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在圣保禄孝女会的历史中是重要的一年。修女们的传教工作进展快速并同圣保禄男会士并驾齐驱，但这时正遭遇到扭转世界局势的事变。

    一九三七年元月八日，阿尔巴城的修女们为三位同会修女送行。她们是安薇琪·苏达诺、艾莲娜和柯蕾欧菲，起程所去的地方比去美洲还更冒险：她们正是去中国。她们已找到一个保禄会男会士工作的小地方，男会士是在一九三四年到达中国的。

    就在这几天，听到在中国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国民政府的台柱——蒋介石总司令的国民党军队同毛泽东的革命军和谈。他们在做殊死之战后，现在双方军队愿意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为驱逐日本人。这时日本人已将他们的军队驻防在东北的满洲，而且在中国本土也有军队驻防，这也是「不平等条约」的结果之一。原在本世纪初，义和团叛乱之后，清朝接受西方列强（包括日本)这些丧权辱国的约定。条约中提及：日本在中国领土内驻兵，是为了「保障联络北京与海岸之间的贸易」。日本军队在这里主要是保障他们本国人的经济利益，因为他们同中国人的商业有无情且激烈的竞争。

     就在同一时期——一九三七年冬季，在东京发生了所谓「二二六事件」。一批少壮派军官有意清除「腐败的执政党」，而以武力清理内政。他们只杀死了财物大臣和一些达官显贵，但没有伤害到首相冈田启介，却杀了另一个人，就是首相的堂兄弟做了替死鬼：这次叛乱的结果是后来枪决了几个叛变的军官和引起两次政治危机。在六月，第四十七代皇孙近卫文磨开始掌握政权，他计划改革，在立宪政体中求进步，得到和平。

    就在这时，开始了三位圣保禄孝女会修女的冒险行程。她们在元月时，整整乘了一个月的船，最后在汉口登陆，遇到保禄会男会士，他们是在两年前带着小型印刷机来到这里的。汉口本来可以做为她们的住处，但是后来南京的主教于斌（后来升为枢机主教)邀请她们迁到他的城内，这城当时还是首都。为此，保禄会的男会土和修女们一起出发，乘船慢慢地在长江上前进，主受难日到达了南京。复活节后，机械和印刷的材料运到，如此，雅培理神父的男会士又开始印些东西。这时修女们被安置在一间小房子里，开始学中国话。

    但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距北京三十公里处，在一座古老石桥——「马可孛罗桥」（卢沟桥)附近，发生了一件事。这事本身并不重要：中国军队开了几枪，阻止过桥演习的日本军。随即向日本说明和道歉后，似乎结束了这场冲突，但在随后几天内，又放了一阵枪，也分不清楚是哪一方先开火。双方领袖这时都干涉这件事，并且在误解和敌视中，直到七月二十七日，当时日本近卫首相在东京宣布：日本军在中国已采取行动，为建设一个东亚「新秩序」。表面上看来，多少好像是个政治动作（虽然口号冠冕堂皇)，实际上这是日本侵犯中国的战争：可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日本的轰炸机摧毁中国的城市，军队向前推进：不到几个星期，上海及南京相继陷落。在街道上、在田问小路上，沿着河岸，各处挤满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有的推车子，有的背包袱，扶老携幼，向各方逃奔。在这些难民中也有圣保禄孝女会的三位修女安薇琪、艾莲娜及柯蕾欧菲。

    这是圣保禄孝女会三位修女的「长途行军」，她们跟保禄会男会士走散：本来企图到上海，但徒劳无益，又折返南京。但现在被「新秩序」驱逐出境，她们应在中国的边界以外寻找出路。她们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竟成为孤独无依的人，没有保禄会男会士的消息，也自然不能跟他们通信。戴格兰修女在罗马只知道在中国有战争，而为三位失散的修女不断祈祷。

    三位修女的行程经过了水路和早路后，终于顺利地到达香港；她们从香港想去印度，因为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有保禄会男会士的会院。她们到了印度，但是听说她们不受欢迎，很不受欢迎，并且，保禄会男会士本身已不被新德里总主教所接受，正找机会把他们赶走。这时还收容保禄会修女吗?当然不行，暂时收容也办不到，于是三位修女该尽快离开此地。

    但是至少从印度，她们可以同在罗马的戴格兰修女取得联络，要求总会长不要命令她们回总会院，而去其它任何地方都可以。终于从戴格兰传来一个满意的答复：菲律宾，那里有一座圣保禄会的会院，可给她们供应一切协助。所以，她们离开了新德里，在孟买上船，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三日安抵马尼拉，而结束了流亡生涯。

    在这里三位圣保禄孝女在圣思格拉斯第嘉公学的本笃会修女院附近，找到了妥善的安置，因她们三人健康情形欠佳，故在此休养了二个月。在十二月初，三人都移至八打雁的利巴，这里有圣保禄孝女会的修院。就这样在经过战争的逃亡、被驱逐、历经数月的跋涉后，终于在菲律宾开始了圣保禄孝女会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