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在先知书上册我们已经叙述了亚述帝国和其他同时代的几个重要民族的历史，在先知书中册我们又叙述了亚述帝国的沦亡和新巴比伦帝国的兴衰。现在为完成与伊撒尔民族有关系的中东各帝国的历史，再把继巴比伦帝国而崛起的波斯帝国的兴衰，约略述之。然后再叙述希腊帝国的兴起，以及仆托肋米与色娄苛互相争雄的概况，一直到玛加伯家族的后裔若望依尔卡诺于公元前135年称为犹太国王。
本书所包含的十三位先知的书——达尼尔和十二位小先知——反映着自公元前第九世纪到第二世纪的史事和背景。从第八世纪到第六世纪中叶的历史，已于先知书上、中两册写了一个梗概。现今所要继述的是起自六世纪末叶至二世纪中叶间，先知书中册所未尽的史事。
第一章 波斯帝国
（甲）波斯帝国的兴亡
当亚述帝国行将衰微之际，巴比伦和埃及两国已约定要乘机瓜分亚述的领土，可是在计划未履行以前，埃及法郎讷苛因怕巴比伦的势力澎涨，有碍于自已国势的发展，遂自行撕毁前约，而与亚述帝国交好，以对抗巴比伦。巴比伦王纳波颇拉撒尔的太子拿步高奉父王命，与埃及宣战，击败了自毁前约的埃及，并乘胜追击讷苛的败军直薄埃及边疆。正当拿步高准备进兵埃及本土时，不料他父亲逝世的噩耗由巴比伦京都传来，于是他于哀痛之余，为了继承大统，只好班师回国。从那年起，即公元前605-539年，三十年间巴比伦和埃及屡有战事，结果埃及终非巴比伦敌手，因此在亚洲也没有获得任何领导的地位。古亚述帝国终为巴比伦所并吞（公元前606年），而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巴比伦帝国。
我们若从这新帝国的势力、文化、法律和政治来看，似乎国祚决无中绝之虞，然而事实却否定了这种看法，公元前554年纳波尼杜登极的那年，玛待王阿斯提雅革的藩属居鲁士揭杆而起，实行叛变，历史上一件不可权衡的事就此开端，一位大军事兼大政治家名闻于世了。他竟在极短的时期内，使中东完全改观！居鲁士本是安散小国的君王，在公元前550年战胜了玛待王阿斯提雅革；547年便率兵横渡底格里斯河，进军里狄雅国，次年即攻陷了该国的京都撒尔德，国君客勒索（Croesus公元前60-54Q）被掳而作了阶下囚。545年底中东各国在他庞大的军事压力下，尽入波斯帝国版图。因此地中海东岸群岛，希腊诸联邦小国，以及文明古国的埃及无不震惊。公元前539年他又开始进军巴比伦，其主将哥贝黎雅——即雇巴鲁——攻陷巴比伦京城后，居鲁士遂自称为巴比伦王。在居鲁士圆柱刻文上，居鲁士记载攻破巴比伦城的经过说；「……诸神之主（玛尔杜克大神）为了众人的哀号异常愤怒……所以解放了他们的领土。他也为那些被带到巴比伦的列国之神，表示愤怒，也解放了它们的领土。玛尔杜克对被拆毁的一切住宅，对与屍首一样的秀默尔（位于巴比伦之南）和阿卡得（位于巴比伦之北）动了慈心，□□对□□表示同情。他曾检阅观察万邦，见他们无不景仰他，他遂找了一位公正而称他心意的君王，以替天行道。安散城的君王居鲁士乃是玛尔杜克所起的名字；玛尔杜克便召叫他，赐与他掌管天下的大权。」
「……玛尔杜克吩咐他到自已的巴比伦城，并命他侵入巴比伦的街市，待他如伴侣，如朋友，从未须臾离开他的身旁。他的数目无算的强大军旅有如河水一样，都装备起来随从他。不用交战，也不用凶杀，（玛尔杜克）引居鲁士进入了自已的巴比伦城：他这样救了巴比伦脱离困苦。玛尔杜克又将那不敬畏自已的纳波尼杜王交于居鲁士手中。巴比伦的全体人民，秀默尔和阿卡得人，贵族及长官，都向他投降，口亲他的双足，面有喜色地庆幸他得了王位。这位君王曾借着他的权威，使死者复生，他按照□□□□宽恕了众人，因而巴比伦人无不雀跃地祝贺他，赞扬他的名号。
我居鲁士乃万邦之王，伟大之王，权能之王，巴比伦之王，秀默尔和阿卡得之王，四方之王，我乃是安散城之王，大王坎拜栖茲的儿子，安散城王，大王居鲁士的孙子，安散城王，大王忒斯塔的曾孙，贝耳和讷波二神所喜爱的王朝中那长存的苗裔。它们切愿我这王室满足他们的心愿。当时我安然进入了巴比伦，在欢呼和狂乐中，在君王的宫殿内，设立了我的御座。因我每日热心敬礼它，玛尔杜克大主宰便使巴比伦人的心归向了我。我的大军开进巴比伦，秋毫不犯，不准许任何人惊吓秀默尔和阿卡得……我将在那里住的神祇送回它们原来的地方，让它们获得一个永久的栖身之所。又将属它们的人民聚集起来，叫他们回到他们的地域。」
上面是我们翻译的居鲁士圆柱上的一大部分刻文，这圆柱今存于不列颠博物馆内。历来的史家认为它的历史价值非常之大。这残存的刻文可说完全证明了赫洛多托和圣经对于居鲁士攻陷巴比伦所记载的事。按赫氏所记载的，居鲁士用了一种心理战术，攻克了巴比伦。据此刻文：「不用交战，也不用凶杀，玛尔杜克神引居鲁士进入自已的城，」岂不完全相吻合吗？尚有其他文献证明巴比伦人欢迎居鲁士，如欢迎一位民族的解放者。巴比伦投降后仅一个星期，城市内的生活情况便恢复了常态。除此以外，又有不少保留至今的商业契约，是在居鲁士进入巴比伦后一个星期内订定的，可见当时人心是如何的安定。
根据圆柱刻文，我们知道居鲁士对这次胜利，完全归功于玛尔杜克、贝耳和讷波三神，尤其是归功于玛尔杜克神。玛尔杜克要找一位公正而称他心的君王，来替天行道，他所找到的，所召叫的就是安散城的君王居鲁士。玛尔杜克一找到了他，便赐与他治理天下的权柄；并与他同行，总不远离他，使他平安进入了巴比伦城。这一切事实，都是很有趣味的历史佐证。巴比伦最后的一位国君纳波尼杜由于多年不居于巴比伦，而住在阿拉伯城忒曼。因此不能向京城中的玛尔杜克，贝耳和讷波即巴比伦人最叙崇的三位神明祭献，民心因而叛离。明智的居鲁士高瞻远嘱早知此事，为了获得民心，便在巴比伦人民面前将自已的功绩全归诸玛尔杜克神。若我们把此刻文和居鲁士向犹太人所颂的上谕上的话两相比较，就可以看得出居鲁士是一位顺应事势的国君。换句话说，他就如日后的许多帝王，顺从了一种「政教混合主义」。他对巴比伦人民表现自己是玛尔杜克神的虔诚敬拜者，对伊撒尔人民表现自已为雅威的臣仆（厄上1：1-3）。居鲁士的这种顺应事势主义，并不排除他的惟一神论的思想，他只是在创立大帝国的起初，为获得民心，便尊敬了各民族的神明。在这事上他最明智的办法是把那些被巴比伦人移到巴比伦来的各民族和他们的神像都送回原地，这是他在圆柱上明说的：「我将在那里（巴比伦）住的神祇，送回它们原来的地方，让它们获得一个永久的栖身之所，又将属它们的人民聚集起来，叫他们回到他们的地域。」这完全是一种政策，不能由此断定他是一个多神论者。
由厄斯德拉上、下和哈盖、匝加利亚等经书，我们知道一大部份的伊民，依据波斯皇帝的上谕，曾分批回到巴力斯坦。
居鲁士可说是古代东方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帝王：他是一位英武果敢的军事家，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对所有属国都能安抚怀柔，对各战败国的宗教与文化，都能尽量保留，许与他们相当大的自由，制定公平的法律，统一全国的政治和经济，奠定波斯帝国最坚固的基础。这位留名后世的伟大帝王于公元529年进攻玛撒革忒人民时阵亡了。
他的太子坎拜栖茲依法继位为王，在位七年（529-522年），他在位的功绩是征服埃及。他的父王居鲁士原有联合非洲（埃及）和亚洲而形成一个大帝国的野心，不幸在尚未实现美梦之前，便丧命疆场，真令人有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之叹！坎拜栖茲虽决意要实行父王的计划，但他当时发觉国内正酝酿这叛变的阴谋，他怀疑自己的弟弟斯默狄支持这些叛变阴谋，他为铲除后患，便先发制人，差人将斯默狄胞弟暗杀；叛变的阴谋，由此便销声匿迹。自已的王位，即已巩固，使准备出征埃及。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也许是坎拜栖茲的运祚转盛，埃及的希腊佣兵竟然背叛，他未损一兵一卒，浩浩荡荡占据了埃及的京都摩夫（Memphis），杀戳了国王仆撒默提苛三世，而自称为埃及王。他又有乘胜远征厄提约丕雅的计划，但是这计划，却完全失败。此处我们可以注意与圣经颇有关系的一件事：在坎拜栖茲麾下从军的犹太人，被大王留在厄肋番提乃岛防守上埃及的事实，也许正发生在此时。（参阅旧约史书下册204页。）
坎拜栖茲为人骄横，性情变化无常。这或许是因为他在厄提约丕雅的战事，一败涂地，精神上大受刺激所致。结果在他晚年，连对待埃及人的政策也变得十分残酷，甚至侮辱他们的宗教，竟敢在摩夫京城中公然屠杀了献给阿丕斯神的母牛。这对埃及人简直是一种无比的亵圣大罪，因为他们认为献给阿丕斯神的母牛，已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耶46：15）。此外，对埃及其他各处的神殿也屡次表示亵渎，并且还劫掠了几座神殿，这些事件自然使埃及人对他起了极大的反感，并造成了他死于非命的原因。公元前522年，他正忙于组织埃及地区的工作时，不料从波斯吹来了一场政治性的恶风：一位自称为皇帝胞弟斯默狄的高玛塔巫士起而叛变，自立为王。许多诸侯早已不满坎拜栖茲的统治，很希望有人出而推翻这个失去民心的帝王，现在看到高玛塔竟敢倡导革命，而他的面貌又酷似被杀的斯默狄，都信他是君王的弟兄，便名正言顺地拥护他为新王。坎拜栖茲见此情形，对帝业攸关，便急速起程返国，就在返国途中猝然驾崩。有人以为他是被反对党所弑，有人以为他是因为羞惭而自杀。死的原因虽然无法确定，但公元前522年他的确与世长辞了。
高玛塔冒名继位，但称帝不久即为波斯帝国的贵族们发觉他并非故王居鲁士的儿子斯默狄，便立时杀了他，而立依斯塔贝的儿子达理阿为王（公元前522-485年）。达理阿登极后，大展宏谋，作出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其中最值得记述的有三：（一）平定叛乱，开拓了帝国的疆域；（二）改组政府，成立了一个不可一世的波斯帝国；（三）秣马厉兵，与希腊联邦相抗衡。
关于平定叛乱一事，达理阿在贝希市通刻文上这样说：「我达理阿大王，诸王之王，波斯帝王，列国之王依斯塔斯贝的嗣子，属阿革门家族的阿尔撒玛的孙子。达理阿王说：我父亲是依斯塔贝，依斯塔斯贝的父亲是阿尔撒玛，阿尔撒玛的父亲是阿黎雅辣讷，阿黎雅辣讷的父亲是忒斯培，忒斯培的父亲是阿革门。达理阿王说：因此我们称为阿革门家族。亘古以来，我们即为贵族，亘古以来，我们的家系即属皇族。
达理阿王说：我家族中曾有八人做过帝王，我是第九代的帝王，我家族两支中，共计九位帝王。
达理阿王说：我奉阿胡辣玛次达的命令做了帝王，是阿胡辣玛次达授与我权。……
坎拜栖茲暗杀了斯默狄，人民都不知道，他便去了埃及。他到了埃及后，民众叛离，在帝国中，不论波斯、玛待以及其他的地域中，谣言四起……。一个身为巫士的人，名叫高玛塔，出而冒名称帝。他哄骗人民说：我就是居鲁士的太子。坎拜栖茲的弟兄。当时不论波斯，玛待和其他地域的民众都脱离了坎拜栖茲，而随从了他，他如此占有了王位。……直到我来了，不论是波斯人或玛待人，或我们本家人，都不敢夺取高玛塔的王位。人民对他的暴虐，无不恐惧……谁也不敢直言谏诤……我率领少数的人……在玛待杀戳了巫士高塔玛和他的贵族盟友……我消灭了他，我从他手中夺取了王位，我就因阿胡辣玛次达的恩惠作了王，阿胡辣玛次达将王位赐给了我。曾由我家族被夺去的王国，我竟使它再恢复原状。……」
关于达理阿改组政府，成立大帝国一事，是他最大的功绩，远胜开扩帝国的版图。他将帝国划分为二十个地区，每一地区设有总督一人，这种职位多由皇族或贵族出任，总督以外，还另设委员二人，他们的职分一面辅佐总督，一面监视总督，他们的官阶是一位主持军事，一位主持政务。圣经上屡次提到第五地区，即河西地区或河西行省，这地区又分若干省，如叙利亚、腓尼基、撒玛黎雅、犹大、哈孟、阿市多得等省，各省省长直属河西地区总督权下。河西地区的总督经常驻节大马士革。
关于达理阿与希腊联邦交战一事，因与圣经的历史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此处没有详述的必要。但是我们在此必须说明了，这战争却做了亚历山大侵袭波斯帝国的借口，这事却与圣经的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
居鲁士、坎拜栖茲与达理阿算是波斯帝国历史上最出名的三位皇帝。这帝国的国祚所以能延续二百余年，完全是由于这三位帝王的功绩与他们所组织的行政系统。他们的后裔中虽然也出过不少伟大的帝王，但总不能与这三位相比。史家赫洛多托记载当时的老百姓批评他们三位的话，颇有趣味；他们说：「达理阿是个商贾，坎拜栖茲是个霸王，居鲁士是位父亲。」
从达理阿逝世后，直到亚历山大侵占波斯帝国为止，共计一百五十余年，在这时期内，还有其他的九位帝王（参阅附录2：波斯何革门朝世系表）。这九位帝王的功绩，详细地比较起来，虽不能和达理阿并驾齐驱，但总也是名噪一时，因为大体说来，他们总未离开居鲁士和达理阿的传统政策，他们始终给各属国相当大的自由，只要求属国每年纳贡，尤其征兵，并保护帝国：除此三项义务外，各属国皆可任意崇拜自已的神明，遵守自已的法律，并保持自已的文化。波斯帝国在东方犹如数年后罗马帝国之在西方，为亚洲民族算是一种统一的原动力。历史家都认为这种统一的力量，确乎基于波斯人对宗教的思想，因为只有他们信仰的宗教，才能解释波斯帝国与亚述和巴比伦两帝国的分别。当时亚述人和巴比伦人都有这种牢不可破的成见：倘若他们战胜了其他国家，他们便坚信战胜国的神祇远胜战败国的神祇，所以常把战败国的神祇送到战胜国的庙宇内，表示战败国的神祇应向战胜国的神祇俯首称臣。帝国境内只有伊撒尔这个弱小民族对于他们这种普遍的偏见。不能苟同，他们虽然屡战屡败，但他们始终认为他们所钦崇的「雅威」比任何其他的神祇都坚强有力。闪族的其他支派，与古代的希腊联邦，都坚持着这项狭隘的见解，然而公元前六世纪的波斯人都没有受到这项见解的熏染。他们接受匝辣突斯塔所传授的「惟一神论」。按匝氏的学说，宇宙是受一位名叫阿胡辣玛次达的神所创造。他是一位完全良善，酷爱光明的神祇，可是从古以来他被酷爱黑暗的神祇阿黎曼所反对。整个世界的历史是这两位善神与恶神为占有人类的灵魂的斗争史，但最后善神必获胜利。世人死后都该到他的面前，接他们的善功罪恶，接受他公义的审判，然后领受他们各人应得的报酬。皇帝是由阿胡辣玛次达神所委任的人，他在世界上应辅佐阿胡辣玛次达神消灭恶习，使良善获得胜利。最近在百泄波里发掘找着了达理阿王宫的遗迹，王宫石级旁用楔形文字刻有那位皇帝的几句话。由这些话很可看出宗教与政治在当时所有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那刻文说：「达理阿王说：善神阿胡辣玛次达把波斯地交托我管理！这地是最美丽的，有良善的国民和肥壮的骏马；波斯全地要服从善神的命令和我的命令，就没有可怕的仇敌。」
波斯帝国为了中央集权，必须建立一种极周密的交通网，和一种统一的公用语言。对于交通问题，波斯人最初创立了邮政局，在人类文化史上，波斯人是值得骄傲的。至于统一语言，他们采用了当时最普通的阿辣美文，但可惜他们的法典散佚无存。假使这部法典日后为人发现，那末我们对波斯帝国的文化精神，就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总之，波斯帝国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具有向心力而又史无前例的大帝国。
常言：「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波斯帝国终于也有由盛而衰的一天，波斯帝国衰落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综合起来不外下列五点：（一）对希腊的连年战争。波斯帝国的版图虽大，但是自已没有海军人员，所有的海军人员，都是雇用的外国人，尤其是腓尼基人占最多数；何况，他的海军无论如何强大，若和海上称霸的希腊人的海军一比，难免棋差一着。（二）埃及国屡次起而叛乱。具有高度文化的埃及人民，自然对那争取自由对抗波斯帝国的希腊人民，不能袖手旁观，他们为了自已国家的前途，一定在各方面协助希腊人民都背叛波斯，使千里遥远的波斯帝国疲于应付。（三）希腊军队的武器、战略和组织，都胜过波斯帝国。（四）波斯帝国屡次发生内讧，弑君篡位之事不知凡几，这类不幸的事自然失掉民心。（五）波斯的文化、艺术和哲学远不及希腊。波斯已成为衰老退化的国家，不堪一击，而此时的希腊，正在方兴未艾，又有雄才大略，英武善战的亚历山大。达理阿三世已不是亚历山大的敌手。亚历山大出征不几年，广大的波斯帝国遂告灭亡。
（乙）波斯权下的犹太民族
公元前538年，即居鲁士为巴比伦王元年，波斯皇帝颁发了一项释放伊民归国的上谕：「波斯王居鲁士这样说：上天的神雅威，将地上万国交给了我，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祂建筑一座殿宇。上主伊撒尔的天主的全民众中，无论谁若愿意，就可叫他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建筑上主天主的殿宇，因为天主住在耶路撒冷……」（厄上1：2-3）。从那一年起，数十年流亡国外的犹太人不断的成群结队回归故国，但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回来了，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还在三分之二以上；不返国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或是因为他们不忍立时离开目前所建筑的家室和兴办的事业，或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在巴比伦用经济的力量帮助回国的同胞，做复兴的事业。
第一次归国者有四万多人（厄上2：64及注释）。一个古犹大王族的后裔，即则鲁巴贝耳（我们以为他与协巴帀尔同是一人——厄上1章注3）被波斯帝国政府委派为返国者的首领。这首批归国的充军者，不畏长途跋涉，在人迹罕到的沙漠中，晓行夜宿，经过了三个多月，才到了犹大。可是当他们一到了老家，触景生情，不禁泪下，因为他们所见到的已不是当年的富丽堂皇，而是瓦砾一片！他们出离巴比伦时，心中感觉到两样心情：一是无限的喜乐和惊奇，一是无限的愁闷和焦虑，咏126首完全表现出归国者的喜乐，惊奇和希望：
「当上主引俘虏归回熙雍之时，
我们好像是作梦的人。
那时我们满口喜笑，
我们的唇舌充满欢呼。
那时异邦人说：「上主恩待了这些人！」
上主确实恩待了我们，
我们便欢喜踊跃。
上主啊，求祢挽回我们的厄运，
好像使溪水复流至南方！
凡流泪播种的也必欢喜收获，
那携着籽粒流着眼泪出去播种的，
必要欣跃地带着禾捆回来。」
回国之初，社会和宗教的状况，非常凄凉，令人不堪回首。耶路撒冷圣京已成为废墟，四郊的田地，都长满了荆棘野草，房屋须要重修，水井须要重掘，荒芜的田园，必先割去野草，才可以耕种。回国时的乐趣，逐渐消失殆尽。幸而他们是有坚决信仰的人民，伤心固然伤心，但始终没有灰心，大家同心合力，先在原先有祭坛的地方立了祭坛。他们在这新立的祭坛上举行了全燔祭礼后，又举行了老百姓最喜爱的庆节（帐棚节）。这庆节过后，大司祭耶秀亚遂和首领则鲁巴贝耳议定重修圣殿，首先雇用工人，购买木料和派定督工人员。在他们回国后的第二年二月，在年青人的欢乐中和老年人的叹息中，安放了上主圣殿的基石，行了奠基礼（厄上3章）。撒玛黎雅人原想参加修建圣殿的工程，但为则鲁巴贝耳，耶秀亚和伊撒尔族长所拒绝。撒玛黎雅人因而异常愤怒，使煽动四周人民联合他们「来挫折犹大人民的勇气，扰乱他们建筑的工作；并且买通了一些参议员反对他们，破坏他们的计划……」（厄上4：4-5）。因这些异族的不断骚扰，建筑圣殿的工作，几乎停顿了二十年。在这长久的时期内，人民只顾修建自已的房舍和经营自已的事业，归国时的那种热心和希望、已经完全灭绝！这是什么原因呢？上主曾预许过「一切空谷要填满，一切山陵要铲平，要修平一条大路，因祂自已要领导归回的人民进入圣地」，祂又许下要「使你（伊撒尔）成为一架锋利的，具有双刃的新打禾机，叫他蹂躏高山……」（依40：3-41：15），而今一批敬拜邪神的乌合之众，竟能阻止了为上主重修圣殿的工程！这样的疑虑动摇了群众的信仰。当天主缄默的时候，需要有亚巴郎的坚固信仰，但是在偌大的群众之中，不是每个人能具有如此坚固的信仰的；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也许连最虔诚的人，就如在耶路撒冷圣京被拿步高毁灭时，要自问说：这不是上主离开了自已的选民吗？
天主缄默的时期一过，就不再缄默了。十五年过后，便出现了两位先知——伊撒尔人几时在大难中，上主的信使便应运而出来劝化人民——即哈盖和匝加利亚。他们二人再度燃起宗教的神火。伊撒尔人民这次算是例外，一致听从了这两位先知的劝告，重新动工修建圣殿。由达理阿王二年开始到达理阿王六年，圣殿终于落成。（关于此时的历史详见哈盖）。
新修的这座圣殿，虽是巍峨壮丽，但是远逊于原先撒罗满所建立的圣殿。但哈盖先知在重修圣殿时却曾预言过这座新圣殿的光荣，必要超过撒罗满圣殿的光荣。哈盖说过：「再过不多时，我必要使天地，海陆震动，并且我还要震动万民，万民的珍宝，必都运来。我要使这殿充满光荣，这是万军的上主说的……这座新建的殿，所受的光荣必要超过先前的，这是万军的上主说的，在这地方我必赐与平安，这是万军的上主说的」（盖2：7-10）。
圣殿落成后（公元前516年），直到讷赫米雅和厄斯德拉二人返国（445年），中间经过七、八十年之久，在伊民的史书上，所记载的事异常模糊不明，这可说是伊民历史上暗淡的时期。因为除了在达理阿为王时，厄上5-6章所指示的事情外，其他史事我们一概不知，关于厄上4：6所载的薛西斯一世（公元前485-465年）为王时，在伊撒尔人民中所发生的事情，十分渺茫。艾斯德尔传所记述的薛西斯必是继达理阿之位的薛西斯第一世（485-464年。参阅艾补录甲注一）。根提赫洛多托，薛西斯是一好色的美男子，这断言和艾传所描写薛西斯的性格，完全相符。厄上4：6记载说：「在薛西斯王登极之初，他们（即犹太人的敌人）写了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的诉状。」但是此处遗漏了诉状的原文，或者是作者故意删掉也未可知。厄上4：7-23所包含的两项文件，都与薛西斯的继位者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号为隆基玛奴斯（公元前464-424年）所作的事有关。4：24节直接与4：5节相连，那么4：1-24和5-6两章皆讲述达理阿为王时，关于重修圣殿的事。4：6节暗示薛西斯一世时有关犹太人被迫害之事；4：7-23节指示在阿塔薛西斯在位时所发生的事。当阿塔薛西斯的覆文传到撒玛黎雅省长手里时，他和那些与他狼狈为奸的同党人「来到犹太人那里，用威胁和武力限他们停工」（厄上4：23）。这些话我们看了似乎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但希腊译本较为清楚：「他们急速带了兵马和大批军队来制止修建的人。」究竟撒玛黎雅人如何执行了波斯王的谕令，史书上虽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我们由厄下1：3讷赫米雅听到「省内遭大难……城垣坍塌崩裂，城门为火所焚毁」的坏消息，可以推知一个大概。那些憎恨犹太的撒玛黎雅人，见到他们的控告发生了效力，并且取得了命令去禁止他们建筑城垣，定是狐假虎威，变本加厉地去执行皇帝的谕令。对于已修的工程，下令拆除，对于未修的工程迫令停止。从前为鼓励人民重修圣殿，天主委派了哈盖和匝加利亚位两先知，但是为了修建城垣，天主所选用的工具不是一位代天主发言的先知，而是一位热心的教徒：讷赫米雅。一提起这位伟人的名字，我们不能不提到厄斯德拉经师。这两位伟人实在是犹太民族的复兴者。讷赫米雅奠定了社会，安定了人民的生活，而在厄斯德拉领导之下犹太教打下了一个坚固的基础。虽然历来的学者，对于这两位伟人的功绩，史不绝书，极力称赞。但在历史上却留下了一件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讷赫米雅与厄斯德拉二人谁先谁后？我们根据厄斯德拉引言内所陈述的各项理由，认为讷赫米雅先于厄斯德拉回到耶路撒冷，修建城垣完竣后，在祝圣城垣时厄斯德拉也来参加，并为百姓重订了一些重要的法律，改良了社会的组织，以后厄斯德拉去了东方，及至他晚年又回到耶路撒冷。他的一切活动，都集中于宗教和精神方面。（详见旧约史书下册200-204页，又见210-216页。）
德训篇在先烈的赞美诗内，赞美领导充军归国的三个要人说：「我们要怎样赞颂则鲁巴贝耳，他乃如右手上的一个指环；约帀达克的儿子耶秀亚，也是如此：他们二人在自己的任期内，建造了殿宇，并为上主修建了一座永远光明的圣殿。讷赫米雅要永为人所纪念，他给我们重修了圯毁的城墙，安门加闩，并修葺了我们的房屋。」（德49：13-15）。在这段赞美诗内，作者提出充军归国之后的最大工程：建筑圣殿，重修城墙和修葺房屋。第一项工程，作者归功于则鲁巴贝耳和耶稣（耶秀亚）。第二项和第三项他毫不犹豫地归功于讷赫米雅。讷赫米雅作犹大省省长十二年之久，重修城墙，不过只是两个月的工夫，似乎不值得作者如此地称扬。我们认为，这位领导群众的伟人，他的值得后人景仰的地方是他改良了犹太的社会，提高了贫穷人的地位，叫人民迁移到耶路撒冷京城内，坚决反对伊民与外方人结婚，以权宜的办法劝令百姓遵守安息日，法律，礼仪，并提高了司祭的地位。在犹太教史上他确实值得大书而特书的。
厄斯德拉的工作，虽开始于讷赫米雅为犹大省省长之时，然其工作的成就，却在几十年后（公元前405-359年）。厄斯德拉活动的对象，特别注重法律和宗教礼仪，圣经上称他为经师。这种名号对他的工作，他的性格和他的使命十分相合。后代的犹太人将他视为理想的人物，司祭的典型和「经师」的首领。对于他能背诵一切经书，和口授于后人的事，都赞叹不已。这些话虽然夸赞得未免过于，但不失其真实性。厄斯德拉对旧约经典的功绩实有其伟大之处，我们此处虽然不讲述旧约正经的历史，然而我们可以断定大部分的经书都是由他手订的。
总而言之，犹太人在波斯帝国内，既然是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在政治上当然对外谈不到什么影响。但是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完全集中在本国的宗教问题上。波斯帝国时代为犹太人，虽说是一段单调而无味的时期，他们的生活表面上似乎没有任何变化，但在这时期，他们的宗教生活，却是异常稳固，不可动摇，为此当希腊文化前来侵袭时，他们——这微小的民族——竟然有一种奇特的威力与强大的帝国相抗衡。
第二章 希腊帝国
亚历山大击败波斯帝国之后，遂号称自已所征服的天下为希腊帝国，但是这帝国的寿命非常短促（公元前331-305年）。这是因为创帝业的大君主逝世后，帝国便分裂为三或四个国家，直到它们相继灭亡时从未能统一。亚历山大的帝国由统一到分裂，虽然只有二十余年的寿命，但就它的文化影响来说，它的寿命却比以前任何帝国的寿命为长。以下我们约略讲述亚历山大的伟大事业，仆托肋米和色娄苛两朝的史略，和希伯来散民的来历以及他们的影响，最后简略地提及撒玛黎雅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甲）希腊帝国的崛起
公元前四世纪末叶，波斯帝国衰弱得已不堪一击，这时她好像达尼尔书所载的那个金头、银胸、铁腿、泥脚的塑像，由于一块小石的袭击，即刻倾覆瓦解。向这衰老帝国，投击这块小石的人，不是一位平平无奇的人，而是古代欧亚史书上最幸运的人，就是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亚历山大皇帝。他是受过希腊文化影响的马其顿国国王腓力的儿子。腓力不仅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人物，且也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国君。他全心倾慕希腊的文化，所以把自已的儿子亚历山大交托当时最负盛名的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去教诲。腓力虽然对希腊文化非常倾心，但对于希腊人的政治能力，却又甚为鄙视，因为他看到文化如此高尚的民族，在统一国家的大事上，竟然无能为力，甚至将人力和物力完全消耗在连年的内战上。他为马其顿王时，斯巴塔和雅典，正在争夺统治希腊的霸权。腓力便以「统一希腊，舍我其谁」的自负气概，决心要结束这所谓没有结果的内战，而统一希腊全境。然而这位识见高明的人并不鲁莽从事，他认为要使希腊人在政治和军事上联合起来，须有一个高尚的理想和激动人心的口号。这种理想和口号，乃是迎合希腊人复仇的心理去「远征波斯」，去雪150年前薛西斯王攻打希腊的奇耻大辱。
他这伟大的理想，并没有在他身上实现，因为在他厉兵秣马，出征的前夕，遇刺身死。就他这个人来说，虽是一件不幸的事，但就整个人类的文化来说，却是一件幸运的事。假如他当日御驾亲征，消灭了波斯帝国，也许摆脱不掉狭隘的国家主义，那末，人类的文化定要遭受重大的损失！
腓力的突然逝世，使希腊向波斯复仇的重任自然落在他儿子亚历山大的肩上。亚历山大，这位亚里斯多德的高足弟子的理想比之他父王的理想尤为伟大，因他所受的教育不同，很容易且很自然地会摆脱狭隘的国家主义，而着重于整个人类的文化。他的理想是把古代东方的文化和艺术——亚述、巴比伦、波斯、埃及与希腊的文化和艺术冶于一炉，而使人类只有一个文化。
亚历山大为了实现他这个高尚的理想，在这次远征时，除率领大批的军队外，还随身带着各等科学家、工程师、天文学者、地理学家等技术人才。所经之地，必留下希腊的文化，将希腊的文武制度，以及语言和一切风俗习尚，竭力传播在被征服的民族中。他到处用自已的技术人员修建希腊化的城市，作为传布希腊文化的工具。他在十三年中所行的事业轰动了整个世界，甚至有不少的历史家还主张公元前第三世纪，在印度和中国所建立的大帝国是受了亚历山大的影响。这种主张不见得是对的，但亚历山大所行的不是神话，而是史事！玛加伯书的作者说得好：「他身经百战，夺获了许多坚垒，斩杀了各地的国王。他踏遍了大地四极，掳掠了许多民族的财物，大地在他面前哑言无声，因此他的心志高傲，妄自尊大。他招募了强大的军队，征服各地，各族和众王，迫他们向自己进贡」（加上1：2-4）。
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离开欧洲，向亚洲进军，七年之后到了印度。在那七年中，他消灭了希腊商业的最大劲敌腓尼基，征服了埃及，被尼罗河流域居民尊为法郎的后代和阿孟辣神的苗裔。他在与波斯三次激烈的战争中，终于消灭了波斯帝国，为自已的祖国复了仇。随后他下令重修巴比伦城。他又率军东征，直迫喜马拉亚山麓。但此时军心厌战，迫于无奈，只好由印度回到巴比伦。他企图使巴比伦城成为希腊文化而兼世界的中心，并组织一个版图十分广大的帝国。这帝国的典章制度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他年仅三十三岁，便在哈幕辣彼王宫与世长辞，没有把他组织帝国的全盘计划留给后人，但是我们由他在这七年中所建筑的城池，所订立的法律和所处置的事务上，可以推知是个很完善的帝国组织。他的几位最忠实的建国功臣于他死后，虽然尽力使其苦心经营的帝国免于分裂瓦解，但是结果，由他逝世那年，即323年直到305年的二十年中间，他的四位大将由于都想独揽帝国大权，各不相让，以致彼此之间动起干戈来。他们四位既然都不及亚历山大的才干，自然无法联合那些被征服的民族，成立一大帝国。希腊帝国的分裂，即开始于此。玛加伯传的作者写这次分争的事说「他（亚历山大）死后，各自加冕称王，他们和继位的子孙，以后多年之久，所做的恶事遍布全国」（加上1：9）。
犹太省在波斯帝国属于第五地区，即（幼发拉的Euphrates）河西地区或河西行省。从公元前332年即从亚历山大征服腓尼基和巴力斯坦那年起，犹太便脱离波斯而属于亚历山大。犹太史家若瑟夫记述的亚历山大进入耶路撒冷圣殿时，曾崇拜了伊撒尔民的上主，对大司祭也十分尊敬。若瑟夫所记载的是依据犹太人的传说，或有过甚其辞之嫌，但这传说不能与事实相违，也就是就亚历山大定追随了居鲁士皇帝的榜样，准许犹太人信仰自由。伊民虽给外邦进贡纳粮，和服兵役，但他们对自治和宗教事务却享有完全的自由。他们的大司祭在帝国官长面前负着伊民的全部责任，伊民如有不法行为，帝国惟以大司祭是问。这些大司祭根据祖先的传说，尤其是按照梅瑟的法律，管理自已的百姓。族长、经师与普通司祭也都协助大司祭管理选民。伊民在这种生活情形下，不能说是独立的国家，只能说是大帝国中的附庸。它只要不反抗大帝国，自然能在帝国的「藩篱」内生存。犹太人此时的状况，就像史家常说的中世纪在国内有自治领域的本笃会院一样。
亚历山大死后，占领叙利亚和埃及的大将遂各自称王，对两王国间的巴力斯坦，都企图占为已有，在二十年中，巴力斯坦凡五次易手。讷赫米雅所建立的「藩篱」也不能维护犹太人的安宁，然而伊民纵使丧尽了外在的安宁和保障，却从未失掉宗教的信仰，他们自认为上主的选民、子女和基业，就是这种信仰保存了他们。微小的民族，历代不知有多少大帝国相继灭亡，这个微小的民族却仍然存留至今。
（乙）犹太侨民
犹太人侨居外国，虽然自古有之，但是犹太人大批迁移的事却盛行于希腊帝国时代。我们在下面对犹太人侨居的来历、发展和影响，略加讨论：在养育万物的天主照顾之下，选民的四散侨居使他们的宗教传布四方，结果给后日的基督圣教预备了一条道路。犹太人在外侨居，使他们的宗教起了三种重大了变化：第一、他们本来相信伊民的宗教仅限一隅，以为只能在耶路撒冷崇拜上主，而今他们这种思想已被打破；第二、他们在异民中间宣传了天主的真宗教，全照多俾亚说的：「伊撒尔子民！你们应当赞美上主，在万民前要颂扬祂。因为祂散布你们于不认识祂的各国之中，是要你们讲述祂的奇事，使他们知道除祂以外，没有别的全能的神。」（多13：3-4）。第三、他们引领外邦人归依了天主和信奉了祂的宗教。
（A）侨居的起因
伊撒尔人远离故国，侨居异邦，始于公元前九世纪。他们侨居异邦，有自动的与被动的两种原因：自动的原因多是为了经商，被动的原因，常是战败后被掳充军，就如公元前734年，沙耳玛讷色蹂躏了巴力斯坦北部时，抢去了不少伊民，解送到亚述；又如722年撒尔贡灭了伊撒尔国之后，将国内的贵族富户，几近三万人，掳往亚述国（列下17章）。以后残存的犹大国，为拿步高所攻占者凡二，三次，犹大人民的精华多为巴比伦所劫走（列下24-25章），剩下来的人民又在革达里雅被杀后，由于害怕加色丁人的报复，挟持耶肋米亚先知一同逃往埃及（列下25：22-26）。
按希腊史家所载：号称「教苛」的阿塔薛西斯三世（358-337年），为惩罚与腓尼基一同叛乱的犹太人，把他们的许多人民掳往希尔卡尼雅地——友弟德传所载者或即暗示此事。在厄肋番提乃所发掘的遗翰，证明公元前六世纪在上埃及已有一团犹太驻防军（参阅旧约史书下册）。这军团也许与那些同耶肋米亚先知于586年一起逃往埃及的犹太人有密切的关系。拉冈热等学者以为厄肋番提乃的犹太人就是他们的一部份后裔。厄肋番提乃文献是偶然被人发现的，将来在印度和其他地方也可能发现有关犹太人侨居的地下材料。
我国河南开封直到十九世纪，尚存有一个犹太人的会堂，两座纪念碑至今尚存。利玛窦神父是第一位发现他们的西方人，他以后，许多西方的传教士，都曾研究过这些已汉化的犹太人。关于他们何时来到中国，方豪的〈中西交通史〉三册132页。按「开封一赐乐业教即犹太教清真寺有四碑：明弘治二年（1489年）重建清真寺记言其教来自宋；明正德七年（1512年）尊崇道经寺记言来自汉；清康熙二年（1663年）重建清真寺记则云传自周：康熙十八年（1679年）碑亦谓汉时入华，然此碑已模糊，多不可辨。康熙二年碑谓传自周者，似因弘治碑两云「考之在周朝，」及正德碑「稽之周朝」一语，未必确有所见；且碑文为刘昌所撰，刘氏非犹太人，所言更未必有据。」
西方学者对犹太人之来华时代主张各异：有的学者以为是在伊撒尔北国灭亡（公元前722年）之后，有的以为是在犹大国灭亡（586年）之后，换句话说，有的以为他们是来于周朝，有的以为是来于汉朝，近代的学者多不赞成前面两种说法，认为这些犹太人是从波斯经印度与回教并景教徒来于唐宋之间；中国史书载犹太人事迹，始于元朝。元史卷三十三文宗本纪，卷四〇、卷四三顺帝本纪，元典章卷五七中有「术忽」一名。按犹太人罗文达（R. Löwenthal）的考证：「术忽」或「主鹘」、「竹忽」、「朱灰」、「珠赫」、「珠忽」、「主语」等名即新波斯文「Djuhud」或「Djahud」音译，等于希伯来文的「Yohudi」，中国人所听者为波斯文，所以译为「术忽」。
（B）侨民的发展
现在我们讨论在希腊时代，犹太人如何侨居于世界各国的情形。在讨论之前，我们先应注意一件罕有的奇事。联合十支派而成的伊撒尔（北国的）人民或被掳往亚述，或从亚述自动地迁往他处，但他们几乎都被当地人民所同化。他们的存在，在历史上已湮没无闻。然而由两支派组成的犹大（南国的）人民充军巴比伦，数十年之后终于返回故国，重建了圣殿，恢复了他们民族固有的生活，以后又散居于希腊和罗马两帝国中，却从未被异民所同化。犹太人一直存留到今日的，即是拿步高毁灭犹大国后，残余民族的后裔。这些犹太人像是滴在水上的一滴油，总不与水合并。他们具有两种力量：一是抗拒力，一是发散力。他们以抗拒力来阻止周围的民族，同化他们，以发散力向各国各地迁徙，无远弗届，现在我们要问：犹大南国的人民，即今之犹太人，究竟靠着什么力量，没有遭到历史的淘汰？而伊撒尔北国的人民及其后裔何以遭到历史的无情淘汰？不论有何信仰的史学家，一致认为这全是由于犹太人的纯洁的宗教和纯粹的雅威主义，尤其是充军的先知厄则克耳和以后的讷赫米雅与厄斯德拉的功勋。他们所建立的与外族隔离的那道「藩篱」，为后世的犹太人是一种不可消灭的魄力。
秀勒尔（Schürer）等史学家曾援引历史的文献，证明犹太人确实散布于希腊和罗马两大帝国的国境以内。甚至越过了这两帝国的疆域。现在已无人敢说在加上15：16-21，宗2：5，9-11若瑟夫史书中有关犹太人侨居异地所记载的话，是言过其实的铺张语。侨居的犹太人对犹太教史有密切关系的，有四座名城：（一）巴比伦：犹太人在那里撰著了所谓巴比伦的塔耳慕得传纪。他们从那里时常捐助归居巴力斯坦的同胞，他们又从那里向东方各国散居。（二）安提约基雅：这座古城可说是侨居叙利亚的犹太人的集中地。（三）罗马：在这座古城中，侨居的犹太人颇多，仅就他们修建的会堂，即有二十余座。（四）亚历山大城：自从亚历山大大帝建筑了这座名城以后，犹太人多徙居此城。有些学者根据若瑟夫和斐罗的著作及其他不少的文献，认为侨居该城的犹太人，占该城居民的四分之一。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在希腊文化影响之下，产生了一种新的宗教文学。这文学的主干是犹太教义，借希腊的哲理来予以发挥，引用寓意比类之辞来代替旧约的拟人说法，利用希腊文学的各样文体著书吟诗。斐罗可称为亚历山大城犹太作家的代表。亚历山大城犹太著作的重要性，远逊于他们所翻译的旧约译本。这译本即所谓的「七十贤士译本」或希腊通行本。这是把一种语言的经书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先声。按这种希腊语是当时最普通的语言。这译本是为散居各地的犹太侨民而译的，这希腊译本在文化史上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大事之一。黎角提说得很对，他说：「由于这译著，耶斐特（希腊）的子孙已住在闪的帐棚内，另一方面也可说闪的子孙也住在耶斐特的帐幕内」（创9：18），换言之，由于这种译著，两个不同文化的民族彼此交好，他们的文化互相交流。
（C）侨民的影响
犹太侨民对各地所有的影响，自然各有不同。这要端赖他们人数的多寡，财产和势力的强弱，以及他们组织的是否严密。
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就其内部组织来说，他们尽力向所在地的政府要求自己管理自己宗教的事。这种自治的权利，和罗马公民在其帝国内所享有的权利相彷佛。所有犹太侨民，每年把自已的贡献从各地送到耶路撒冷圣殿，他们也盼望一生至少能亲身朝拜圣殿一次。耶路撒冷就是他们有形而无形的神国。按他们的法典，除在耶路撒冷圣殿内，别处不能献祭。他们在各处建立的会堂（Synagogae），虽然不能完全代替圣殿，但能在那里祈祷讲道，集会以及研究圣经等。在许多会堂傍有时附设一个小学校，即他们所称的「读书馆」（Beth-hasepher），在较大的都市除这小学校外，还建有较高的学府，即他们所称的「讲学馆」（Beth-hamidrash）。
犹太侨民最特殊之点是他们的传道精神（Proselytismus）。有的学者以为这种传道是由于犹太人取法了希腊哲学游士派。对于这种说法，我们不能赞同，因为犹太人的传道精神，完全是由于圣经教训的感发。圣经上屡次论及异民归依上主的事，激起了他们传道的热情，依撒意亚和米该亚两位先知留下了一段异民归依上主的古老预言：
「来！我们攀登上主的圣山，
往雅各伯天主的殿里去！
祂必指示我们祂的道路，
教给我们循行祂的途径。
因为法律将出自熙雍，
上主的话将出自耶路撒冷。」（依2：3；米4：2）
默西亚来临的时期愈近，伊民感觉自已向异民传道的责任也愈重，好领异民归依上主，迎接快要来临的默西亚；如此，他们为默西亚「在旷野中开辟上主的通道，在荒原中……修平一条大路！」（依40：3）
由于犹太人的传道热，在希腊和罗马帝国时代，不知有多少外教人民，对这一个高尚的宗教，早已有了准备。这些人虽然大部份是下层社会的群众，如仆役、奴婢、工人、妇女，但是他们中也有不少上流社会的人士，在归依伊撒尔上主的人中，可分成两类：一是接受全部教义和全部梅瑟法律，并实行割损礼的人，这些人称为「真正归依者」（Veri Proselythae）。一是接受全部犹太教义及部份梅瑟法律，但不实行割损礼的人，这等人称为「敬畏天主者」（Devoti sive timorati）。此外，又有所谓「门内的归依者」（Proselythae portae），也就是从古以来住在伊撒尔人中间，并遵守他们法律的那些外邦人，他们就是古代希伯来人所称的「客人」（Gerim，出20：10「在你们中居住的客人」）。
犹太人侨居异地的影响，是非常之大，因为他们给基督福音的种籽准备了美好的土壤。从宗徒大事录上，可以看出福音是经犹太侨民而传达于外邦民族的。圣保禄宗徒传教时，照例在安息日进入当地的会堂，乘机向犹太人民宣讲救恩的喜讯。最初归依基督的，大部份是「真正归依者」，或「敬畏上主者」，他们形成了基督教会的基础。因此犹太侨民不但对保禄疾之如仇，而且还屡次企图加害圣保禄，置之于死地。宗徒们和圣保禄在当地所立的教会，迫于无奈，只得正式与犹太会堂分离，声称自已的教会为「新的受造物」，「新约的教会」。这种分离对圣保禄或对归依的犹太人确是一件伤心的事，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既然选民不肯接受「伊撒尔的希望」，默西亚——耶稣的教会，宗徒们只得向外邦人民宣传基督的教会，使他们信仰人类的惟一救主。最奇异的是，基督的圣教会自建立以后，犹太人的传道热，则渐趋冷淡，而至于熄灭，因他们已执行了天主赋予他们的使命，已给救世主耶稣基督预备了道路。
（丙）撒玛黎雅人和犹太人的关系
关于信仰雅威又崇拜邪神，半属伊撒尔血统，又属外族血统的撒玛黎雅人的来历和生活，我们在这里约略叙述一下。这些人是在亚述王撒尔贡消灭伊撒尔国后，从巴比伦、雇特、哈瓦、哈玛特、色法尔瓦因及阿刺伯等地，迁移到伊撒尔北国，而与本地残余的伊民杂处的混血民族。这个民族由各方面讲，都是不纯一的，他们的血液和习尚，以及他们的宗教都是混杂不纯的（列下17章和注释）。虽然他们的政治势力相当强大，他们的土地非常肥沃，他们的财产也十分雄厚，但是从巴比伦归国的那些纯雅威主义的犹太人，却决不愿与他们发生任何关系。当他们要求则鲁巴贝耳和耶秀亚允许他们一起重修天主的圣殿时，则鲁巴贝耳和耶秀亚圆滑周到地答复他们说：「我们和你们不可一起给我们的天主修建圣殿，因为按波斯王居鲁士给我们出的命令，单独叫我们给上主我们的天主修建一座圣殿。」（厄上4：3）。
充军归国的犹太人这种自尊而排外的态度，种下了两民族之间未来的仇恨。撒玛黎雅人自认是伊撒尔人十个支派的后裔，自古以来就是敬拜上主的人，而今竟遭到自已犹大弟兄的拒绝。这对他们确是一种无比的耻辱，这种耻辱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仇恨，惟其如此使他们在宗教信仰上和犹太人分道扬镳了。厄上、下曾记载过撒玛黎雅人如何对于由巴比伦归国的犹太人屡加迫害，如何设法阻止他们修建圣殿和城垣。如何在波斯的官吏前控诉他们，借波斯人的命令欺压他们。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德训篇的作者（公元前二世纪）所说的话：「我心中恼恨两个民族，第三个是个不成民族的民族。他们就是那住在色希尔山上的民族培肋协特人，并那住在协根的愚顽的民族」（德50：27-28）。该书作者何以敢说撒玛黎雅人是个「不成民族的民族」和「愚顽的民族」呢？最好的答复是，因为他们在宗教信仰上和犹太人分裂了。根据由巴比伦归国的犹太的意见，撒玛黎雅人应该摈弃自已的宗教混合主义，而纯心归依上主。撒玛黎雅人不但没有舍弃，而且还认为他们自已才是真正敬拜上主的民族。惟一神论的犹太人与撒玛黎雅人之间的宗教信仰从此处于完全分裂状态。
或问：他们之间的正式分裂究竟始于何时？对此我们不能予以确切的答复。若瑟夫所留下来的史料，虽然缺少根据，却有其历史价值。根据他的记载，似乎有三点不可怀疑：（一）宗教的分裂始于亚历山大时代。那时撒玛黎雅人在革黎斤山上建筑了自已的圣殿，与耶路撒冷的圣殿颇相类似；（二）有些犹太司祭因不满耶路撒冷的婚姻法，而去了撒玛黎雅，在那里领导宗教的仪式；（三）这些司祭们北上时，曾携带了一部梅瑟五书，这奠定了撒玛黎雅人的裂教基础。他们只承认梅瑟五书是「圣经」。这在正经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大概于公元前四世纪，犹太人还没有固定的正经目录，也许投奔到撒玛黎雅去的司祭们，对圣经的看法，还有一种古代传下来的意见：五书就是「至圣的」经典，「先知们」和「杂集」是地位较次的经典。
撒玛黎雅人的后裔存于现在的，据1940年的调查，还有二百余人。在纳布路斯——离古协根不远——会堂中仍保存着他们的无价珍宝——梅瑟五书。这卷书是用红绸缎包着，存在一个特制的银箱内，箱上雕刻着会幕的形式。书卷是羊皮的，由于经过悠久的年代，已失掉鲜艳的颜色。撒玛黎雅人以为这书卷是丕讷哈斯的儿子阿彼秀亚写成的，实际上并不如他们所传说的那么古老，最早也不过是抄写于公元后第七世纪。对这项问题我们不去讨论，不过凡到过纳布路斯的人，所注意而感觉兴趣的乃是讷赫米雅、玛加伯及吾主耶稣时代的一种活活生生的痕迹，而不是撒玛黎雅的梅瑟五书。
第三章 色娄苛王国和仆托肋米王国
亚历山大逝世后，经过了二十年，他的两位大将在叙利亚和埃及分别建立了两个王国，即叙利亚和埃及。叙利亚国亦称色娄苛王国（Regnum Seleucidarum），埃及国亦称之为拉哥王国（Regnum Lagidarum仆托肋米王朝）。按拉哥是仆托肋米一世（PtolaemeusⅠSoter）的父亲的名字，国号即由此而来。此处我们不愿详述这两国的复杂历史，只略述他们的特点，和他们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读者若愿获得一个更完善的概念，请参阅玛加伯传经文、引言和注译。
色娄苛与拉哥两国，都极力传播希腊的文化。亚历山大死后，帝国虽然分裂，各自为政，但在文化上却都一致：希腊文化必须发扬光大，亚历山大的理想，必须付诸实现，并且在他们两王国的行政和军政部门内，希腊人和玛其顿人，仍占优越的位置。虽然色娄苛和拉哥从未禁止属下的人民应用自己的方言，但是因为希腊话早已是政府的官话，因此，便成了埃及和小亚细亚的普通用语。亚历山大所倡导的一切文化运动，在这两国王国内，不但未见衰落，反而更加推崇，且盛极一时。
拉哥朝代的帝王，都号称仆托肋米，不过为避免混淆，则另加别号，如索特尔等；但皇后之中，却有不少叫克赛帕特辣的。色娄苛朝代也有不少帝王取用同一王号。（参阅附录三：仆托肋未及色娄苛两朝代世系表）。
这两个王国如古代的赫特与埃及，或如亚述、巴比伦与埃及一样，为了争夺巴力斯坦，屡以干戈相见，酿成连年的战争。
从公元前301年（依仆索Ipso战争）起，到200年（帕尼雍战争）止，百年之久，巴力斯坦是拉哥朝代的属国。从200年到135年的六十余年中，是色娄苛朝代的属国。根据许多史学家的意见，135年已算是阿斯摩讷朝代的元年，即玛加伯的后裔宣告独立成立，新犹太王国的元年。这独立王国的寿命，竟延长了百余年，即到大赫洛德逝世那一年（公元后4年）。叙利亚与埃及两国为保持和平，或为合并两王国而成为一大帝国，虽然多次互相通婚，然而结果是毫无所获，一事无成。（参阅达11章有关两国交战和通婚各注释）。
公元前三世纪，两王国以外，另一个强大帝国——罗马帝国崛起，对埃及和叙利亚的政治，加以干涉。有关罗马帝国的历史，我们留待新约中详加论述，这里我们只提及因罗马的干涉，致使两王国历史改观的事实。
就版图而论，叙利亚原比埃及为大，然而就内部文武制度而论，叙利亚却远不及埃及，因为叙利亚的政体没有埃及政体那样的精密，她的军队也没有埃及的庞大和精锐，因此，叙利亚无法保护那些尚未划定的国界。为补救这些缺点，安提约古厄丕法讷（必须励精图治，竭力传播希腊文化，可是他碰到了一个不可接受希腊文化的微小民族——犹太民族。犹太民族不肯从命，算是叙利亚衰弱的一个最大原因。
如果我们了解了以上的大概状况，就更容易了解犹太人的历史。我们在下面约略分述：（一）拉哥朝代治下的犹太人；（二）色娄苛朝代治下的犹太人；（三）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与活动。
（一）拉哥朝代治下的犹太人
如上所述，自公元前301-200年，犹太地域属于拉哥朝代权下，在这一世纪中，犹太人可算享受了很久的平安，因为埃及的仆托肋米诸王从未干涉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只要他们按时进贡，其他的事，政府不闻不问；并且埃及官长看到犹太人中最有权威的，不是有钱有势的贵族，而是主持宗教事务的大司祭，因而他们提高大司祭的地位，要借着他更容易统治犹太人民。这种政策可说完全抓住了犹太人的心理。此外，仆托肋米诸王还协助了犹太人迁居埃及的移民运动，屡次在犹太人中征兵，也屡次任命犹太人执掌重要的职务……。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住在巴力斯坦的犹太人所以拥护拉哥朝代的理由，甚至日后巴力斯坦已属叙利亚之时，犹太人中仍然潜伏着一个倾向埃及的党派。
侨居埃及的犹太人，大致来说，他们享有很大的自由和安宁，并且在那里他们也成了有地位，有财产，以及有学问的人，在宗教方面，他们完成了一件大事，即把圣经译成了希腊文，还尽量利用希腊文学的各种文体，著书立论，宣布真教，使希腊化的人民，接受了真教的道理。在这些著作中，虽然有些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但也是由天主默感而来的，和其他用希伯来文或阿辣美文所写的经书有同样的神圣价值：玛加伯下册和智慧篇就是一个显著例子。智慧篇算得是希腊文学的精华，作者以精致而温良的态度攻击泛神论，用虔诚的信仰称赞真天主的智慧，在这部书内综合了旧约神学的精义，打下了新约神学的基础。圣保禄的思想，很受这部书的影响。圣教会历代的学者，对这部书也无不特别重视，真福龚达笃费黎尼（B. Contarodus Ferrini）认为智慧篇是哲理中最完善，最动心的一部书。这位大学教授兼圣人的这样的论调不能算是过分，因为他只是响应自圣文都辣（S. Bonaventura）至真福洛斯米尼（Rosmini）等诸位才学渊博的人所下的赞辞。（参阅智慧篇引言）。
（二）色娄苛朝代治下的犹太人
安提约古三世，史家也称他为「大安提约古」，在巴尼雍离若尔当河源头不远的地方，于公元前200年——也有人说于公元198年，击败了埃及军队。从那一年起，犹太地域遂属于叙利亚，一直到135年犹太脱离叙利亚而独立为止。
大安提约古王的最大错误，是他估低了罗马人的势力，他的大将哈尼巴耳虽然屡次谏议，但他始终固执已见，仍然轻视罗马人的武力，竟敢孤注一掷，向罗马人挑战，于190年在玛讷息雅附近一役中，全军溃败，他不得已投降。罗马参议院向他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全部战象移交罗马，军舰不得超过十只，若无罗马人的许可，不得向任何国家宣战，又必须以二十人作质——色括大将哈尼巴耳在内，一万五千金「塔冷通」赔款应于十二年内付清。大安提约古由于赔款的数目过于庞大，无力偿还，只得到厄里买搜刮贝耳神殿，企图将这殿宇的宝藏拿来作为赔款，讵知那地方的人却起来把他杀了。他的儿子色娄苛四世企图强征耶路撒冷圣殿宝库的金银，但天主惩罚了来强夺金银的代表（加下3章）。自公元前200年到175年犹太人在叙利亚权下，享受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且国王为了取悦犹太人民，似乎还赞助了他们宗教礼仪上的经费，在加下3：2-3记载：「各国君王都尊敬圣所，馈赠珍贵礼品，增添圣殿的光荣；连亚细亚王色娄苛也以私人的进项，来供给献祭时所需要的一切费用。」
迫害犹太人和犹太教的第一个君王就是色娄苛的继承人，安提约古四世厄丕法讷（公元前175-163年）。他的迫害犹太教，是人类史上发生了一件惊人的史事：人民为维护自已的宗教信仰，不惜舍身殉道，奋起反抗暴力：这就是圣经上所记载的玛加伯英勇护教的革命战争。研究色娄苛朝代历史的两位著名学者，英人贝汪（Bevan）和意人摩米拉诺（Momigliano）力斥玛加伯的反迫害运动，完全是一种扰乱治安的土匪行为。我们也并不否认玛加伯弟兄在犹大死后，逐渐忘掉了他们的父亲和他们的弟兄犹大的勇武和正义，而于不知不觉顺应了机会主义。但是我们对贝、摩二氏的意见却不能赞同，因为他们对于玛加伯的全部运动，竟不分皂白地一概加以非难，好像玛加伯弟兄是毫无主义毫无理想的一群乌合之众。当时颇有势力的法利塞党人对玛加伯家族，虽然加以鄙视，甚或辱骂反对，但法利塞党人的这种武断，不是由于有充分的理由，而是完全出于他们的成见。因此圣教会历代的圣师们及现代的历史家——包括公教、非公教和犹太教的史家——对于玛加伯的起义，无不极口称扬。至于犹大玛加伯的英勇和热心，拉冈热（Lagrange）等学者，认为在旧约中也是名噪一时，不可多见的。关于这次起义运动的始末，请读者参阅玛加伯上、下二书。
（三）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与活动
大体说来，充军后的犹太人对于宗教比之他们的祖先更为虔诚，信仰更为坚固。人既然不是圣人，那能没有缺陷和犯罪的事情？但是他们的确再没有犯过充军以前所犯的那些崇拜偶像及外邦邪神的重罪。他们在许多事上，或有忘记天主和祂法律的事，然而他们的信仰却稳如盘石。他们在政治和军事上，虽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但他们在信仰上仍享有完全的自由，在大司祭权下，能自由的举行他们的宗教仪式。德训篇说明：如果想作一个善良的百姓，私人生活，家庭生活以及社会生活，必须全心依赖宗教，或更好说，全心依赖「法律」（托辣）。天主的旨意，是藉法律显示于人的。在德24章，位格化的天主的智慧，讲述了自已的美德，并说明自己从永远就存在，特别爱幕伊撒尔，赐给他们各样的美德，以后作结论说：「这一切都是至高者立的盟约，生命的典籍，真理的智识；是梅瑟给雅各伯的会众当产业，给伊撒尔当盟约，所立的蕴藏正义诫命的法律……这法律如丕雄和底格里斯河，在收成期间充溢智慧；她洋流智慧，如汜滥的幼发拉的，如收割之日涨水的若尔当。她放射教训有如尼罗，又如在收葡萄时的基红。最初一个研究她的人，尚未完全洞悉；最后的一个也未考究到底，因为她的思念，浩茫愈于大海，她的智谋，邃于深渊。」（德24：32-39）。对法律怀着这种思想的犹太人，无不极力阐明法律的义理。他们为善守法律和维护法律，更制定了许多繁文转礼的「条例」，即基督所称的「由人传下来的条例」，丝毫不足为奇。这些条例在犹太人心目中，确是一种维护法律的「藩篱」，这种「藩篱」是经师们和法利塞人编制的。经师们处处勉力效法厄斯德，以他为他们的先师。他们最初大都出于司祭家族，但后来也有不少出于非司祭家族的经师。法利塞党的来源，起于何时，不得而知。在玛加伯时代，他们的名字叫做「阿息待」，意即「虔诚者」，最初他们只专心研究法律和那些维护法律的条例，至于政治则毫不过问。因此，他们渐渐与平常百姓分离，他们自以为是洞悉法律，悔守法律自命本凡的热心人士，自然会轻视不懂法律的民众，不与他们往来，所以民众称他们为「法利塞」意即「分离的人」。撒杜塞是反对法利塞党的一个团体，他们主张仅遵守法律，仅信仰法律所包含的道理，至于法律以外的其他条例不必遵守。也不必相信法律以外的道理，因此，他们不但反对法利塞党为维护法律所编制的「藩篱」，而且更不相信法律没有记载而当时所传授的新道理，如肉身复活等。因此，法利塞和撒杜塞之间时有互相攻讦之事。厄色尼派似乎是因受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撒杜塞党人的影响而产生的，但因为他们是较晚的党派，对我们的问题无多大关余，故略而不提。法利塞和撒杜塞两党，尤其是法利塞党所编制的许多伪经，足以使我们了解那时代犹太人的崇教生活与思想。这些书中最重要的是默示录体的书（参阅先知书上册82-98页）。默示录体的书籍，就其内容来说，全是安慰并鼓励民众的著作，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有许多这样的书籍是产生在玛加伯时代。总括的说，研究法律，遵守法律和切望天主最后的大胜利（默示录体的书），足以表示出那时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与思想。
结论
为信仰天主是宇宙万有的造主和照顾者的人，历史是一个富有深意的学问。对这种学问，我们决不能洞彻其原委，何况，我们对先民的历史因文献的不足，更不能深究。对古代的历史，我们虽不能完全明白，但人类的历史所有的最大意义和关系，我们却不能不加以研究。人类史是天主自永远已布置好了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目的和意义，每一事件都是为达成天主自永远所定下的计划。圣奥斯定、波绪厄（Bossuet）、威苛（Vico）、巴斯加（Pascal）、曼左尼（Manzoni）等学者在默想圣经的道理之后，都异口同声地说：历史上天主所掌握的：圣言降生以前的历史具有导引人类承认自已救主的计划，给祂预备降临人间的道路；圣言降生以后的历史，其目的，都在促使人类信奉，钦崇降生为人的圣子，藉着圣子，使人类认识父，回到父那里。换句话说；天主圣父是历史的原动力，耶稣基督是历史的中心。
我们若依据这些大原则，来研究波斯、希腊和罗马各大帝国的历史，就会明白这些帝国的递嬗更替，都有深厚的意义。
波斯帝国把充军的选民送回圣地，是为准备默西亚的降生。波斯帝国的政治，准许犹太人自由地散居世界各地，是为在异民中传布真神的道理，准备人心接受福音，为福音作了远预备。希腊帝国和希腊文化时代，叫人们自己觉悟，原来人类是一家。那普遍的希腊语和后来统一的罗马大帝国，都给基督的福音准备了平坦的大路，为福音作了近预备。人类的历史冥冥中都由天主在掌握着，目的是叫全人类知道，「所谓常生，就是认识祢是惟一的真天主，并且认识祢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若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