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初，中国内战快速结束，毛泽东的共军占优势，蒋介石的国军被打败。「红军」在元月进据北京，北京是数百年来帝王皇宫所在，毛泽东曾写下这句诗：「三十年已逝，今朝返故都。」而蒋介石的首都是南京，国民党的保卫战失利，于是毛的共军在四月二十四日攻陷南京。也为了这些局势的转变，雅培理神父不得不跳越过他很重视的一站，就是他要停留的南京，去那里主要是为看保禄会的住处。这里是一九三八年由若瑟·博第诺和艾高莱·葛纳威罗（二位神父在中曰战争后，回来建立的会院，但雅培理神父已不可能去到南京，就如雅神父他本人所写的：「所谓的铁幕好像突然移动，切断与南京往来的交通、电话和无线电。我曾申请，仓促由罗马起程，为能及时赶到南京；但现在我是多么担忧，我深愿飞过中国海，给他们更多的祝

福。」

    会祖和戴格兰修女的旅行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开始，由罗马的强比诺机场首先飞往德里，并经过一些中间站。在印度的首都，她们遇到很美好的事，在雅神父的旅行日记中这样记载着：「最大的安慰是在德里又会晤阔别多年的雅风索·费来罗神父及博纳弟尼·鲁弗里修士，他们忍受一些疾病和骨剌的后遗症长达六年，他们是真正而不打折扣的保禄会士。」  

    在德里他们两位分开旅行：雅培理神父停留在德里，而戴格兰修女继续往加尔各答和菲律宾。她渐渐地由一地区到另一地区深入了解，这东方的民族使她留下很强烈的印象，她感到民众缺乏关怀，饱受痛苦。穷苦的人半裸着上身，像蚂蚁般密集在工厂和加尔各答的街道上，这些社会问题成为她心中难以答复的问题。她感到至少有责任说一句话打破沉默，用些话使他们觉得他们是有价值的活人：但是她不能正确地说出，因为他们听不懂她。

    还有那些女仆「被视为下层社会的人，谨慎地保持着距离……」，她看见其中一个女人，鼻子穿孔悬挂饰品，在脚趾上带着戒指：观看她们的时候，其中有个印度女人，认出戴格兰是修女，就画了个十字圣号。「今天早上她向我要耶稣的圣像，我给了她一个祝圣过的小十字苦像，她当时很满足。」印度，从一九四七年独立以来，现在仍生活在艰辛的劳苦中，历经甘地被狂热者刺杀身亡之后，现今在战斗和灾难中，致力制定民主宪法。

    戴格兰现在到达菲律宾，这里的修女从未度过平安的日子。临近马尼拉时，她不由得回想起在大战期间，曾冒险寄出的写满了不幸遭遇的信：「虽然妳们损失了一切，但只要妳们安全就好了!」还有，在一九四五年七月的信中所写的：「现在妳们没有了使徒工作，在做什么?（保禄会的)神父们失去了一切吗?我们希望能很快地恢复印刷工作，并给这些可怜的人民做些好事……还有，在意大利，我们的一切似乎都被破坏了：铁路、桥梁、城市……希望至少我们能是好人，能安慰上主。」

    现在来到马尼拉，修女们站在下飞机梯子的下面，这里有在中国和在菲律宾被入侵时死里逃生的修女和在日本轰炸下脱离险境的修女。她们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并要举行庆祝会，但什么都没有。劫后余生的一位修女柯蕾欧菲·匝诺尼回忆说：「我们都穿白色会衣，而戴格兰在我们中间穿着黑色的会衣，她一语不发地走着，同行的修女们脸上带着汗水和泪水。」她安慰我们说：「我要同妳们住四十天，我们有时间互诉一切。」

    修女们没有汽车，所以要给戴格兰租一辆，但她拒绝说：「如果这里的人这样步行，如果妳们也这样步行，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呢?」所以，用公共交通工具，安心地，一切如同她们一样。让她们说话，倾听她们述说一切——连某些修女不敢马上说的那些事在内——这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庭。她们失去了一切，但已重新起步，推销了许多书，并感到要尽快开始用电影做福传工作的需要。此外，戴格兰修女在旅途中，见到各处有电影院，及其门前富丽的装潢、大幅的广告广告牌，随即做了同样的考虑。她面对菲律宾的风景，不由得高兴欢呼：「多么美的自然景色，多么美的天空!我们好像更接近天堂!」

    还有菲律宾的少女望会生，她们的眼睛闪耀光芒，她们充满朝气，准备从事在本国内的工作，但也有勇气到国外，甚至在遥远的地区工作，就如戴格兰所说的「世界广大……在各地都有不同的人」，必须向所有的人传报耶稣基督。

    在马尼拉度过了四十天，也有时说笑、游戏，甚至她率先修补鞋子、学习适合时代的传教学课程。戴格兰常谈到「灵魂的利益」，这种说法是她那时代典型的表达方式，而今天我们认为「不适合」，因为在社会学上翻译这句话，已失去一些它的原意，而且灵魂是人的一部份，现在强调的是灵魂和肉体合一的整个「人」。但是对戴格兰砸百，灵魂就是一切，灵魂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基础，灵魂是我们众人不死不灭的部份，所以世界上有亿兆人灵。从「灵魂的利益」做出发点——就如她从卡斯塔尼笃的毕斯笃内神父、阿尔巴的基艾沙神学家，和雅培理会祖在每天、每个地方，长久所学到的——她竞能栘除一切内在和外在的藩篱。比方利巴的修女们本来有意在主日去探望某些遥远的地区，那里各处有灾难，甚至没有神父：但使她们不能安心的是如果去那里，就失去参加弥撒和领圣体的机会。戴格兰马上告诉她们放弃一切，至少用一次访问、一句话，鼓励「那些可怜的灵魂」，把基督带给所有的人，不论他们在哪里，不论他们处境如何。

    戴格兰又会合了雅培理神父，同他一起继续飞往东京。这里的修女，她们曾经向教宗碧岳十二世说：「圣父，我们不会日本话!」她们现在正在学日本话，而且大有进步。她们开始为男孩子们设立教理的主日学，并召叫了一些日本女孩子，这是第一批圣召。这时日本国内已经结束了外国军队的占领，随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胜利改变了美国的对日政策，导引了日本工业的自由发展。这个在一九四五年战败的国家，现在成为一个重要的防卫系统，保持着远东的安全。渐渐地，世人公认日本在短短十年内已成为超级经济强国。

    圣保禄会在东京发起一个特殊的活动，试图打破伟大的传统，而企望于战后兴起的维新。藉由保禄会的创始及藉保禄会修女的合作，产生了「日本文化广播」。日本年轻的望会生，惊奇地、高兴地看到戴格兰缝补修女们的衣服。而戴格兰对日本人颇有好感：「以前认为在日本人当中传教非常困难。会祖曾指示我们要开始，而现在修女们做宣传，如同在意大利和在其它国家一样。她们在众人前受到亲切的礼遇：所谓众人是包括誓反教徒和异教人。」（在说法上，「异教人」一般指的是「非基督徒」）

    雅培理会祖和戴格兰修女继续他们漫长的旅途，终于在六月六日到达墨西哥城。圣保禄孝女会修女来到这里仅仅一年，而戴格兰惊奇她们初期的成就：「在宣传中推销了这么多的书!」这里的人欢迎保禄会修女也称赞她们的事业，但是常有同样的老问题：修女不够。「这里设法用不同的方式增加些修女，甚至从日本、从菲律宾派遣来也可以，但他们更希望有些意大利修女。可以找到一些修女吗?」

    这个普遍的问题发表在她的一个摘要的传阅信件中，是她在七月二十四日，经由美国和葡萄牙回来以后所写的。这信件编在目录中的题目是在旅途中（所学的一些事)，她还一再坚持雅神父的思想：「我学会了，懂得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毫无价值，没有天主的恩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因此我们应常保持谦虚的态度，祈求天主的协助。我们只会破坏，而天主几时找到温顺和谦虚的人灵就会做伟大的事业。」

    再看雅神父对圣召的坚持态度：「世上有很多的人灵等待救援，而从事福传的工作者不多。请你们想一想：还有半数的人类不认识天主，其它半数虽认识，但侍奉祂不够虔诚。各修院中都抱怨人手不足而求援……某些修女兴致勃勃地谈论传教区，并声称愿去那里，但是去了以后，如果调动她们离开她们所筑的小巢，就会心不甘情不愿，这是多么不幸呀!所以必须陶成她们有传教的精神、慷慨的心、不求舒适的想法和准备好去做一切的意愿。」

    当雅培理神父和戴格兰修女还在国外旅行时，教宗碧岳十二世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给圣保禄会批准了决定性的和充份的承认——在确认考验过程之后，许可了保禄会的成立和保禄会的会宪。在会宪第二项中，肯定保禄会的特殊目的是：「借着出版的使徒工作，传扬天主教的教义，也就是利用印刷品、电影、广播、电视和其它更有效及快速的主法：这是人类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也是时代的需要和所寻求的。」

    借着一个有趣的相同内容，在这里也提前讲另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就是宗座决定承认圣保禄孝女会和批准这修会的会宪，而竟然把批准男修会原有的词句，合并在女修会目标的条文中：「企望修女们全力献身于传扬天主教的教义，借着出版的使徒工作，也就是借着印刷品、电影、广播、电视和其它更有效及快速的方法：这是人类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也是时代的需要和所寻求的。」给保禄会男修会和女修会的两个文件中的辞句几乎相同，就如上面所说的，由教宗碧岳十二世巴柴里的时代中所颁发的这些文件里，预先尝到了「大众传播法令」的一些芬芳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