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去年谬膺枢机，从圣京归国的时候，全国教会洋溢着一片祝贺声，使我愧恧万状，寝食难安！但当时我以为在此空前胜利，教会甫告复员的时期，有一件事倒真正值得大家额手相庆的，那就是去年秋天，中国圣教会出现了两部圣咏译本：第一部是吴德先生应蒋主席邀而翻译的；吴先生虽是新教友，然而以他信道之笃，奉教之诚，以及中西文学素养之深，所以他的译本，铿锵可诵，令人读来不忍释手。闻某教友易箦前，吟哦不已，竟抱《圣咏译义初稿》而逝，噫！何其动人之深也！第二部是北平方济各会院圣经学会所译的《圣咏集》，这是他们在准备中的《旧约全书》的一部分，其特点在尽力以圣经学的立场，符合圣经原文的含义。文词浅显，颇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旧约全书》并不顺序出版，在《圣咏集》之后，将为《智慧书》六种等，教务丛脞，我深恨不能于出版前一一细读，然而圣经学会的努力，我是深切知道的；闻主持人蓄志译经，尚在抗战之前，今日幸能目睹一一问世，其毅力至足惊人，其欢忭亦可想而知；我忝为出版地教会首长，又何能不掬诚以贺？

然而在欣慰之余，我亦不无感慨。我以为天主教自唐代传入华夏以来，历时已一千三百余载；自元朝算起，亦将七世纪；即从明季闽粤沿海开教言，亦余三世纪有半矣，而教会奉为上主启示之圣经，竟无全译本，以致引用汉文圣经者，不能不乞灵于新教译本，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对于翻译自己的经典，不仅不如新教，抑亦落在佛教、回教之后！

我主张教会一切事业都须合作，而在编译工作上，尤为重要。我国译学，以自汉迄唐为最盛，亦即所谓梵译时期。姚秦时，鸠摩罗什和他的门人，同居长安的西明阁和逍遥圆，从事译述，多至八百余人（见崔鸿《十六国春秋》）。唐太宗时，玄奘在弘福寺译经，有硕学沙门五十余人整理材料，此外尚有不少助译与润色的人。译场规模较大的，还有凉州的闲豫宫，南京的道场寺（东晋时）和华林圆（萧梁时）；而译场的组织亦极严密，职员共有七类：一曰译主，二曰笔受，三曰度语，四曰证梵，五曰润文，六曰证义，七曰总勘；每译一书，必经上述程序，手续似乎繁复，但翻译的精审，则到今天犹为人赞叹不置。北宋初，天息灾（迦湿弥罗人）更规定译经工作人员为：译主、证义、证文、书字、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等九类；传法院中部译经，东部润文，西部证义。且有特定仪式。佛教的作风和成规，很可为我们取法，所以我们亦必须有大规模的编译机构；然而孤掌难鸣，众擎易举，我们只有期待着全国主教与修会会长们的精诚合作。

《旧约全书》将由北平方济各会院的圣经学会独立完成，即印刷亦不例外，其精神弥可钦佩。然而这是试译，亦犹吴德生先生的译本，自称初稿，当然，在将来修订为标准汉译本的时候，愿全国教会俊彦对此千古盛业，共起赞襄，同任艰巨。这是我忠心的蕲望！谨以此为序，并以此质之译经诸君。

民国第一丁亥年孔诞日

阳谷天耕莘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