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一九六二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开幕。圣伯铎广场和四周，有穿着无袖袈裟的东方大僧，有穿紫色道袍的主教，有穿红色和金色道袍的枢机主教：以肤色来分，有白的、褐的、黑的、黄的；还有银白色胡子和黑色胡子的主教，场面如火如茶。这些宗徒的继承人，全是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所召集，来参与大公会议，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各有很不同的背景：恩利格·玻莱·达内尔是西维利亚的枢机主教，他的教区在一千三百年前已成为基督徒的灯塔；但有一位非洲主教多次赤足在他新而广大的教区中行走。纽约的枢机主教方济·史培尔曼掌管一百五十万天主教徒，有九位辅理主教协助；而甘地亚的主教乔治·色诺布罗斯只有三位神父和三百二十位教友，他口头训导即可，不必写牧函。有一位非洲撒哈拉的主教以行乞为生：也有在小教区中的极贫穷的义国主教们，还有来自各大洲的其它贫穷的主教们。

    许多主教认识保禄会修女而来访问总会院并问候戴格兰修女。她用温和而专注的目光不停地观望这些主教，除了本会修女向她报告的那些事以外，她本人也了解很多事。这些主教中很多人只有一双鞋，有些人在十月受风寒而感冒，他们出奇地有先见之明，为保持尊严而隐藏他们的贫穷情形，而拒绝邀请的人。他们自问，如果大公会议延长很久，该怎么办?

    在大公会议高级神长方面，还有很多位主教出奇的贫穷而鲜为人知。戴格兰现在毅然决定像母亲般照顾他们，就如照顾困难中的保禄会士一样。纳匝来娜·莫兰多修女说：「当这些主教（特别是来自传教区的，和来自所谓开发中国家的主教)来到时，总会长首先想到的就是负责他们有冬季该穿的衣服。当然很多位主教没有毛织品的衣服，因为他们来自热带地区……」

    戴格兰修女从保禄会修女们开始组织援助工作，她们奉献出她们的新毛衣。随后扩展到会院外的收集工作，向家庭和制衣公司要求捐献。她本人没有出面，而直接或经由修女们探视这些主教的衣柜，从内衣到鞋子，从短白衣到外衣。这当然揭开了柜内不可思议的事，发现为了廉耻而隐藏的贫穷，有时是英勇的廉耻。如此可以将所有的援助分类，像在大战时做的一样：有时干脆放一点儿钱在手里，说：「蒙席，请喝杯咖啡，请乘电车用……」

    纳匝来娜修女还说：「戴格兰照顾主教们无微不至：每星期两位修女开着汽车，到各穷主教们所住的「宿舍」或「旅馆」，收集他们各人的衣服，洗好，熨好，规规矩矩地放回原处……在大公会议期间，每一个星期都这样做。很多位主教，回到本地以后，去见我们的修女，表示谢意并述说总会长的殷勤款待!对贫穷主教的照顾一直延续到大公会议结束，在戴格兰去世之后，继续实行同样的爱德，因为这是她教我们的。」

    一九六二年，大公会议的第一个圣诞节来临，人们陶醉在愉快的精神中。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谈到「再寻求」基督徒的合一；但为许多人，合一已为期不远，并且轻而易举，不必付出很大代价。

    戴格兰看清时局，她不以为「合一」会很快实现。她的现实主义提示她在这年圣诞节写一封充满信心的传阅信件，但信中不乏很严肃的警告，而无柔情的蜜语。她指出一些个人主义的思想四处流行，修女们也容易由于工作种类不同而受到诱惑，结果就是把修会本有的视为个人私有的，这一切均导源于彼此不相爱。而有关基督徒的合一，她认为：「但是我们该实现的，首先是我们之间的合一：互相友爱、互相怜悯、宽恕……」因为：「我担心一个错误和有害的倾向正在渗入，就是有人在生活中，精神不完全与修会结合，而更关怀自己的利益超过修会的利益……我很难过地听到有人说：『她们』、『我们』，分的很清楚。我们都是『我们』，我们大家应该『一心一德。」她又加上

说，必须「慷慨地和完全地」接受修会的指示和命令。并且她对于不久的将来感到挂虑，她劝勉说：「我们也要定这个志向，求得所有的人衷心接受大公会议的决定。」

    在交谈中，讲些危险的事故，同时传播引入学习的报导，在每一会院中，在每一时刻都可能发生。比方说，那位会长在没得到准许之前，就没有花六千里耳换眼镜……．保禄孝女会修女们在全世界所完成的奇异牺牲，而无人知晓……就是为了这些，她希望该记录、该发表——有些事该使人知道。有几位修女在一九六三年，将满宣发圣愿二十五周年，不该公开地庆祝她们吗?于是一九六三年元月十曰她写信说：「该感谢天主赏赐给每一位修女这么多恩惠：修会对于这些所做的好工作、树立的圣德芳表、这些年的辛劳，也表示感恩。」

    但对于在非洲加丹加和卢本巴希地方的保禄会修女们该说什么呢?她们正处于游击战的中心地区，不能再与首都金夏沙的修女们取得联系。一切宣传的方式被中断，最后战争也破坏了她们的会院，强迫她们到各处避难：首先投奔到千达的仁爱会修女那里，而后由矿业联合会安排一个住处。副总会长依纳爵·芭拉师傅一路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鼓励她们。她们停留在那里，在局势正常化以后，开了一间书局，很快地成为城中最受重视和人们常去的地方。

    为此戴格兰修女，觉得身体较好一些，简单地谢绝一切劝她慎重考虑的话，而决定前往刚果。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启程，十七日回来，这是她最末一次到国外旅行。她曾见过苏沙地方的不幸遭遇和小印刷厂的火灾、大战时在总会院附近的轰炸、在中国的战争、在菲律宾的苦难和在阿根廷的攻击……她曾鼓励过那些地方受困的修女们，现在她也该去非洲的修女那里，在城中、在书局中，拥抱她们。这是她最后一次的视察，但是她并没有离别的忧伤；在这里她是领袖，她要同自己勇敢的人民一起高兴。她颁发「奖章」：就是保证免费寄去她们书局所需要的一切书籍，为补充在战争期间所损毁的那些书。

艾莲娜·拉蒙黛蒂修女回忆说：「戴格兰在最后的一段时日中，对我们特别表现出她的慈母心肠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她伟大的牺牲精神，尤其表现在服从会规和普通行为方面。虽然她觉得疲倦，也有许多事要做，但她仍愿同修女们在一起：在散心时，停留在那里，为见到所有的修女，并同她们交谈；不论是在罗马的总会院内、在视察时、或在遥远的会院中，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