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格兰修女，由各地旅行回来，曾多次谈到用电影做为福传的工具，她马上向所有的人说明，影响所有的人。从她自己传教的实际观点，随即会想象到电影的用途，并在某些情况下，可为福传工作者，做引入入胜的补助：甚至，在缺少传教士和传教士忙碌的地区，可做为暂时的代用品。

    雅培理神父立刻把电影包括在为传播圣言和伦理，以及公民教育的「最快速和最有效的」方法中。在二十年代，会祖跟议事司铎基艾沙，在阿尔巴，二人曾对这问题讨论了很久，并且圣保禄孝女会会宪中的第二八五条，也给了极明确的指示：「电影产生了极广泛的影响，它把罪恶渗入人心，但它同样也可以推动人面福祉。圣保禄孝女会修女们使用这个极有效的使徒工作方法，去拯救人灵和谋求社会的福祉。」

    一九三六年，教宗碧岳十一世，关于对儿童有害的电影，曾以其惯有的激烈情感加以干预：「面对给孩童如此大的伤害，面对如此多的纯洁心灵就丧失在电影院中，不由得使人想起吾主耶稣对引坏小孩子的人，所给与的可怕处罚。」

    在三十年代设立了罗马电影制片公司，以后改名圣保禄电影制片公司，在「开幕」时，去罗马圣保禄宗徒墓前跪拜一小时，其目的是为制造那些能进入正规电影院的影片。虽然历经万难和不少的反对，但终于能发表一个象征性的成果：制成一部（阿布那·默西亚)，表扬古列叶末·马萨亚，他是衣索比亚国加拉人，嘉布遣小兄弟会传教士；这工作的成功当然也少不了戴格兰修女的实际协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一切工作停顿，战后，工作又开始转往另一方向：除了一些影片在主题上，继续战前的趋势外，也开始出版短片和记录片：在这些影片中有不少是做为讲解要理问答之用，因其适合时代又有益处，所以很使人满意。

    在战后最初几年中，戴格兰修女有机会跟圣保禄电影制片公司的导演艾米吕·高得露神父会晤，曾谈到电影与教义结合的可能性及其它有关问题。依纳爵·芭拉修女，当时是导演的重要助手，她如此回忆那时的情形：「我听到了惊人的消息，我记得她跟我兴奋地谈到这事：那时有一件很大的好事该做，就是利用电影，使电影成为一个使徒工作，为此事圣保禄孝女会修女应积极地合作。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使徒工作，的确，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使徒工作，是重要的和迫切的……会祖指示必须开始电影制片的工作，这使戴格兰确信这的确是天主的圣意，而且这工作必须完成，不惜任何代价。」

    戴格兰立即执行命令，马上开始工作，并努力工作。圣保禄孝女会修女虽然已负责了许多工作，但她还是安排她们专务电影；如此，在她们中同时栽培出对各部门有经验的修女，做一些地区司铎们的顾问和善会的顾问，而这些地区不幸遇到彼此不肯接受的人。

    另外一位圣保禄会修女玛利·罗莎莉·魏思格修女回忆开始时的情形说：「一九四七年九月，总会长把我叫去，给了我开始用电影传教的责任，并同圣保禄会合作。我们的工作是选择已制成的影片，改制成十六厘米，为本堂区的电影厅使用……同时也负责组织推销十六厘米影片的办事处。之后更负责同圣保禄会合作，试图制作宗教和教育、教理及陶成青少年的影片。总会长常给这项使徒工作加油打气……她鼓励我，并在选择影片方面，给我们建言。她坚定地告诉我们所选的那些影片确实能对传教工作产生效果，并提供人类真正的福祉……她曾多次说：『我们利用一切方法，以更快速的方式和更有效的工具，传布基督的喜讯，并希望更多的人得到这喜讯。」但不只如此。很快地，在制片工作上，也安置了很多的修女参加这项工作：而更在（天主之母)影片的翻译中，修女们参加了安纳女先知的那部份工作。

    随后肩负重责大任的时刻到来：现在决定的不是制造一部影片，而是有五十部教理记录片形成一系列，有如利用图像做成的天主教教义大纲，以特殊的不同主题和活泼的表现，使世界各阶层的人都可以清晰地和有效地了解这些主题。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作，也需要一笔庞大的经费，而唯一且经常要面对的困难就是雅培理神父没有钱。

    所有的计划均由保禄会的男会士们负责，他们本该自己付钱，但是戴格兰修女却不做男、女修会之间的区别。她厌恶自私想法、修会内的不合作态度、这个和那个修会间相互推诿的行为、排他主义和有害引起争端的小事等，都会对很多修会团体制造伤害。对她来说，每一个保禄会的创作——不论是哪一修会完成这工作，都是所有人的创作。在一九五一年，面对五十部记录片的发行，又有很多反抗的声浪攻击雅培理神父，就如四十年前一样，于是戴格兰·梅而珞修女手中拿着钱，走在前面迎敌；她为了这保禄会的事业，也是圣教会的事业，提供了所需总钱数的三分之二，如此，工作方可继续，而记录片才得以实现。为了这五十部电影，戴格兰有如一位有远见的母亲，付出了适时的关怀。

    但这并不是一切，雅培理神父和戴格兰修女因电影的发行，而遭遇到了重大的经济困难。为了解他们两位处于非常艰苦环境中的勇气，要回忆他们初期的工作，曾受到教宗碧岳十二世的副国务卿若翰·曼地尼蒙席的称赞。那时雅培理神父预先委托给这位蒙席五十部各种不同主题的影片，请他转呈给教宗。转呈之后，在一九五三年元月十九日，曼地尼蒙席以教宗的名义给会祖回了一封信，内容有明智的表示但忧喜参半：一方面给予热烈的鼓励：而另一方面，更好说它包容各种忧惧，并令其长期考虑。这个文件颇值得一读：「你们的创作不能不获得圣座热诚及慈父的关怀，圣座非常重视一切为适合青年人的宗教教义的实验。如果把电影的视听应用于宗教课程，可以使这课程如此地活泼、有趣，而适于把孩童及民众的视听能力同永恒的真理结合在一起，那末，宗教教育就无疑地有了不少利益……圣座因此愿意鼓励这当「慎重处理的事业」，确信每一投入的用心，并在教义、艺术、「行政」各方面，实际响应推动的善意。圣座深知你们孝爱的敬意，巡顺您，和您的全修会，同时祝福你们明智付出的杰出及慷慨的福传辛劳。」鼓励和祝福之外，教宗的信可以归纳成四个字：「好自为之」。圣座称赞雅培理神父有理想，并对戴格兰表示愿意支持这个理想。

    制作和推销这些记录片之后，证实各方面都进行的非常顺利，雅培理神父立即报告给「上级」知道不再有「忧惧」的情况：而「行政」方面也没有问题。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得到响应，神采奕奕的若翰·曼地尼蒙席向雅培理神父表示庆功，并说：「我特将高兴的消息呈报给教宗，圣座曾提及关于教义影片所有的进步，已在意大利和国外获得大众普遍的肯定：这事业对宗教教育不断提供珍贵的贡献。」宗座的答复文件中，连一个动词也没有使用条件句法，完全是使用直陈句法，因此会祖和戴格兰也可以把这封信归纳成另外四个字：「你们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