时相同。她大力催促寻求圣召，同雅培理神父的论调一致，她已想到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所以当她后来再次到全球旅行视导时，已有了很多新的和准备好的生力军。

    所以，绝不可以用战争做为推辞的借口，戴格兰因此想到向基督徒、向献身于主的修女要求。是的，按照戴格兰的严格教育法，在这时代，她要求的很多：在一封传阅信件中，她甚至要求对家庭中的不幸要节制情绪：「有时不停地哭、抱怨，这都不好，这不像个修女．谈到痛苦，我愿我们大家更多反省一下，面对这时代，很多人，很多家庭，所受的那么多的苦痛，而我们该忍受的苦简直不算是苦。「她希望圣保禄孝女会的修女更要做些慰问他们家庭的工作——「他们需要鼓励」。另外一封传阅信件邀请修女们「更常写信给有儿子当兵的父母：给在前线打仗的战士兄弟们，期望能每十五天写一封信。这些信用来鼓舞士气、顺从天意、增加信德的精神。」

    一九四一年三月九日，她父亲梅而珞安德肋在卡斯塔尼笃去世，她本人不能亲自去安慰她的母亲。更迟一些，在九月，去阿尔巴暂住的时候，才与母亲会晤。她很高兴妈妈去巴洛劳，安居在她弟弟柯斯埋·良神父的本堂区内。

    在罗马，戴格兰也有一些她的匿名「秘密」穷人，他们有饥饿而不敢说出来。比方，有三位贵族家庭的妇女，向众人隐瞒她们的贫苦，只有向戴格兰求助。她不声不响地把救济品送到，这使三位女士感到安慰，而她也满心欢喜。一位修女回忆说：「她一边准备着包裹，一边低声地唱着。」

    在其它前线，人们也等待圣保禄孝女会的总会长。比方，一九四四年，维内笃的一个疗养院，那里有一位保禄会修女患有结核病，将不久人世，而她最后的几天，生活在失望中，于是戴格兰起身往疗养院去，而不顾被感染的危险。纳匝来娜·莫兰多修女记述说：戴格兰「亲自去疗养院找这位修女，如母亲般与她谈话，她知道该做什么，并且特别强调信德，这又恢复了这位修女的信心……在长久与「妈妈」交谈之后，她完全变了……不再有即将死亡的恐惧，甚至安详地准备死亡，就算是天主的圣意要她立即死去，她也不怕。」

    古老时代，在有证据的叙述中，也发生过同样的事和很长久的战争：不幸的人遭遇同样的痛苦，前去敲慷慨好施者的门。这让人回想起圣本笃时代，哥德人同拜占庭人彼此作战的时代，有许多人牺牲了：饥饿的人、逃到森林中和山洞中避难的人，那些人在如此多灾多难之后，失去了理智……现在，十四个世纪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有人去敲戴格兰修女的门，他们遭到同样的不幸，也有同样的需求。

    一九四三年九月以后，因意大利军队战败，德国占领义国和游击队，所以有许多需要协助的人，而且还要更秘密的进行，这些人中有游击队员，有被迫害的人，有逃亡的战俘和被轰炸而无住处的家庭。这是一个由各种需求的人所组成的世界，在其中当然还有投机份子。但圣保禄孝女会修女奉命把东西分给所有的人，不必判断谁是谁非，也不必详加调查；她们以圣保禄宗徒的精神，实行了爱德「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格前十三7)

    一九四三年英美联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反攻，在德国军队抵抗期间，意大利半岛的战况开始「升高」。战争终于使人知道它的可怕，它就像压路机一样，由南到北，把整个义国压碎。

    在蒙地卡西诺山顶上，隐修会院长迪雅马莱有了一个预感：在那年十月，建议本笃会修女为了明智起见，要离开她们的隐修院，当时男会士仍然留在古老的会院中，那些修女不知去何处，就奔向罗马，在一个晚上赶到罗马城外的圣保禄隐修院，但那里没有空位。于是询问圣保禄孝女会：能否在她们的总会院至少收留一部份隐修会的修女?当时共有二十八位修女，以及瘫痪的院长。戴格兰修女一口答应说：「请她们都来吧。」

    以后这些修女停留在圣保禄孝女会那里，不是住几天，而是几乎住了一年。她们一来到，立即陪她们去吃饭，她们在圣保禄修女中，认不出来谁是总会长，因为她同别的修女们正一起收拾用过的盘子，送到厨房去。除了供给饮食外，她们收到过冬的衣服，而且戴格兰修女本人亲自去巡视，希望每一位修女能有一件毛织的内衣，甚至棉织的内衣。她尽量设法使她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恢复隐修院中习惯的日常作息次序，按她们的会宪，举行宗教仪式。她也要求圣保禄孝女会修女用表演和庆祝会使她们开心：「本笃会修女常该保持愉快的心情，使她们忘记现在远离会院的乡愁。」

    一九四四年二月，曾发生使戴格兰感触很深的事，那就是传来了使隐修女们更为惊愕的消息：她们已没有会院了，蒙地卡西诺已被炸毁。一九四四年八月，罗马光复后三个月，联军指挥部给本笃会修女一座在罗兰第那街上的别墅。保禄会修女欢送她们，陪伴她们到新住处，并继续给她们送生活的必需口、圣堂用品、家具和厨房炊具。在数年之后，她们终于重回隐修院。有一位本笃会修女回忆说，当时戴格兰修女「用自己的汽车送瘫痪的院长回修院，她给我们的协助实在很重要也很多，有十六辆大卡车的东西运回卡西诺。」

    尤其因为隐修女们的接近戴格兰修女和受到了她善表的影响，她们回去后又振作起精神。许多修女还记得当时躲避轰炸，在防空洞中长时间的等待，并记得戴格兰跑上跑下的稳健步伐。她的司机若瑟芬·巴莱特修女提起当年情形时说：「在大战期间，我甚至惊奇戴格兰的英勇。在避难所里，我们曾一小时又一小时的熬过，我们看见她在我们当中经过，好像『蜘蛛在蜘蛛网上一样』，只要瞧一眼她边走边祈祷的样子，我们心中就充满了勇气。我记得她多次向我们说同样的话：『我们做好一切的预防，把我们托付给天主，以后我们就可安心了』会祖在她去世后曾说：将来找不到一个女人可以像她一样。」

    「会祖说……」对她来说，常是天主的圣意，但有时雅神父的表达像带着雷声和闪电，这时就会看见戴格兰「满脸通红地跑到小圣堂里」，有几次连本笃会的修女也看见过。但她们发现她坦诚地检讨自己，并公开地说：「请妳们帮助我祈祷，使我能欢喜地服从……」在她心中，意志就是服从，但是那强悍的个性，在某些情况下，也不是不会反抗和咆哮。

    现在我们谈到戴格兰的责任：由于雅培理神父任命她为总会长，她深深了解该向他负责。但她也感到该最勇敢地向天主和向圣保禄孝女会修女们负责，因为自己的一道命令，修女们就去到天涯海角，不管战争或和平，不论健康或生病，都留在那里，为这一切她更感到压力重大，一切更使她伤神。此外，不必说，她的健康常很脆弱，战争后她还感觉到在战争的几年中，所受到的过度操劳和忧虑的后遗症。她希望恢复健康，于是就在一九四五年到阿尔巴城住一段时间。

    八月，雅培理神父给她写信说：「善良的总会长，修女们说妳的健康情形好转；为此我很感谢天主，也因妳对修女们，特别为在罗马的修女们所做的好事，感谢天主。」随后又另外谈到铁洞街的会院要扩建，也谈到各会院修女们身体衰弱的问题（「所有生病的修女至少需要一年的伙食费和充分的休养，过去她们都吃了很多的苦!」)并且在最后，谈到在罗马要兴建大教堂，为光荣宗徒之后。

    在十一月，戴格兰还忍受着病痛，在一封传阅信件中向修女们表示：「最近我设法回答妳们的信，但因为健康的关系，我无法使妳们完全满意。」她在早上及中午该多休息一会儿，是医生这样提醒，而她也认真地遵从。年底前，她希望能恢复体力，因为她要做一次新的旅行访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旅行，有雅培理神父同行。

这次雅神父和戴格兰两位一起同行，也是全圣教会承认圣保禄孝女会的会宪后，他们以该会负责人身分第一次的出国旅行访问。事实上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曰，教宗碧岳十二世签署了「赞扬法令」，授与圣保禄孝女会第一个宗座的承认，并批准会宪进行七年的实验。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又给圣保禄孝女会颁发了同样的「晋级」上谕：「赞扬法令」和对会宪的第一次「肯定」。等待了多年，现在迈进了一大步，如今终于到达目的，这该感谢阿尔巴的主教葛拉希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