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培理神父在大战期间，保持着他那无懈可击的镇静，这是由于他的遗传个性使然；但有时他也用他特殊的法则，为圣保禄会的未来，阐解大战的事故，并揭示预兆和正确的意义。一九四0年十二月他写给保禄会成员的一封信上说：「更美好的事业多次产生和发展在历史中最艰难的时代。这是一个事实的体验，可回答某些在目前痛苦中失去勇气的人的询问：谁能给这时代这么多的灾难?」

    雅培理神父还决定了更大的事。在大战期间，忽然有一天，他许了一个愿——或只是一个许诺?在这里，编史者因分不清雅培理的特殊语法而困惑——总之，他履行承诺，在和平恢复后，在罗马圣保禄男女总会院附近，建筑一座宏伟的圣母大殿，献给圣母，取名「宗徒之后」，它将是保禄会城堡的心脏。

    说实在的，雅培理神父多年以前早就有这构想。但在大战期间，如若瑟·巴倍罗神父所写的：「这计划因战争而延期，反使他把规定的限期更加提前，同时工作更加努力：他，坚决地如此做，是因为还有更有力的理由：会祖雅格·雅培理所许的愿，是以分布在世界各地工作的全体保禄会成员的名义。」   

对于建堂这项工程，圣保禄会的修女们常在戴格兰修女的催促下，做了长久、辛劳和最重要的贡献。这时，戴格兰在保禄会中工作，也在会院以外，日复一日地，从事她自己本人的战争。没有军事公报，也没有伤亡的牺牲，她的战争是一个不停的奋斗——在一切表现和结果中，为减除大战的牺牲，使人脱离由子弹、炸弹所造成的饥饿和失望。就如雅培理神父在一封信中所说的，在圣保禄孝女会第一导师的「最美好工作」，有些正可记录在大战期间的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