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维克多的工作是看门人，他也可以为女囚犯提供很大的帮助。现在这里有一座女囚营，距五号营大门约100码远，里面的女人同样被派去建设城市。女囚营中有一群被捕的乌克兰修女，她们对年轻姑娘的影响很大，尤其是能帮她们办告解。女人不能越出她们的区域，但有时，可以安排她们中那些想办告解的人站在禁区之间铁丝网旁的某个地方，然后维克多神父就会“路过”听她们的告解。
大多数时间里，她们会把自己的罪过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在维克多路过时把纸片交给他。这些纸条上写有编号，但没有名字，维克多随后会在棚屋的炉子里把它们烧掉。第二天，女人们会回来，念一次痛悔经，用手指表明自己的编号，然后接受赦罪。我们如果传不了纸条，有时也不能将这些女人逐一赦免，那么至少会为她们做集体赦罪。我们所有人都为这项工作提供了协助，由于职务之便，维克多在工地上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所以他做了绝大部分工作。显然，以这种方式送来的便条很可能被截获，但女人们愿意冒着这样的风险领受圣事，她们对我们展现的坦诚和信赖，给我们这些神父很大启发。
女人在劳改营的生活通常比男人艰苦得多。不仅是营地里的男人，就连参与建设工作的自由工人、警卫，甚至是营地的官员也把她们视作可欺负的对象。女囚营有两个大营房，里面住满了五岁以下的孩子，这一事实显然证明了事情的发展——有了孩子的妇女会立刻得到更好的食物配给，直到康复为止，而且在恢复期间无需工作——如果这不是对妇女们的诱导，至少也没有得到遏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女人都屈服了，有些女人，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的女人，以及来自乌克兰和波兰的女人，尽管身处恶劣的环境之中，却往往表现出高尚的品格，而且最为虔诚。另一方面，与所有劳改营一样，女囚营中也有职业罪犯。
一个女囚营
到1952年夏天，来自五号营的生产队被投放到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中。营地的主要任务依旧是所谓的“戈尔斯特罗伊”（Горстрой），或者说“城市建设”，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不得不去营地周边兴建的一大批配套产业上岗。例如，我又一次在那个两层旧砖厂和那个距营地正门两百码的窑里工作了。营地的南面和西面有一条铁路支线直通黏土坑——如今女囚生产队正在那里开采原料。在铁路西侧，一系列小型工厂沿铁轨建了起来，它们的工作是生产水泥、混凝土砌块、玻璃纤维、树脂胶和科配尼特（кепенит）——一种特殊的耐高温、耐寒、非常坚硬的玻璃。其他生产队在已建好的城区工作，负责开挖下水道和排水沟，修整道路。
不过，营地本身的条件要糟糕得多。囚犯的缺乏干劲在四号营结束后变得尤为明显，官员的应对则是采取更严格的纪律。虐待囚犯，乃至殴打囚犯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我们意识到管束正在全面收紧，囚犯们对此愤愤不平，面有愠色——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1953年1月，新的流言激化了营地的动荡。那些从城里来的，在工地上监督工作的自由工人，到处散布斯大林生病的消息。不久又出现了一些震撼人心的传闻，说一些克里姆林宫的医生被逮捕入狱。接下来，令我们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医生已经被释放并且复职了。同这一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顽固的谣言——斯大林本人已经死了。
这样的流言在各营地引起了很多的议论。营地的官员和囚犯一样深受其扰，没过多久，两人以上的聚会就被禁止了，违反规定的人将受罚在营地或刑罚营完成额外的劳役。营地的整体氛围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越来越多的囚犯现今开始反感被人用号码称呼，他们认为这有损人格。营地官员和警卫对编号的检查却越来越频繁了：在晨间检查时，他们会检查囚犯衣服上的编号是否清晰可见，工头会对排队离开营地的五人小组进行审查，把那些号码被擦掉、无法辨认或号码被隐藏的人拖出来。如果其他囚犯发出怨言或窃窃私语，那么整个生产队都不能离开，直到说话的人被找到，而且他可能会遭到殴打。
一些其它的惩戒措施现在也被引入营地的日常工作中。以前，营房在夜晚从来不锁，如今在晚上9点的检查后就要上锁。如果有人在检查期间不在自己的营房里,，他就会被直接送去牢房。但如果他躲起来了，或者在所有营房都经过检查后仍不见踪影，警报就会响起，对整个营地的全面搜查即刻展开。有时这种全面搜查会在夜间进行两三次，在这样的夜晚，整个营地的人可能要到凌晨2点或3点才能去睡觉，而且我们依然得准备在凌晨5点起床工作。
早晨以及晚上生产队回来时在大门的搜查变得更加严格，警卫几乎每天都要把每个囚犯彻底搜查一遍, 寻找铁片、刀子、信件、纸片等物品，在搜查过程中，他们会将一个人身上所有的多余的衣服没收，还开始收走勋章、圣像、肩衣或自制十字架之类的东西。尽管天气十分寒冷，一切都是在大院里进行的。警卫一旦起了疑心，就会毫不犹豫地让某人脱得一丝不挂。有时，他们甚至坚持让他解下毡靴和包在脚踝上的破布，这样一来，那个人可能就要赤裸着双足站在雪地里，身上没有一件衣物。
接受搜身的劳改犯
戈尔斯特罗伊的工作几乎陷入停滞，以前五号营的各生产队在两个月内就盖好了一整栋楼, 现在他们平均用六七个月才能盖好一层楼。为我们运送补给品的卡车司机带来了其他营地动荡不安的消息，从诺里尔斯克来到杜金卡的火车司机则谈到港口的囚犯中也存在类似的不满情绪。
不过，有些生产队长还是把他们的生产队逼得很紧。有几次下班后，某个生产队在工地门口待了好几个小时，与此同时，警卫前去寻找一名失踪的生产队长。他在被发现时，可能是淹没在新浇筑的混凝土中，身体残缺不全乃至被完全肢解。然而，官员却因为担心囚犯们会失控，迟迟不敢采取激烈的行动，。
由于复仇情绪的日益高涨，那些一直为人所厌恶的“告密者”正处于持续不断的危险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拒绝在营地之外工作，因为在工地遭遇报复和“事故”的可能性太大。他们试图申请去做勤务员或在办公室里工作，特别是想换个营房。营地官员多少都觉得有必要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可以提供情报。
我记得有一个立陶宛小伙子被他的立陶宛同胞怀疑为“告密者”。一天傍晚，两个瘦弱的，衣衫褴褛的立陶宛人，在营房外的门廊上等他。当那个立陶宛小伙子走出营房时，他们扑了过去，在他来得及说话前就用斧子劈开了他的头，对着他一遍又一遍地挥舞凶器。凶手连跑都懒得跑，他们先是仔细把斧子擦干净，然后把受害者人扔在血泊中，接着去营地监狱爽快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另一个早晨，就在起床的号令刚刚发出，营房的锁打开后，某个营房里突然出现三个披着斗篷的蒙面人。还没等到任何人来得及移动，他们就大步走到一个铺位前，撕开被子，抓住了被子里的人。当这个可怜人想下床开门，他被撞倒在地，然后被拖到走廊上捅了好几刀。营房里的人对此无动于衷，没有人愿意卷入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件中。这些未必是针对“告密”而采取的行动，也可能是抱有私仇的人或心怀怨恨的人借营地的动荡秋后算账。
五号营囚犯公认的领袖国籍不详，我们只知道他叫“米哈伊尔”。他是个很有才能的家伙，在俱乐部工作，负责管理图书馆和公告栏，并在公告栏上张贴《стенгазета》(营报)，其内容包括囚犯活动的公告、斯达汉诺夫营的杰出表现或者生产队当天完成的进度。米哈伊尔有一副中等身材，皮肤黝黑，秃顶，体型健壮，似乎冷酷无情。据说米哈伊尔在被捕前曾是一名军官，随着囚犯的行动日益组织化，他便成为了他们的首脑。
不仅仅是五号营，诺里尔斯克市的氛围也出现了某些变化。就连从杜金卡驶来的列车，其机车与车厢上也挂着标语：“我们要求更高的工资”、 “更好和更多的食物”、 “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小的工作量”，从内陆传来的消息不断流入营地，有传言称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和西边的沃尔库塔一带的劳改营中也出现了动荡和骚乱。
对于斯大林的病和克里姆林宫内的变故，人们依然议论纷纷，但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能证实它们的确凿证据。就连镇上的自由工人们也只是听到了传言和猜测。突如其然地，在1953年3月第一周的某个早晨，劳改营的扩音器里传来了一个消息：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斯大林死了！
整个营地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男人们彼此相视一眼，小声谈论这个消息，划着十字圣号低语：“主啊！”（“Господи！”） 紧张、恐惧以及必将发生某事的期待普遍存在于营地之中。营地里的官员们在匆忙进城后又赶回营地。不同的官员轮流在营地和城镇间来回。工作已经陷入停滞，工头和他的帮手们看上去不知所措，若有所思。营地仿佛陷入了真空，我想几乎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营地内外的警卫数量变为先前的两倍。现在每个哨塔里都有两人驻守在铁丝网沿线，门口哨兵的数量是原来的两倍多，有关斯大林之死的言论如同暗流一般在劳改营里激起了涟漪，营地的官员开始把囚犯从一个营地转移到另一个营地，指望把领头的人和他们的追随者分开。几群囚犯从远方的内陆地区来到我们营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屡教不改的惯犯，要么就是班德拉分子（бандеровцы）——一伙有名的乌克兰游击队，他们态度强硬，憎恨苏联。他们在营地里闲逛，仿佛这里是他们的天下，没有一个人去戈尔斯特罗伊或别的地方工作。他们衣着整齐，穿着便服而不是营服，明确拒绝参加工作。他们与营地官员相处的方式表明他们显然不想被打扰——他们也确实没有被打扰。
班德拉分子——激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他们带来的有关卡拉干达劳改营叛乱的消息，很快就让营地吵得沸沸扬扬。当局不得不出动部队平息那里的骚乱。他们还谈到其他营地已经发起暴动的传言，在我看来，五号营的官员已经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不管怎样，我们自己的暴动也是势在必行了。我们在砖厂开工的那天早上动手了，当女囚营的生产队在前往黏土坑的途中经过砖厂和五号营之间时，她们和男人进行了和日常的晨间嬉闹。她们的生产队转向东面绕过五号营的南端时，一些新囚犯沿着铁丝网向她们致意。警卫催促女囚继续前进，新囚犯们即刻叫骂起来。
像往常一样，男人们隔着铁丝网把小纸条扔给姑娘们。其中一些被警卫拦截，引起了囚犯的咒骂。姑娘们也把自己的小纸条扔了过去，其中几张落在了两段铁丝网之间的禁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新囚犯们决定去把纸条捡回来。哨塔上的年轻警卫喊他们回去，但他们没有搭理他。警卫并没有朝营地内开枪的权限，然而就在他们走近围栏时，那个年轻的警卫用他的机枪开火了。两名班德拉分子当场死去，另外三人受伤。
囚犯们把伤员和死者拖到附近的营房里，然后威胁要进攻和摧毁哨塔。其他人在营地内穿行，把有关警卫所作所为的消息散布开来，那些目击了事件全过程的女人很快就被赶到前往黏土坑的路上。不到半小时，整个营地都骚动起来。
营地的官员也不知道是什么引发了骚动。他们把事情搞清楚后，立即来到囚犯藏身的营房，以和解的姿态命令年轻的警卫从哨塔上下来。慑于囚犯的威胁，那个年轻的小伙子从塔上爬了下来，但班德拉分子命令官员离开他们的营房。整个营地里的人开始大喊：“凶手! 凶手！我们不想死! 你们不可以杀我们！” 官员们愈加惊慌，撤退到北门之外。
官员走后，一伙囚犯到澡堂里搜寻两名疑似“告密者”的勤务员。他们冲进门大叫：“马可在哪里？”马可当时正在洗澡，他从另一扇门冲出澡堂，朝铁丝网狂奔。他喘着粗气爬过铁丝网，跳进了禁区，试图冲向正门。这时，附近哨塔上的一个警卫喊了一声“Стой！”（站住）马可沿着铁丝网之间的狭长过道奔跑，躲避囚犯向他投掷的石块。他跑了才大约5码，哨塔的警卫就开了两枪将他击倒了。
就在这一切发生时，另一个“告密者”逃了出来，爬过了带刺的铁丝网。北门的官员最后示意哨塔警卫不要开枪，“告密者”沿着死亡区跑到了大门的警卫室。他在那里转身朝班德拉分子挥动拳头，于是，被激怒的暴动者逼近大门。
一切工作都停止了。工厂里的许多囚犯跑了差不多200码，穿过铁路来到营地的铁丝网围栏，向里面的囚犯打听情况。这时，一个由囚犯组成的委员会已经成立，米哈伊尔和一些班德拉分子是这个委员会的首脑。他们叫生产队长不要回营地，叫他们的人接管工厂的控制权。生产队长们大喊：“你们听见了吗，伙计们？”于是没有一个人回去工作。
在短暂的平静之后，几辆载有诺里尔斯克官员的汽车从马路驶来。这些官员在大门停了下来，与营地官员交谈，并且试图进入营地。暴动者们对着他们嚎叫，所以官员们仅仅停留在大门的区域内，米哈伊尔的委员会前去与他们会面。囚犯们立刻指责劳改营的官员是冷血凶手。营地指挥官承认，哨塔警卫无权在营地内开枪，他承诺会惩罚此人，但随后委员会又要求彻底改善劳改营的状况。
他们列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囚犯衣服上的编号应该去掉；应当允许囚犯每月给亲属写一次信，而不是一年一次；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应超过8小时；囚犯的工作应得到报酬；对囚犯的额外工作应以减刑的形式给予奖励，比如，囚犯若在某天超额完成当天的工作定额，就应扣除三天的刑期。
在暴动委员会谈话的时候，囚犯从四面八方将官员围了起来，每个人都飞快地说起了话，大声倾泻自己的不满，并且享受这种充满自由和力量的感觉，发出怒吼、指责和各式各样的威胁。营地的官员承认发生了不公的事，来自诺里尔斯克的党政官员写下了囚犯们的要求。每个官员都向囚犯们许诺，状况将会得到改善，囚犯的要求会得到满足。
囚犯不信任他们。当诺里尔斯克和营地的官员离开会议现场时，他们在四面八方的囚犯的嘘声中被赶出大门，人们喊道：“光说不做，光说不做，我们要的是行动！”党政官员在大门外与营地官员开了很长时间的会，然后上车返回诺里尔斯克。
当天晚上，军队乘坐卡车赶来支援劳改营警卫，并将营地包围。在营地里，囚犯们在米哈伊尔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他们成立了一支囚犯警卫队，以防止混乱与劫掠，他们还在围栏沿线部署了守卫，一旦军队有任何动静，守卫就会向营地发出警报。军队开始在铁丝网周围架设探照灯，将该地区照亮。
米哈伊尔的委员会接管营地的消息传到了各工厂和戈尔斯特罗伊。委员会要求五号营的所有生产队留在戈尔斯特罗伊和工厂里，尽量不要返回营地。食物将是个大问题，但委员会要求我们保管好我们的物资并坚持到底，女人们也决定和男人们一起罢工。
当晚稍早的时候，营地里的人顶着刺眼的探照灯在大院内举行了一场大会。在厂区，我们竖起耳朵，竭力听清会议的内容。首先，米哈伊尔宣布了人尽皆知的事：“不再有劳役了!” 这引起了人群的热烈欢呼。“我们已经受够了，”他喊道，”我们已经受够了虐待，受够了没有报酬的劳役! 一切都是老样子！（Все равно!）我们要为自由而战，而不是死于劳役之苦。”
在米哈伊尔和其他领导人讲话的时候，外面的警卫从各个角度拍下了照片，试图尽可能拍到人脸充作证据。我看到了他们，庆幸自己身在厂区。米哈伊尔继续概述了营地的计划。营地内禁止哄抢，因为食物必须长期使用；各个生产队要在指定的时间进餐，当天的时间表将被张贴在营地的公告板上；每个人都应该遵守新的营地秩序，服从委员会和营地警卫队的指示。
在厂区那边，我们和其他囚犯一样被演讲所鼓舞，但我们没有食物，也没吃晚餐。演讲余下的部分都很不错，但我们想得到自己的那份食物。最后，面包从围栏那边被扔给我们。
那天晚上，城里的官员们带着兹维列夫将军回来了。他们把车停在营区门口，大约二十个人，徒步走了二百码来到了厂区。我们的生产队长立刻传令锁上所有工厂的大门，不与官员对话，但他们径直走过砖厂，沿着铁轨走到了铁轨旁的小厂区。他们带上了工兵，想检查机器是否有损坏。
最终，我们的几个生产队长出去与他们会面，但工厂的大门一直锁着。当营地里的人看见生产队长们朝党政官员的队伍走去，就隔空喊道：“不要做任何交易！别听他们的！坚持住！我们谈够了，跟从我们吧!”砖厂的工人愈发好奇，他们三五成群地溜出厂门，蜂拥至生产队长和诺里尔斯克的官员周围。
对话混乱到了极点。所有人都在大喊大叫。工人们抱怨起严苛的制度、工头和警卫的虐待、糟糕的食物和长时间的劳作。城里来的官员告诉这些人，他们对如此恶劣的状况一无所知。只要这些人回到营地恢复工作，他们就接受所有改善状况的提议。大部分的囚犯只是嘟囔着，但也有人愿意聆听，尤其是当官员们谈起报复行为的时候。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自己被骗了吗？”一名党政官员说，“你们的头目都是些一无所有的人，你们如果继续这么干下去，就会变得和他们一样一无所有。” 一些人似乎被说服了，他们开始向厂区的大门徐徐移动。但他们受到了营地囚犯的威胁，正当他们在大门犹豫不决时，军队强硬地把他们赶了出去，不是往营地方向赶，而是往诺里尔斯克城方向赶。这一行为超出了人们忍耐的极限，工厂的工人感到自己被出卖了，而生产队长们朝官员发出咒骂与吼叫。官员匆忙离开了我们的地盘，前往戈尔斯特罗伊。
一处劳改营的官员及囚犯
戈尔斯特罗伊的情况要糟糕得多，那里的工人没有吃过晚饭，他们离营地很远，无法将食物送给他们。他们更愿意听从官员的意见返回营地，因为他们想吃东西。但营地的囚犯看到他们排队向外走，就朝他们的方向发出威胁和咒骂，叫他们不要回去。最后，工人们退缩了。事已至此，官员们放弃了努力。警卫关上了大门，那些工人留在了戈尔斯特罗伊，而我们都安顿下来过夜。那是一个特别的夜晚，我们由于兴奋和持续的紧张而难以入睡。谁也不知道官员们可能会做什么，军队会在何时行动。
第二天早上，营地的官员来到了我们的地盘。他们以同情的态度问我们有没有睡好，有没有吃饭，接下来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参加暴动。我们的人几乎什么都不说，仅仅是叫他们去和营地囚犯领导人商谈。不过老实说，厂区里有很多人并不认为留在这里“罢工”有什么意义。他们想知道，除了饿肚子外我们还能从整个事件中得到什么好处。
我和围栏边上的一位官员聊了一会儿。他坦率地告诉我，如今劳改营的暴动很普遍，不仅在诺里尔斯克周围，而且在内陆也是，莫斯科对此深感忧虑。“可是，莫斯科还没有决定该怎么办，”他说，“所以没人愿意同部队一道采取行动。”
那天上午，营地里的囚犯为那两个被哨塔警卫枪杀的人举行了葬礼。这是一场盛大的仪式，人们发表了许多演讲，内容关于这两名为囚犯之自由而殉难的 “烈士”，他们决意坚持到底，直到“烈士”所献身的变革实现为止——诸如此类的话语。之后，遗体被运到了大门，转交给营地的官员安葬。
此时，镇上的人好奇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从较高的建筑物内向窗外窥视， 有些人甚至站在屋顶上，但是当局不允许平民靠近营地。
大约下午5点，我们注意到营地里发生了骚动。戈尔斯特罗伊生产队决定返回营地，警卫带着他们回到了五号营，但他们一通过大门就遭到了营中囚犯的攻击，因为他们“投降”了。米哈伊尔委员会希望所有的生产队都坚守岗位，保持分散，这样敌人就需要更多的兵力才能维持对该地区的包围，集中在单个区域的兵力都会变得薄弱。尤其是戈尔斯特罗伊，委员会认为它是一个有利位置，因为它位于城内已完工部分的边缘，领导人们指望在紧急情况下破坏戈尔斯特罗伊的栅栏，逃入诺里尔斯克。
我们又度过了一个非常不安的夜晚。第二天，我们一直呆在工厂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第三天也是如此。不时有市里的官员出来和暴动的领导人谈话，但似乎没有什么进展。到了第四天，大约中午时分，我们开始坐立不安。这段时间我们除了面包和水之外什么都没吃，我们也看不出留在工厂里有什么意义。
那天下午，从五号营传来让我们返回的消息，官员已经许诺会提供更好的条件。这符合我们的愿望。我们排好队，接受检查，几乎是跑了200码到营地门口。一通过检查，我们就立即赶往营地厨房，在那里得到了我们所要求的，而且是四天以来的第一份热汤和麦粥。
当天晚上，官员们回来接管了营地。米哈伊尔和他的委员会发下话来，接下来的三天不用工作。我们将继续罢工，直到官员兑现承诺为止。无人遭到报复，食物也很快得到改善，所以各生产队的人在三天后恢复了工作。那天晚上，我们一回到营地，就听到那些戈尔斯特罗伊的人报告，说城南一个特殊营地里的长期服刑者(каторжане)发起暴动了，如今还在罢工。戈尔斯特罗伊的自由人也报告了其他地方的叛乱。不过，在状况大为改善的情况下，五号营的工作又持续了一两个星期。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要求的许多改革措施，剩余的大部分措施也得到了官员的许诺, 而囚犯唯一的让步就是班德拉分子同意工作了。囚犯们察觉到，一切似乎美好得不像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