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保禄三世1就召开特利腾大公会议所颁的训令
天主的众仆之仆，主教保禄主教 2 特颁此谕，以为永久纪念 3。全能的天主之所以秉持上智而将教宗职位托付于我们 4，并不是因为我们本人有什么优点和功劳，而是上智本身所具有的大善大德使然。在出任教宗之初，我们即已察知，时势动荡不安，而且，在我们的几乎一切事务中，处处都会遇到困窘尴尬之事。作为牧者，我们的焦虑和警戒之心也就由此而起 5。
基督宗教世界曾长期遭受诸种恶行的折磨，而且几乎已被它们完全压垮。我们当然非常愿意早日着手根治这些邪病恶行，但是，和那些为软弱所困之人 6 一样，我们当时感到，以我们之力量，尚不足以承负如此沉重之担。
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基督宗教世界面临诸多迫在眉睫的危险，要想解放基督宗教世界并使之免遭威胁，和平是个必不可少的前提；然而，我们却发现，事事都充满着敌对和纷争；尤其是（那两位）君主 7，天主几乎已将一切事务的管理权都委托给了他们，但他们却相互操戈。
再则，我们认为，为了保持基督宗教的完整统一，同时为了使吾等从内心里更加坚信天国诸事有望实现，对于天主的羊群来说，必须采取一群一牧之方式 8；然而，原本统一的圣名 9 却被教会分裂，敌对不和以及异端邪说所打破，而且已近四分五裂。另外，我们原本希望看到基督宗教世界能够平安无事，能够成功抵御异教徒们的军事进攻和险诈计谋，然而，由于吾等人人皆有违法犯科之罪——毫无疑问，对于吾等的罪愆，天主已是雷霆震怒——其结果就是：罗德岛已经失守 10；匈牙利遭受蹂躏 11；（土耳其人）还曾图谋从海陆两路对意大利、奥地利以及伊利里亚 12 发起进攻。作为我们的邪恶且残暴的敌人，土耳其人从未善罢甘休，他们盼望着我们内部出现争斗与不和，这样，他们就可以找到合适的机会以成功实施其计谋。
伯多禄之舟 13 颠簸在翻江倒海般的暴风骤雨之中，颠簸在由异端、不和以及战争所组成的汹涌波涛之中。我们在前文已言，我们被征召前来引领并管理这艘小舟，但是，以我们之个人的力量，实在不足当此重任。因此，我们首先还是向天主倾诉自己的各种焦虑和关切 14，因为他能够为我们提供支撑，能够让我们的灵魂变得坚定且充满力量，能够让我们在理解问题时变得小心谨慎且充满智慧。后来，我们追忆起我们之诸位先任，他们都是智慧卓绝，圣洁有加之人；在基督宗教世界处于极端危难之际，他们都会召开基督宗教大公会议和主教全员大会，将之作为最好的也是最合适的救治良方。于是，我们也决定召开一次大公会议。
我们征询了诸位君王的意见，因为在我们看来，对于我们的这项计划来说，得到他们的赞同是极为有用的，也是极为策略的。我们发现，他们在那个时候并不反对这项神圣的工作。因此，我们下令召开大公会议以及由诸位主教和司铎参加的全员大会（参加此类会议乃是他们的义务）。会议预定于吾主纪元 151537 年（亦即本人在位 16 第三年） 6 月 10 日 17 在曼图亚城 18 开幕。关于以上所言，我们的那些信函和卷宗可以作证。当时，我们曾信心十足地认为，当吾等凭借天主之名齐聚到那里以后，天主必将如其允诺的那样出现在吾等之中；而且，依其善良和仁慈，他会通过其口的吐纳，轻而易举地将这个时代的一切风暴和危险驱散尽净。
然而，人类之敌总是设置各种圈套和陷阱来与神圣的事业作对，因此，就在开始筹备会议之初，与我们之一切愿望和希冀相悖的事情出现了：除非我们答应某些条件，曼图亚城将拒绝吾等在那里召开会议。关于这些条件，我们在其他一些信函中已有描述。这些条件与我们之诸位先任所制定的基本原则是水火不容的，与当时的状况是水火不容的，与我们、圣座以及教会名誉之尊严和自由也是水火不容的 19。
于是，我们不得不再去寻找另外一个地方，亦即要再去挑选另外某个城市。由于不能马上找到一个适宜而恰当的城市，我们被迫将这次大公会议的开幕时间推迟到这一年的 11 月份 20，也就是在此期间，土耳其人——吾等水久的凶残之敌——又率强大的舰队向意大利发起了进攻，占领、洗劫并蹂躏了阿普利亚地区 21 的好几个城市，而且将当地的一些居民掳掠而去。在这种兵萱马鼠、草木皆兵的氛围中，我们致力于国土沿岸 22 的防御，同时也为周边诸国给予支援。
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也没有停止与诸位基督徒君王进行协商讨论，我们仍继续劝谕他们向我们提供资讯，即：按照他们的看法，哪个地方适合召开这次大公会议?但是，他们的观点千差万别，摇摆不定，而且有毫无意义的拖延之嫌，于是，我们决定选择维琴察 23 这座城市。我们作此选择是满怀善念的。而且我们认为，这一选择也是极为审慎的。这是一座殷富的城市，是威尼斯人赠予我们的。威尼斯人勇猛顽强，深负重望，而且颇具实力，因此，该城不仅可以用其特有的方式为所有与会者提供畅行无限的通道，而且可以为大家提供既安全又无拘无束的住处。但是，原定的时间 24 已经流逝太多，并且要将新选城市知会所有人，而 11 月份马上就要来临，因此，我们没有机会及时出谕以让公众知晓这一变更。再则，冬天亦已临近，于是，我们不得不将大公会议的开幕时间再次延期至次年春天，东即次年 5月 25。
这一抉择是坚定的，为此所领的谕令也是掷地有声的。我们自己在做一些准备工作；而且，在天主的支持下，为了能以恰当的方式开好这次大会，我们还着手安排其他一切相关事宜。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不论是对这次大公会议的召开而言，还是对基督宗教世界的总体福祉而言，诸位基督徒君王都应该在和平与和谐状态下团结起来，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基督家族有两大中流砥柱，一位是水远的“奥古斯都”、“罗马人的皇帝”26 查理 27，另一位是“笃信王”28 弗朗索瓦 29，他们都是我们至爱的基督子民，我们不断地恳求甚至说是哀求他们两人会会面，请求他们俩和我们坐在一起开个会。
我们不断地给他们写信，不断地向他们派遣使节 30，而且不断地从我们的那些德高望重的兄弟同仁中选派圣座特使 31 前往他们那里，以此来苦口婆心地劝使他们抛却彼此之间的嫉视与仇恨，团结起来建立坚固的联盟和神圣的友谊，而且劝他们致力于拯救摇摇欲坠的基督宗教世界这一大厦，这是因为天主之所以给予他们这么大的权力，其目的主要就是让他们保护这个基督宗教世界。如果他们玩忽职守，或者未能将所有的心思都用在谋求基督徒们的共同福祉上，那么，他们呈奉给天主的就将是一份苦涩且问题严重的账目清单。他们最终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并前往尼斯城 32 会合。尽管我们已老迈 33，非常不适合长途奔波，但为了天主的大业，同时也为了促成和平，我们还是长途跋涉前往那里。
与此同时，我们并未疏忽懈怠。随着预定的大公会议开幕日期——即（1538 年）5 月——的日益临近，我们向维琴察派出了三位圣座特使，他们都是德高权威之人，均选自我们的同仁兄弟，而且都是神圣罗马教会的枢机。待我们结束这次旅程并完成这次和平使命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加精确地亲自处理一切事务。在此之前，由他们负责主持这次大公会议的开幕，接待来自各地的教长 34；他们还将视乎情况处理各种相关事宜并出席各种相关活动。
也就是在此期间，我们投身于那一神圣且最为必要的工作，即和谈 35。对于这一工作，我们是以满腔的热忱，情感和执着而全身心投入的。我们曾不顾舍弃性命之虞，亲历那次旅途中出现的种种危险。对此，天主可以作证，我们信赖祂的仁慈善良。我们的良心也可以作证，在这一点上，至少不能指责我们有玩忽职守之罪，也不能指责我们没有竭力寻求达成和解的机会。（两位）君王自己也可作证，我们曾通过使节、信函、特使、劝喻，告诫以及一切形式的恳求等方式。频繁且诚挚地恳请他们将各自的妒忌之心放在一旁，然后结成联盟，同仇敌忾，合力拯救基督宗教世界，因为基督宗教世界已经处在极度危险之中，而且这种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同样可以作证的还有我们的那些彻夜守望与牵肠挂肚，还有我们的灵魂在日日夜夜之中所付出的那些劳作，此外还有我们的那些至哀至切的焦虑与担心；在这桩事中，我们所经历的上述苦楚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我们的这些劝言和辛劳并未带来预想的结果。
尽管如此，或许在吾主天主看来，我们的这些努力还是值得嘉许的；我们仍在期盼天主能够眷顾一下我们的各种心愿。在这件事上，我们的的确确已经做到肝脑涂地，一直恪尽灵牧之责，至今没有在任何事上渎职懈怠。对于我们在寻求和平方面所作的各种努力，如果有人从任何其他意义上去解释，我们会感到由衷的悲哀。不过，即便在悲哀之中，我们也还会感谢全能的天主；对我们来说，祂就是善于忍耐的典范与楷模：祂希望自己的宗徒们为了耶稣之名而能够有资格遭受指责，因为耶稣能够为吾等带来和平 36。
由于我们之罪愆，我们在尼斯召集的这次会晤和会议并未能够让这两位君王彼此达成真正且永久的和平。尽管如此，两人还是应允停战十年。正是基于这一结果，我们希望这次大公会议能够开得更有意义；而且，借助这次大公会议的权威，进而可以尽善尽美地建立和平。因此，我们敦促这两位君王亲临这次大公会议，而且要他们带领随行的诸位教长一同前往，另外还要他们下令召集那些没在身边者（赶赴维琴察）。然而，他们找出两条推托的理由，即：在那个时候，他们必须回国；而且，随行的诸位教长已因长途旅行而鞍马劳顿、身心俱疲，有必要调整一下以恢复体力。他们以此为借口，恳求我们再颁一份延期令，推迟这次大公会议的开幕日期。
我们原本不愿在这个问题上让步，但在此期间，我们却收到我们之特使发自维琴察的信函，其中禀明：大公会议开幕日期已到，甚至说开幕日期已经过去很久，然而，到达维琴察的境外各国教长只有区区一两个人，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们感到这次大公会议无论如何已无法在原定时间召开，于是，我们应允上述诸位君王的提议，将大公会议的举行日期推迟到次年的复活节 37。吾主道成肉身纪元 1538 年 7月 4 日 38，与我们之谕令及延期令相关的谕函在热那亚发出并公布。我们之所以较为爽快地同意延期，是考虑到时间短促，为彻底重建和平而必须解决的那些事情不可能在尼斯这个地方完成，而上述两位君王又向我们作出允诺，他们将各自派遣一名使节前往罗马与我们进行沟通。这样，在罗马，而且有我们亲自在场，上述那些事情就可以更为方便地得到处理和协商。也是基于这一理由，他们二人向我们恳求说，应该先进行和谈，然后再召开大公会议。这是因为，和平一旦建立，这次大公会议对基督宗教世界来说就将更为有用、更为有益。的确，正是这种对和平的殷切期望促使我们满足了这两位君王的愿望。在我们启程离开尼斯之后，这两位君王又进行过友善的会面，（和平的）希望因此又大大加强。这一消息让我们兴高采烈，而且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的美好愿望。正因如此，我们相信，天主最终肯定还是倾听了我们的那些祈祷，而且通情达理地接受了我们的那些最为诚挚的和平夙愿。因此，缔结这一和约既是我们所渴望的，也是我们所极力推进的。
持下述意见的不仅是前面提到的那两位君王，而且还有我们所至爱的基督之子“罗马人的国王”斐迪南 39，即：在达成和平之前，不应召开这次大公会议。与此同时，各方各派还通过信函和派遣使节来竭力要求我们再一次将（召开大公会议的）时间推迟。其中，至尊的皇帝 40 尤为急迫，他声称，他已经向那些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的异议者允诺，他将与我们进行商讨，争取能够找到七某种和解方案，而在他返回德意志之前，这一工作无法圆满完成。
我们一心渴望和平，而且强大的君王们又提出上述种种意愿，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还看到，即使到了前文所说的复活节那一天，维琴察仍然没有出现任何其他的教长。如今，我们已避免使用“延期”这个反反复复被使用但次次都是无果而终的词了。鉴于上述情形，我们宁可选择暂停召开这次大公会议，等我们以及圣座认为合适的时候再启此事。我们于是也就这么做了。1539 年 6 月 10 日，我们向上述诸位君王发出有关暂停召开大公会议的信函，在这些信函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们的基本想法。我们作出暂停召开大公会议这一决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此后，我们一直在期待着那一合适的时机，期待着那一和平的来临，这一和平既可给未来的大公会议带来庄严，也可为之带来更多的与会者，而且还可为基督宗教世界带来更为直接的安全。
在此期间，基督宗教世界的状况却在一天天地恶化。匈牙利人在其国王去世之后将土耳其人邀请入境，国王斐迪南已对土耳其人宣战 41。在他人煽动下，比利时的部分地区则起兵反对至尊的皇帝 42，为了镇压这次反叛，皇帝先是与“笃信王”43 达成极为友善且融洽的协议，而且二人均向对方表达出极其美好的善愿；随后，皇帝穿越法国，进兵比利时。接着，他又返回德意志，在这里，他开始召开由德意志各路诸侯及城市参加的帝国议会 44，其目的在于协商他曾和我们说过的那一和谐问题。
然而，和平的希望如今已经渺茫至极；在举行的诸次帝国议会中，原计划是要进行协商并达成统一，但其结果却似乎只是引发更为严重的龃龉不和。在此情形下，我们又想到先前的那一救世药方，即召开一次大公会议。我们从神圣罗马教会的枢机主教中选任几位特使，让他们将我们的这个建议转告皇帝本人。在拉蒂斯邦帝国议会 45 上，我们尤为真诚地最后一次提出这个建议，我们之爱子、主管圣普拉克斯迪斯教堂 46 的枢机主教、学识渊博且正直无私的加斯帕·康达里尼 47 作为我们的特使参加了这次会议。
我们以前曾担心，上述帝国议会或许会作出一项决定，请求我们宣布：从天主教会中分离出去的那些持异议者坚持诸多条款，其中的一些条款将暂被容忍，其结局留待召开基督宗教大公会议时再作考查和决定。如今这一担心已不复存在。不论是从整个基督宗教还是天主教的真理出发，抑或是从我们本人以及圣座的尊严出发，都不会容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因此，我们作出如下抉择：公开提出倡议，尽快召开大公会议。
我们仅有的意图和愿望就是一有机会便立即召开基督宗教大公会议，除此之外，别无他愿，因为我们希望，基督子民们借此可以重获和平，基督宗教亦可借此重获统一。不过，我们还是衷心希望，这次会议的召开能够得到基督徒君王们的善意理解和支持。我们在祈盼这种善意，同时也在守候那一藏而不露的时机，守候着您愉悦的那个时机，啊，天主！然而，就是在此过程中，我们最终不得不得出结论：只要是去讨论神圣之事，只要讨论的是有关基督宗教信诚问题，那么，任何时候都是会让天主愉悦的。让我们之灵魂痛苦不堪的是，我们看到，基督宗教世界的情形一天比一天恶化，匈牙利被土耳其人完全击垮，德意志亦险境重重，其他所有国家也都是惶恐不安、痛苦难熬。因此，我们决意不再等待任何君王的同意，而是径自求诸全能的天主，并将希望寄托于基督宗教世界的众多良民身上。
维琴察城已不再属于我们。在选择新的开会地点问题上，我们希望，既要考虑到基督徒们的共同利益，也要考虑到日耳曼民族面临的难处。在拟议的儿个地点中，日耳曼民族主张选择特利腾 48。虽然说我们认为，如果将会议地点选在阿尔卑斯山南侧的意大利 49，一切事情的处理都将更为便利，但是，我们还是以慈父股的宽厚放弃我们之意愿，而应承了他们的要求。于是，我们已经选择特利腾作为召开基督宗教大公会议的地点，时间是今年的 11 月份 50。
这个地方是一个合适的开会地点，作此抉择是因为，来自德意志以及与之毗邻的其他诸国的主教和教长们的确可以非常轻松地聚集到这里，从法国、西班牙以及其他更为遥远的教省来这里也不会有什么困难，在确定开会，日期问题上，我们考虑到，既要留出时间以便在所有基督宗教国家中公布我们的这份谕令，也要留出时间让所有教长们有机会前往特利腾。
以前曾制定过一些规章条例，其中规定，如果变更大公会议地点，必须提前一整年作出决定 51。我们没有作此规定，其用意在于：基督宗教世界如今遭受如此众多的天灾人祸，必须为之提供某种救治良方，我们想立即实现这一愿望。而不愿再有任何拖延 52。不过，我们深知这个时代，也认识到其中的各种困难。我们知道，指望从大公会议中获得的那些东西仍然是个无法确定的未知数。
但是，《圣经）中有言：“当将你的事交托上主，并倚靠祂，祂就必成全。”53 既然如此，我们已决意，与其去怀疑我们自身的软弱，还不如去相信天主的温厚与仁慈。这是因为，在做善事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即：由凡人组织的大公会议未能完成的，天主的力量却能完成。
我们有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和圣神的权威作为依靠；有神圣的宗徒伯多禄和保禄的权威作为依靠，而且，我们也正在人世间行使这一权威。作为我们的德勋望重的同仁兄弟，神圣罗马教会的枢机主教们建议并同意，撤销并废除前文所说的那份暂停令。因此，我们目前的这份谕令就是要明确撤销并废除那份暂停令。在此基础上，我们宣布、通告、召集，约定并下谕：基督宗教大公会议将在今年即吾主道成肉身纪元 1542 年 11 月开幕 54；地点是在特利腾城，对于所有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空间开阔，畅通无阻且近便合适的地方。为了赞美和称颂天主，也为了全体基督徒的福祉，在天主的帮助下，大公会议将在那里举行，在那里作出决议，并在那里闭幕 55。
我们召集、敦劝并告诫下述人等：包括宗主教 56、总主教和主教在内的我们之所有德勋望重的兄弟 57，我们的诸位爱子男修院院长，以及依据法律或特权而有权参加大公会议并有权在会上发表意见的其他所有人在内，都应参加本次会议；根据法律或习惯，在大公会议举行过程中，通常会提出并通过相关惩处条例，以对缺席会议者予以处罚。依据他们对我们以及对圣座所发的誓愿，同时依据神圣管辖权并依据相关惩处条例，我们嘱托并严令：不论他们是哪个国家的，都要而且是必须要前去参加并亲自出席这次大公会议。如果因某些合情合理的障碍而使他们受阻不能成行的，他们必须要提供证据，或由其合法的代理人和代表处理一切事宜。
我们还要哀恳前面提到的那位皇帝、笃信王以及其他诸位国王、公爵和诸侯，对于至圣的基督信仰和全体基督徒的信仰来说，最起码就目前而言，他们的出席具有极其特殊的价值。天主和吾主耶稣基督胸怀慈悲之心，但其信理和宗教所体现的真理如今却受到里里外外的猛烈攻击。出于对这种慈悲之心的至深关切，我们向他们发出恳求：天主给了他们巨大的恩惠，如果他们能够因此而感到自己负有职责，如果他们希望基督宗教世界平安无事，那么，他们就不应弃置天主的大业和利益，就应该亲自出席这次大公会议，通过参加这次会议，他们的信诚与美德将大大有益于普通大众，大大有益于他们自己以及他人今生和来世的福祉。但是，如果他们不能亲自出席（我们并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至少要让他们派遣使节，这些使节必须持有有效的委任状，而且必须是有分量的人物，在大公会议上，每个使节都能够审慎而庄重地代表其君主本人。
不过，最为重要的有一件事，此事对于他们而言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还是要请他们予以关注，即：来自他们国家和各省的主教和（其他各类）教长们必须前去参加这次大公会议，而不得搪塞和拖延。天主以及我们有权以特殊方式向德意志的诸位教长和诸侯提出这一要求，因为下令并召集这次大公会议主要是从他们的利益考虑的，是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的，举办会议的这个城市也是依照他们的愿望而确定的；要让他们全体出席会议的开幕典礼并为会议增光添彩，不要认为此事是个负担。
在思考问题方面，天主先行于吾等；在思想活动方面，天主亦执其自己的智慧和真理之光照亮于前。因此，有天主同在，在这次大公会议上，吾等以一种更好且更宽容的方式去处理相关问题；而且，要集合所有的慈爱之心，共赴同一个目标，就有关基督宗教完整及真理的一切问题进行思索、讨论，迅速且恰当地达到预期结果；恢复好的习惯，纠正坏的习俗；求得基督徒君王以及基督宗教民族的和平、统一与和谐；另外，野蛮人和异教徒发起诸多袭击，试图颠覆整个基督宗教世界，因此，这次大公会议还将寻求一切必要手段，以击退这些袭击。
我们的这封信函及其内容将让一切相关之人知晓；对于所有必须知阅此信之人，此信将毫无阻碍地传达到他们手中，因此，任何人都不得以不知此信作为借口。所以，我们希望并下令：我们之宫廷信使或某些公证人必须在梵蒂冈的宗徒之长大殿 58 和拉特朗大殿 59 高声公开宣读此信，时间要选在民众通常聚集到那里聆参与圣事礼仪的时候。宣读完毕之后，要把此信张贴在上述大殿的门上，另外还要张贴在圣座文书院 60 的大门上，在鲜花广场 61 通常张贴此类文件的地方也要张贴此信。在这些地方，此信要公开张贴一段时间，以便让所有人详细阅读并知晓其内容。此信撤下来以后，在同一地点还将张贴信件的抄写本。通过如此这般的宣读、公布和张贴，我们希望，从公布并张贴之日起，经过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前述信函所涉及的所有人都能产生强烈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就如当着他们的面宣读和公布此信一样。另外，我们命令并颁谕：必须要绝对保证信函抄写本的准确可靠，不得出现任何让人疑虑或怀疑之处，其抄写和签署均要通过公证人之手，而且要由有权威的教会人士盖章担保。
因此，不得有任何人胆敢冒犯我们的这封集号召、通告、召集、法规、法令、命令、训诫和恳求于一体的信函，也不得有任何人胆敢莽撞地反对它。如果有人企图如此行事，就要让他知道，他将招致全能的天主以及神圣的宗徒伯多禄和保禄的愤恨。
吾主道成肉身纪元 1542 年（亦即我们在位第八年）6 月 11 日 62，于罗马圣伯多禄大殿 63。
劳希耶尔·丹德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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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保录三世就召开特利腾大公会议所颁的训令注释
1. 保禄三世（Paul III，1468-1549 年，1534-1549 年任教宗）：此人本名是亚历桑德罗·法尔内赛（Alessandro Farnese，他的一个孙子亦叫此名，参见本书尾声部分“对特利腾会议成果的确认”中的相关注释），1493 年成为助祭级（或称执事级）枢机（Cardinal deacon），1519 年成为司铎级枢机（Cardinal priest），1534年出任教宗，保禄三世是一位颇为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作为当时颇有名望的人文主义者，他有时主张调和与新教（路德宗）的矛盾；但另一方面，他又力图强化教会的权威，如批准成立耶稣会、开除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教籍，参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展开对新教徒的战争。一方面，他痛斥别人对新教徒的残醋无情，主张“宽以待人”；但另一方面，他又颁布《禁书目录》，而且正式成立罗马宗教裁判所（后更名为“圣职部”，今改名为“信理部”）。一方面，他宣称要清除天主教会内部的腐败现象；但另一方面，他本人却有 4 个私生子，而且还将两个尚为少年的孩子（分别为 14 岁和 16 岁）提拔进了罗马圣座的“枢机团”。保禄三世是“天主教改革运动”（过去通常称为“反宗教改革”）的开创者，在他的推动下，特利腾大公会议于 1545 年正式开幕。
·本书所有注释均为中译者所加，不另标注。
2. 即教宗保禄三世，从总体结构来说，天主教会的圣秩只有三个品级，从高到低分别是主教、司铎（司铎）和助祭（执事）。教宗虽然是天主教会的最高领袖，但他依然属于主教品级，而且他也一直兼任罗马主教一职。
3. 原文为“PAUL，bisbop：servant of the servants of God， for the future memory hereol.”（中国天主教会的传统译法是“天主众仆之仆，保录主教，为永久纪念事，”）“天主众仆之仆”（拉丁文写作“Servus Servorum Dei”）是教宗的谦称，公元 595 年，教宗格里高利一世首次使用之。
4. “我们”，关于教宗在正式场合下使用的这个谦词的汉语译法，参见译者前文《关于特利腾会议及会议成果的几个问题》中的相关注释。
5. 保禄三世的这份谕令原本没有分段。为便于阅读，现根据其行文内容分成若干段落。特此说明。
6. 《圣经》言：耶稣“能体谅那愚蒙的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见《希伯来书》5：2。
7. 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生卒年 1500-1558 年，1519-1555年在位）和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ois I.生卒年 1494-1547 年 1515-1547 年在位）。查理五世在成为帝国皇帝之前是西班牙国王。他和弗朗索瓦一世曾为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皇位以及为抢夺各种领地而展开长期战争。
8. “一牧一栈”（one fold and one shepherd）意即，全体基督徒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全体基督徒应该由一位宗教领袖（即教宗）负责管理，不能权出多门。《圣经》言，“我另外有羊，不路这羊群里，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个羊群，归一个牧人了。“见《若望福音》10：16。
9. “圣名”（the Christian name）指天主或耶稣的名称，这里指“一体化的基督教会”。
10. 指 1522 年土耳其人攻占罗德岛之事，罗德岛（Rhodes，亦写作 Rados 或 Rodhos），位于爱琴海东南部，上古时期先后被迈锡尼人、多利安人、罗马人以及波斯人统治过。1309 年，在十字军东征中战败的圣若翰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在回搬过程中占据罗德岛，在这里，骑士团竭力阻止穆斯林向东地中海地区的扩张，1453 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罗德岛上的圣若翰骑士团成为整个东地中海地区惟一一支基督宗教力量。1522 年 6 月，20 万土耳其军队开始围攻罗德岛。岛上 7000 名骑士团士兵坚守 6 个月，最终不支。1523 年年初，骑士团与土耳其人达成协议，骑士团撤出罗德岛、此后，罗德岛长期归土耳其统治。1912 年该岛落人意大利之手，后又经德、英统治，1948 年始归希腊管辖。
11.1526 年以后，天主教国家匈牙利逐步被土耳其人占领。
12. 伊利里亚（llyria），古代伊利里亚人（llyrans，后与南下的斯拉夫人融合，成为南斯拉夫人）的居住地，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北都，包括今天的伊鹿鲁斯、阿尔巴尼亚、黑山、黑塞哥维那、达尔马提亚等地。
13. 伯多禄之舟（the bark of Peter），指天主教会，“就像伯多禄（耶稣的宗徒之一）驾舟航越加利肋亚海（the Sea of Galilee，位于巴勒斯坦东北部）那样，教会之舟也会航越时间之海”。另，根据《圣经》记载，在耶稣传道时代，加利肋亚海周围的居民多以打鱼为生，这里的天气变幻无常；在加利肋亚海边，耶稣招收伯多禄（西满）、安德肋、雅各伯、若望等人为宗徒；在海上乘船期间，耶稣曾让伯多禄（西满）把船驶到深水处下网打鱼，由于鱼多，险些破网。见《玛窦福音》4：18-21。
14. 《圣经》言：“天主啊，你必使恶人下人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依靠你。”见《圣咏》55，23。
15. 吾主纪元（year of Our Lord's Incarnation.亦简称为 yeat of Our Lord），即现今所说的“公元”或“西元”、以耶稣“道成肉身”（lncarnation）为元年，通常来说。“主”（Our Lord）指稣，“The Lord”明是指上主（天主）。
16. 我们在位（our pontificate），这里指教宗保禄三世自己担任教宗的这段时期。保禄三世 1534 年 10 月 12 日当选教宗，10 月 13 日即位。1534 年是前任教宗克来孟七世（Clement V1、1523～1534 年在位、1534 年 9 月 25 日去世）在位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纪年仍归在克肋孟七世名下；新任教宗虽然在这一年那位，但其在位年要从👉二年算起。
17. 在施罗德的英译本《特利腾大公会议教规法令集》（Rev，H.J.Schroeder， O.P.，Canons； and Decrees the Council of Trent，Hockfod.Ilionois：Tan Hooks and Publishers，lnc.，1978）中，这次会议的预定开幕日期为 1537 年 5 月 23 日，见该译本 2 页。另，亦有著作称，此次会议预定开幕日期是 1537 年 5 月 8 日，见本特《路德宗福音教会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书籍，史学导论》（F.Bente：Historiccal introductions to the Sybolical Books of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 St .Luois: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1921）， 7 章。
18. 曼图亚城（Mantua），位于意大利西北部，今为意大利曼图亚省省会。当时，曼图亚由当地望族公撒格家族（Gonzaga）统治，且享有独立的主权。该家族在此地统的达 400 余年（1328～1746 年）。
19. 曼图亚公爵曾表示，教廷可以在曼图亚开会，但曼图亚政府不会对当地治安作出任何保证，此次会议之所以流产，还有许多因素，例如，路德宗各王公拒绝派代表出席会议，法国国王下令禁止本国主教参加会议、等等。
20. 在施罗德的英译本《特利腾大公会议教规法令集》中，这一日期更为明确，为 1537 年 11 月 1 日，见该译本 2 页。
21. 阿普利亚（Apulia），亦称普利亚（Puglia），位于亚平宁半岛最南端的东南部，即“靴形”地形的“脚后跟”部分。22. 即教宗国的西海岸。教宗国位于亚平宁半岛中部偏西地区，其西面毗临👉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
23. 维琴察（Vicensa），位于意大利东北部，是威尼斯西面的一个小城。15 世纪初，威尼斯开始在意大利北部展开扩张行动。1405 年，威尼斯将统治维琴察的德拉斯卡拉家族（Della Scala）赶走，维琴察成为威尼斯的属地。16 世纪初，欧洲诸国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展开混战，初始时，教宗国与法国、西班牙、奥地利等国结盟，合力打击威尼斯，获胜后摆取了维琴察等地。后来，教宗国又与威尼斯、西班牙等国结为重友，而与法国开战。在此过程中，维琴察不断转手。
24. 指曼图亚会议流产之后到新确定的开会日期（1537 年 11 月）之间的这一段时间。
25. 即 1538 年 5 月。在施罗德的英译本《特利腾大公会议教规法令集》中，这一日期为 5 月 1 日，见该译本 3 页。
26“. 奥古斯都”（August）这一称号源于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屋大维（Octavian，公元前 17～公元 14 年在位）。公元前 27 年 1 月，屋大维应“人民的请求”，该受元老院授予他的“奥古斯都”称号，“奥古斯都”有“神圣”、“至尊”、“庄严”、 “伟大”之意。后来，“奥古斯都”成为罗马帝国皇帝的一种常现头衔，从 10世纪中叶起，德意志（中世纪的“罗马帝国”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获得专有称号“奥吉斯都、罗马人的皇帝”（拉丁文为 Imperator Augustus Romanorum，英文为 August Emperor of the Romans）、1806 年，这一称号在拿破仑战争中成为历史，27. 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19-1555 年在位），参见前文注释。
28. 笃信王（the most Christian king the most Christian Majesty）这一称呼由罗马圣座于中世纪首创，但当时是一种比较随意的泛指称呼，到了中世纪中后期，“笃信王”成为法国国王的专有称号。参见陈文海《君主制时代法兰西国王及其国家的'宗教身份'问题》。或《世界历史》2006 年👉4 期 69～78 页。29. 即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 年在位），参见前文注释。
30. 使节（Nuncios），即罗马圣座派驻外国的常驻大使。
31. 圣座特使（Legates a latere），指罗马圣座为处理某一特殊任务而临时委原的出使一方的教宗代表，其职衔多为枢机。
32. 尼斯（Nice），位于法国东南部，面临地中海。
33. 尼斯会晤发生在 1538 年，当时教宗保禄三世已达 70 周岁高龄。也正是在这一年，保禄三世开除了英国国王亭利八世的教籍。
34. 教长（prelate），是一种泛称，指依据教会法而享有治理权者，包括主教、代理司铎、男修院院长、直属教宗的男修会高级主管等等。
35. 施罗德的英译本《特利腾大公会议教规法令集》中的表述是“在诸位君王之间建立和平”，见该译本 4 页。
36. 《圣经》言：伯多禄以及其他一些宗徒在耶路撒冷传播耶稣的福音，结果被当地不信基督的那些权贵迫害，并遭到囚禁和毒打。被释放之后，这些宗徒并未因为受辱而怨恨，反而“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见《宗徒大事录》5：17-42。另，《圣经》言：“他使我们和睦”（原文直译是：“他是我们的和平”，he is our peace），见《厄弗所书》2：14
37. 即 1539 年的复活节。复活节（Easter，亦称 Resurrection Sunday 或the Peast of the Res urrection of the Lord）是基督宗教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按《玛窦福音》的记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刑死后三天复活，故产生此节。根据西方教会的传统，在春分（3 月 21 日）当日见到满月或过了春分见到一个满月之后，遇到的一个星期日即为复活节。东方教会则规定，如果满月恰好出现在这一个星期日，则复活节再推迟一周。因此，复活节节期大致在 3 月 21 日至月 25日之间。根据历法推算，1539 年的复活节是在 4 月 6 日。
38. 在施罗德的英译本《特利腾大公会议教规法令集》中，这一日期为 6月28 日，见该译本 5 页。
39. 即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1，1503-1564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之弟，1522～1558 年间作为查理五世的代理人负责德意志地区的管理，其间于 1531 年被选为“罗马人的国王”（King ofthe Romans），即德意志地区的国王，这一头衔的获得意味着他已被指定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罗马人的皇帝”， Emperor of the Romans）的继承人。此外，斐迪南还担任波希米亚国王（1526-1564年）和匈牙利国王（1526～1564 年）。1555 年，查理五世逊位，斐迪南随之即位，称斐迪一世（1555-1564 年在位）。斐迪南一世虽然一直保持天主教徒身份并与新教诸侯展开长期战争。但后来他却致力于调和天主教与新教（路德教）之间的分歧。正是在他的主持下，新旧教双方于 1555 年签署《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从而确立“教随国定”（Cujus regio,ejus religio）原则。
40. “至尊的皇帝”（the serene emperor），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
41.即前文提到的“罗马人的国王”斐迪南。1521 年，斐迪南与曾身兼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两国国王的乌拉迪斯罗斯二世（Uladislaus I，1516 年去世）之女安娜（Anne）结婚。1526 年，路易二世（安娜之兄）去世，斐迪南依据协议而成为两国国王。在波希米亚，斐迪南的执政较为顺利。但在匈牙利，他则遇到严峻挑战，其主要竞争对手是当地贵族约翰·扎普里亚（John Zapolya，1487-1540年），约翰坚持，禁止任何外国人继承匈牙利的王位。1526 年，约翰称王，即约翰二世（1526-1540 年）。于是匈牙利出现二王相争局面。1529 年，土耳其人入侵匈牙利，约翰二世投靠土耳其苏丹苏来曼一世 Sulayman I，1520-1566 年在位），成为傀儡国王。斐迪南与约翰二世及土耳其人进行多年军事斗争，但终无显著成果，后来不得不向土耳其人缴纳贡赋，以保住其在匈牙利的“二分之一”国王头衔。
42. 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比利时当时属于尼德兰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尼德兰均属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但这里的民族关系复杂，而且多支外国势力（如法国、英国等）在此均有其利益。
43. 即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见前文注释。
44. 帝国议会（Diet），由德意志宫廷会议发展而来，在 14 世纪中期开始由选帝侯和帝国诸侯两部分组成，但它除了协商诸侯间的事务外并无其他明确的权力。城市在 15 世纪前被排除于帝国议会之外，此后情况有所改变。
45. 拉蒂斯邦（Ratisbon），德文称雷根斯堡（Regensburg），德意志东南部的一个小城，位于多瑙河与雷根河（Regen）汇合处，现为巴伐利亚州首府。拉蒂斯邦帝国议会实质上就是德意志新旧教双方为解决分歧而举行的一次主教会议，时间是在 1541 年 4 月。
46. 圣普拉克斯迪斯教堂（St. Praxedes church），位于罗马城。圣普拉克斯迪斯是早期教会历史上的圣女。据传，在罗马皇帝安东尼（Antoninus，138-161 年在位）时期，帝国残酷迫害基督徒，普拉克斯迪斯奋力救助遭难的基督徒，最后以身殉教。
47. 加斯帕·康达里尼（Gaspar Contarini，1483-1542 年），出身于威尼斯的一个著名家族，是教宗保禄三世的亲信之一。他是当时教会内部改革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他对新教的态度比较温和，主张双方妥协，以求教会合一，但他过早离世，其合一努力终成泡影。教宗称他为自己的“爱子”（beloved son），这是教宗对其臣属的习惯性称谓，是对《圣经》中类似表述的套用，如《圣经》有言： “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见《马尔谷福音》1：11；而且，“教宗”（pope）一词的本意就是“父亲”、“爸爸”。
48. 特利腾（标准意大利语写作 Trento，但意大利的不少方言都将之写成 Trent；其拉丁文名称写作Tridentum），亦译为特兰托、特伦托、脱利腾、天特，等等。特利腾位于亚平宁半岛东北，在维琴察的北面。关于特利腾的行政归属，不少宗教史著作表述有误。特利腾原为古代罗马帝国的属地，西罗马帝国覆亡后，先后归哥特人、伦巴德人和法兰克人统治；中世纪中期开始，特利腾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但享有相对的自治权，且施行政教合一体制；在 19 世纪初的拿破仑时代，特利腾先后被划归奥地利、巴伐利亚和拿破仑麾下的“意大利王国”；1814 年拿破仑帝国垮台之后，特利腾被并入奥地利；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即 1917 年，特利腾最终成为意大利的领土。
49. 特利腾和维琴察等地均在阿尔卑斯山南侧。教宗保禄三世在此强调的是会议地点选在意大利的好处。意大利在当时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在这个地区，教宗权势较大，故他一直倾向于在意大利地区召开会议。而德意志方面恰恰反对这一做法，认为如果会议在意大利地区召开，德意志方面将明显受制于教宗。
50. 即 1542 年 11 月。在施罗德的英译本《特利腾大公会议教规法令集》中，这一日期为 11 月 1 日，见该译本 7 页。
51. 这一规定是康斯坦斯大公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1414-1418 年）作出的。
52. 教宗保禄三世发布这份谕令的时间是 1542 年 6 月，而宣布在新地点特利腾召开大公会议的时间预定在 1542 年 11 月，二者之间的时间间隔不足半年。因此，教宗作出上述解释。
53. 见《圣咏》37：5。
54. 在施罗德的英译本《特利腾大公会议教规法令集》中，这一日期为 11月1 日，见该译本 8 页。
55. 后来的会议进程表明，这一规定没有得到全面执行。1547 年的 8、 9和 10 次会议是在波伦亚（Bologna）举行的。
56. 宗主教（patriarchs），指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耶路撒冷以及安提约基亚（安提约基雅）五城主教。
57. “兄弟”（brethren），教宗对所有主教的称呼。教宗、宗主教、总主教在基督宗教神品中均属于主教这一层次，故有“兄弟”之称。
58. 宗徒之长（the prince of the apostles），指宗徒领袖圣伯多禄。因此，宗徒之长大教堂（Basilica of the prince of the apostles）即圣伯多禄大殿。
59. 拉特朗大殿（the LateranChurch），亦称圣若望大殿，或称救世主大殿，是罗马主教（同时亦是教宗）直接管辖的教堂。
60. 圣座文书院（the Apostolic Chancery），初步出现于公元 4 世纪，负责起草并处理圣座文书。在中世纪，该机构在圣座中的地位较为重要；进入近代以后，其职能趋于简单，地位亦有明显下降。如今，圣座文书院隶属于圣座国务院。
61. 鲜花广场（Campo di Fiore），位于罗马城内，其名称来源不确。相传此名源于古罗马政治家庞培（Pompey）的情妇弗罗拉（Flora）。亦有人认为，14 世纪的时候，该广场所在地是一片开满鲜花的旷野，后变为集市，随以“鲜花”命名之。在中世纪及近代早期，这个广场还是执行死刑的地方。如今，广场中心树立着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布鲁诺（Bruno，1548-1600 年）的雕像。1600 年，亦即特利腾会议结束几十年之后，布鲁诺因赞同“日心说”而被罗马圣座最高法院判决烧死在鲜花广场中央。
62. 在施罗德的英译本《特利腾大公会议教规法令集》中，这一日期为 5月22 日，见该译本 10 页。
63. 从教宗保禄三世这份信函式通谕中可以看出，特利腾大公会议预定在1542 年 11 月开幕。但是，随后的进程依然是一波三折。新教徒猛烈攻击教宗在这个问题上的“不怀好意”。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亦坚决反对召开这次会议，甚至禁止教宗的这一通谕在法国公布。另外对于通谕中的有关“恶毒”词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也作出强烈反应，而且为此专门写信责骂教宗。到了预定的会议开幕日期，只有为数甚少的几位主教到达特利腾，会议没有按时开成。1544 年，教宗与查理五世达成和解，法国国王亦不再反对在特利腾召开大公会议。于是，教宗宣布特利腾大公会议将于 1545 年 3 月 15 日正式开幕；但是，到了预定日期，仍然没有多少主教到达特利腾。在查理五世的积极努力下，特利腾大公会议最终于 1545 年 12 月 13 日正式开幕。
63.布劳希（Blosius，拉丁文本写作Blofius）和耶尔·丹德（Jer Dand，拉丁文本和施罗德的英译本均写作 Hier Dand）应为圣座文书院工作人员，负责这份文件的起草及公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