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从最初创立修会时就存在的问题,只不过在修会初步基础巩固之后,更表面化而已,那就是圣保禄孝女会只照顾印刷品,和推销书籍及日报等工作,就够了吗?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传阅信件中,女会祖戴格兰公布说,从开始到现在,是在选择理想工作的目标,而今天该是规定确切内容的时刻了。还有,雅培理神父的构想是圣保禄孝女会如同修女们的家庭,也如同「训练技术的会院」。那末,必须现在就成为这样的会院,促使这样的理想实现。训练技术的会院指的是「写作、印刷和推销」的团体;当时,戴格兰修女继续说:「对于这些工作该付出全部的精力和勇气。为了集中编辑、印刷和推销自己的产品等的一切精力,可敬的会祖曾画出一条路线,使修女们忠信地随从……」 这时,第一个结论是每一个书局要更改商品陈列的橱窗,把其它出版社所展示的书籍撤走,换成自己出版的书籍,所陈列的物品该带有本会的风格和多变化性。如果在橱窗内给圣经福音保留较好的位置,而给其它各种书保留一些地方,当然,这样的展示最好。 我们当然可以说戴格兰修女在第一批修女中,由会祖选出而付与重任,她是借着学习,在工作上自我陶冶而成。在阿尔巴城,由基艾沙神父所教授的信理神学和伦理神学课程,特别适合为她和为其他先锋队做准备,但谈到更进一步的深造,是派有天资的修女去读更高级的学校。她们甚至该成为著作家、刊物的主编、书籍和文集的出版家,用她们将学成的其它宝贵技术,从旁协助别人:准备在大众传播界,使司铎和会士、教徒、群众和团体认清方向。希望她们在报纸、书籍、无线电收音机、电影等方面拥有专长,对她们的时代,成为创始文化的组织人,补足神职界不足的经验,因他们对这些事很少有所准备。 例如有些堂区的主任司铎(主教除外)对于电影的现象感到惊奇,也很乐意「做些事」,但是有心无力,因为在这方面为他们太复杂,而且有些恐惧,他们需要有人亲手引领和指导,他们该信赖她们。请看修女们准备妥当——在书店里,现在「保禄孝女会」出版的书占有优势:书局变成进入新地区的港口,也成为实现理想的跳板。 圣保禄孝女会的罗兰季娜·贵代第曾写道:「读书的目的该是为使徒事业,而非为个人的满足。戴格兰修女曾嘱咐这些修女们要谦虚,对上主要依恃,对修会要知恩;当妳们读书时,妳们的姊妹们还在为妳们工作。读书不是一切修女都有的恩惠…….妳们记住,谁读书,谁的责任更重大。」 有几次主教的严格命令,如骤雨般淋在头上,这并非是修女们犯了什么过错。有一位主教禁止保禄会修女再把书籍和报章刊物带入他的教区,因为本堂神父们抱怨……这本是件小事却使她们烦恼了好多天。而这是年轻修女们的一片热诚,她们并不愿做得过份。 实际上,圣保禄孝女会修女在教区内卖书时,已经同其它修女分配好了地盘,每一会院负责管辖一个地区。戴格兰修女特地写了一封传阅的信件说明这件事:「去这里,是因为顺路;去那里,因为那里有位亲戚、有个朋友,而会院管辖这地区,并不知道已有人去过,所以又派了别的修女去……」这一切,是有些重复,但常有人把它渲染成大错:「当地人厌烦,就向本堂区主任抱怨,这些主任又向主教告状,因此在这一年内有几次在不少教区内发生过这种事,于是修女被禁止外出宣传,主要原因只是她们去的太频繁。」 戴格兰自然干涉这些事,而一再给修女们写信。从外表看来,好像她认为这些争论无伤大雅,而不快速处理:实际上,她非常关心,因为我们可清楚地看出她原有的本性和个人做事的态度:她所重视的是接收天主圣言的人。戴格兰修女教育修女们想想来到书局门前的人和在书局内寻找她们的人,甚至有些人碰到一点儿不如意,便以为遇见修女一次已太多了!她认为这是修女们爱德不够的表示,至少是不够殷敷的表示。 戴格兰修女继续教育修女们在各处与人交谈的方式、服从的态度和尊重别人的理由。散播天主的圣言是所有服务中最重大的工作,但也该有绝对相符合的方式和作风。常要如同增饼一样——耶稣完成轰动一时的奇迹之前,先给听道的群众一个讯号;但在显示自己的全能之前,先表现了出奇的亲切,叫所有的人都坐下,如一位圣史所记载的:「坐在柔软的草地上」;也就是把饥饿的人变成宾客,把非天主教徒变成耶稣邀请来的人,把门徒变成服务的仆人。戴格兰修女曾去过意大利各地及世界各国,才对事情有如此的看法,并且马上使修女们也有同样的心态:「福传并不是背着一个袋子往各处跑:而是接近人灵。」灵魂也就是每个人不死不灭的那部份:所遇到的人,不管是同乡或外方人、英俊或丑陋、无智识的或博学的、朋友或敌人,都要接近他们,并要研究他们的需要。不要惊奇他们的习惯、态度、姿势等跟我们不同;请他们坐下,并使他们觉得轻松自在。只有如此,才能证实圣保禄孝女会的修女真的是在「寻求人灵的福祉,工作是为人灵的得救。」 假如缺少以上所说的,那么所有的工作就变成接受订单,变成写进款帐目的报告记录,变成神圣任务与商业化成绩的悲伤对比,在这方面自然会「产生败兴、妄想、不满的情绪」。在一九二八年已经用下列一句话,规定了为人灵工作的方式和内容:「用司铎精神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