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格兰·梅而珞修女写信给雅培理神父：「可敬的会祖，我祈求您伟大的慈爱，请您晓谕我们一切，改正我们：如果我们做的某事不对，希望您如慈父一样改正您的女儿。您知道：我在您的手中；您使用我如同一条手帕。我常很惶恐我做的不好，怕领导修女们……．怕有所偏差。当您有些时候不跟我说什么，我就不再感到安宁。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件好事，但我愿知道一切。我发现我现在变得很不宽仁，请为我祈求上主的矜怜!感谢天主!卑微的德兰修女敬上。」

    会祖雅培理给戴格兰的回信：「常常地，尤其要常有信心!为怀有这种信赖之心，有很多种动机，在五月（特敬圣母玛利亚月)还更该有信赖之心。借着天主的圣宠，特别是借着天主的爱，妳可安息在上主的怀中。为领导保禄会修女，为从事使徒事业，常要有依恃之心和正确的意向。我降福妳。铎末雅培理。」

    戴格兰和雅神父二人彼此的通信，是发现在同一张纸上。会祖把回信写在戴格兰来信的边缘上，这是为了节省时间和纸张。在巴西的圣保罗，「神贫」也在于严格的尊重所使用的一切，因此从一张白纸到活版印刷的物品，甚至任何操作的工具都要珍惜。这个新成立的团体只有唯一的一样东西可以「随意」用，这是雅神父明确的命令：面包，如此而已。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她们彼此间的一些简短通讯，这些史料没有确切地安排在保禄会的历史年表中。我们发现这一位戴格兰修女不但随时准备接受命令，而且好像渴望服从：这样是为了获得安全，也为了有保证。她公开地承认她需要感觉到有人引领她、有人扶持她，她怕错误，甚至她害怕她曾经犯了错。

    在别的地方，她犯了一些错，主要是因为她不只是一个机械式地重复上级命令的人。有几次她太积极的作为，使得新来的修女感到不安;也不是没有人，在第一次与她会晤时，就判断她只是个权力主义者，很霸道。因此她没有对自己自欺，尤其是检讨和省察自己是否每天该赢得这个会祖的头衔。她同雅培理神父平常不使用「会祖」这个头衔（雅神父也是一样，在某些情况下，正巧如前封信中，在签名时，前面只写「会祖」或「maestro」这个头衔（意大利文)开始的第一个字母)。在这两位的作风上，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出生地（毕耶蒙特)纯朴达礼的习俗，就如百余年来世代所遗留下来的典型葡萄美酒。

    说实在的，做一位会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戴格兰一方面要忠于保守自己的岗位，一方面又要确定自己的权力。这在保禄会青年修女的团体中，史无前例，做事时没有别人已证实的经验可借镜去遵循。尤其人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正是个「被人类败坏」的世界和「败坏人类」的世界，很多人宣称逃避这个世界才是唯一得救的法门。他们曾以二十年的时间竭尽心力，寻求一个别人在创办修会时不能给与他们的经验，也是没有人曾证实的经验，就连雅培理神父也没有的经验。的确，领导一座隐修院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烦恼，因为隐修院常在同一固定处所，它有相同的会规、相同的环境，也有相同的辛苦贡献，以及多年来，甚至数世纪以来相同的危险：在隐修院中，一切所遭遇的事故和一切的问题，似乎都有一个规定的解决方案。

戴格兰修女就完全不同了，她该为新兴的保禄会设置管理的行政技术，并且有时该用谦逊的药石，医治她那遗传来的急躁个性。她说：「是的，是真的，我常激动，这是我家族的遗传。事后我常发觉我的缺点，为此我感到遗憾。」戴格兰随后又立即重新开始神修工夫，打通谦逊的道路，感觉到自由自在并充满信心。信心，必须确定，可分成三百六十级，或者说要扩展到全保禄会，不分是哪个会院或哪个修会（雅培理神父创立了好几个修会)。凡是在保禄会男会士中、孝女修会中和协助会员们中，所发生的一切事，对戴格兰来说，都是有关系和最重要的，如此可使本会的修女们感到关心这一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