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在狱警身后走向一辆待命的囚车。莫斯科六月的天气很热，而且当时正是下午一点，至少在这段时间里，我即便没鞋穿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在我上车的时候，囚车上已经坐了人，我们不顾警卫的告诫很快谈起话来。过了一会儿，三位年轻的妇女抱着婴儿登上囚车，谈话便随之停止了。我们立刻站起身来给她们让座，大家都挤在婴儿周围，想看一看他们。

女人们似乎一点也没有受到干扰。她们乐于交谈。她们说，这些孩子只有几个月大，实际上是在监狱里出生的。我们没有深入其中的细节。不过，宝宝们不喜欢人群和喧闹，他们大声抗议起来，小脸哭得通红。他们的母亲拿出了监狱医生准备的奶瓶，当小家伙在满足中平静下来，我们聚在一起悄悄地看着他，兴味盎然。

到了这个时候，囚车已经在院子里待机了很长时间，阳光照射在车顶上，拥挤的车厢里没有多少空气可言。空气变得非常闷热，我们大汗淋漓，一些囚犯由于在监狱里呆了很久，身体十分虚弱，开始头晕目眩起来。我们用力砸起车门，叫狱警开门放点新鲜空气进来，或者叫他们拿点水过来。狱警什么都没做，但几分钟后囚车就开动了。

囚车开到了莫斯科火车站，在长长的一列火车车厢旁停了下来。我看不清楚前面的情况，但我数了一下，在我登上的那节车厢后面至少还有十节车厢。这些都是囚车，车厢内部的隔间和欧洲的客运列车隔间差不多，但里面没有窗户，连接走廊和隔间门的只有铁栅栏。每节车厢的两端都有警卫，他们大多是年轻的军人。

我被关进了一个隔间，里面已经有二十多个人。刚一进门，我的包和行李就被抢走了，我被告知去坐在角落里。事情发生得太快，我来不及做出反应。我环顾四周，一下就认出了我的旅伴们——年轻的盗贼和刑事犯，他们有自己的规矩和秩序，而且把其他人当作欺负的对象。当我在角落里坐下来，就发现自己的包和行李也被放在那里。

在多数情况下，我见过的盗贼和刑事犯与他们所鄙视的政治犯有相当明显的区别。他们很早就学会了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处境。他们对任何人都缺乏敬意，尤其是对警卫。盗贼们们经常对警卫纠缠不休，后者却很少对他们滥用报复手段。不过，他们听从一切有能力领导他们的人的命令。

这帮盗贼的头目是个矮小的、皮肤黝黑的家伙，他的那双狡诈的眼睛像煤一样黑不溜秋。他只穿了一件汗衫和一条长裤，脚上穿着类似麻制凉鞋的东西。透过他的汗衫，可以看到他的胳膊、手乃至胸前都纹满了刺青。他不怕任何人，而且喜欢诱骗警卫。每到一个车站，这个头目都会敲打铁栅栏，讨要水、烟、或吃的东西。他甚至会列出他喜欢的菜单。如果狱警不理睬他，他就会纠缠不休，直到激起警卫做出回应。

我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努力守着自己的行李。盗贼们一直盯着我，头目的两个亲信穿过人群坐在我旁边。之后，他们叫我坐到别的地方去，因为空间不够我们所有人坐。我是这个贼窝里唯一的政治犯，所以我搬走了。他们立刻打开了我的行李箱，翻看了里面所有的东西，然后把某些物品放在一边。他们挑了一件毛衣，几件衬衫和几件新内衣，顺便发表了几句将众人逗乐的评论。最后，他们把行李箱合上，让我回去坐下。

他们把赃物拿去给头目看，头目对他们使了个眼色，站起身来猛击隔间的门。等到警卫来了，头目探出身子小声对他说了些什么。警卫摇了摇头。在火车的噪声中，我听不清盗贼的口哨和叫喊，但我推断出那个头目是想做些什么交易——用我的衣服换食物。我心想：“光天化日之下，真是个干净利落的活计”。向警卫抱怨是没用的，而且我还要在这节车厢里待上一段时间，不晓得盗贼们会采取什么报复手段。

结果，那个警卫似乎没被说服就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另外两个警卫走到门口，头目把我的一捆衣服递给了他们。到达下一站后，他焦急地将身体探出门外，头穿过了铁栅栏，紧张地四处张望，上下打量着走廊，想要找到与他做交易的两个警卫。最终，他们从沿着走廊走了过来，怀里抱着面包、腊肠、鱼、烟叶、几包卷烟和一些黄油。

突然，不知从哪里神奇地冒出了干净的外套和衬衫。衣物被铺在长椅上面，为的是防止食物被弄脏，头目坐了下来，拿出一把刀子（那是被严令禁止的），开始把面包切成分配好的份量，同时在每份面包上上都放了一点腊肠、鱼肉或一些黄油。他本人自然分到了最大的那一份。我是如此缺乏存在感，因此没人在意我。

他们把眼前的一切都吃光后，开始喊着要一桶水。一个警卫把水拿来了。头目自己拿着水桶里的铁皮杯，然后把水桶递给其他人喝。之后，几个人拿出纸牌，三五成群地玩了起来。头目在点烟的时候，恰巧隔着火苗看到了我。接着，他仿佛是要表演一个大发慈悲的举动，拿起一块变质的面包并让信使送来，附上一句话：“把它给那个肮脏的法西斯分子！”我此时气愤得想要拒绝，但我也饿得不行了。我拿起面包，贪婪地吃了起来，他们都笑了起来，之后彻底无视了我。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坐在角落里，凝视着昏暗的灯光，一方面被这些新人新事所吸引，一方面又为身处这群盗贼之中而感到不安。焦虑和好奇的双重情绪交织在一起，我猜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开始祈祷。我又一次完全把自己托付给天主。在经历了一天的奇遇后，我又累又饿，终于昏昏睡去，此时盗贼还在为他们赌钱的牌局大声地咒骂着。

第二天一早，火车在铁路调车场的某个地方停了下来。我们坐在那里听着火车的轰鸣、蒸汽和气闸的尖啸与调车场里不间断的喧闹。突然，我们听到了士兵德式正步走的脚步声。盗贼们明白了我们现身处何地：“他们来了，是沃洛格达的狱警！”

狱警们以快节奏的步伐朝我们走来，他们身着干练的、附有特殊装饰的卡其制服，穿着高筒皮靴，头戴附有红色镶边的蓝顶军用平顶帽。他们不一会儿就上了车，一个军官用严厉的口吻命令道：“准备下车，保持秩序，不准说话！你们将在狱警的带领下进行转移，在转移期间违反规定的人将遭到严惩！”

我们排成一队走下列车，然后穿过车站，一直走到车站院子里另一个由沃洛格达狱警守卫的警戒线，他们端着步枪和机枪严阵以待。在我们排队的时候，另一节车厢的一名囚犯注意到我没穿鞋。他塞给我一双麻制拖鞋，小声说：“给，穿这个！”就在我用绳子把它绑好时，行军的命令就下来了。道路十分崎岖，尤其是火车站附近的道路，我很感恩自己能有拖鞋穿。我们差不多是在用小跑的速度行军，身边的警卫中有的用狗绳牵着警犬，他们就这样把我们一路押到了著名的沃洛格达中转监狱，这是一座古老的建筑，而且建于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

沃洛格达监狱的检查程序与莫斯科监狱的不同。沃洛格达监狱的狱警人员自信满满。他们从来不费心去清点所押囚犯的人数，仅仅是把这批囚犯和文件交给监狱当局。根据监狱的传说，这些狱警从未放跑过一个囚犯。许多人曾试图越狱，但他们不是被警犬抓住，就是被枪毙。因此，沃洛格达监狱的狱警在囚犯中成为了高效和专业的代名词。他们并不残忍，但他们以自己的名声为傲，并且有意维护这种名声。

沃洛格达的中转监狱由地下室的大牢房组成，这里潮湿且阴暗，狱墙就像好莱坞老电影里的地牢墙壁一样厚实而黏滑。当我们到达地下室后，他们根据狱警交给监狱当局的文件将我们核查了一遍。我们被问到了名字、姓氏、被捕的年份和地点、对我们的指控、我们被判处的刑期、谁做的判决、是法庭判决还是行政判决。然后，我们被问到是否对审判、对判决、对我们所受的待遇等有任何不满。最后，我们被问到是否需要体检——在沃洛格达，只有在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才会进行体检，你的名字会被记录下来，稍后就会被叫出来接受检查。

经过逐一核查后，我们被送到另一个房间，然后被分组集合起来。当二十个人集合完毕后，我们就被押去牢房。这些房间很大，约有100英尺长，30英尺宽，门对面的长墙的高处挂着六扇窗子，窗上装有普通的铁栅栏和铁皮。房间里只有一扇门，它的中间有一个半开的栅栏，但那也被铁皮封住了。这间牢房看起来十分糟糕，这里地板是松垮的木板，脚一踩上去就会吱吱作响甚至塌陷下去。

四根巨大的梁柱矗立在房间中央，支撑着高处的天花板的横梁。墙壁上抹了灰泥，完全覆盖了墙上的刻痕和字迹，灰泥达到的高度是一个男人所能触及的极限。墙面上写着以前来过这里的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到来和离开的日期。墙上还有一些令人心痛的小片段：“如果你看到某某，告诉他，你曾见过这个名字”、“如果你到了这里或那里，找找某某，告诉他，他的儿子来过这里”，在后一个片段上，又加上了 “还有他的女儿”。这面墙实际上是囚犯多年以来使用的留言板。几乎所有前往目的地的囚犯或早或晚都要在沃洛格达度过一些时间，因此，信息中还包括“某某死于卢比扬卡”之类的片段，这样死者的亲友就会知道他的消息。

当我们的小组到达牢房时，里面已经有150多人，因为没有长椅，人们坐在或躺在地板上。在沃洛格达，各种各样的人在等候被运往别处。我们牢房里的囚犯大多是政治犯，但也有四五十个盗贼或刑事犯——他们像往常一样聚在房间的一端。这间大牢房实际上由一系列民族性社团组成。各个国籍的人都抱团占据了一块地盘，而新来的囚犯会在牢房里来回走动，直到他们找到一个意气相投的团体为止——立陶宛人和立陶宛人在一起、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在一起，高加索人、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也都在各自的小团体里。

在沃洛格达这里，狱警几乎没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是等候转移到别处的临时囚犯，所以纪律并不严格。一伙人可能会在这里呆上一天到六个月不等，这取决于他们抵达这里的时间。因为在沃洛格达这里，囚犯将被改编为前往各个劳改营和地区的этап，也就是所谓的生产队。有时，如果一个生产队的性质比较特殊，那可能需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组建完毕，而其他生产队可能在一伙人到达后一天内就能建好。

不断的人员流动和松懈的纪律，为盗贼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有一个自己的组织，盗贼一旦加入便会被各处的组织所接纳。在我们到那里半小时后，五个身上纹有刺青的恶棍从远处那一头过来将牢房巡视了一遍。“你们那里都有什么东西？让我们看看！”他们一边说着，一边对新来的人进行检查，让我们打开行李，简直就像海关的文员一样。如果有谁穿的是好衣服，就会被叫去换成旧衣服。但如果新来的人穿的是旧衣服，盗贼就会坚持查看他的包。

监狱里很热，每个人都身穿短裤或撩到腰间的长裤在牢房里四处站着，设法避免最低限度的劳累。炎热的天气，再加上多数人都没有兴趣采取行动，这使得盗贼的活计变得更加容易。当他们接近我时，我四处张望，想要寻求帮助，我的邻人们却把目光转向了别处。就这样，这个“委员会”把车上盗贼先前遗漏的东西全都搜了出来，等到完成牢房巡视的时候，他们已经从新来的人那里搜刮到了不少的东西。

然而，他们在这一天遇到了一个意外。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站了起来，他一副军人的样貌，在牢房中间以威严的声音喊道：“弟兄们!（Братцы!）让我们想想自己是谁，我们曾经是谁! 我曾经是坦克师的少校，既不怕炸弹，也不怕敌人的枪炮，更不怕其他的危险。虽然如今我身在牢房，但我还是个男人! 你们，大多是来自前线的士兵，难道要让自己被这些贼人，被这些强盗吓到吗？凡是被这些豺狼抢过东西的，愿意跟随我的，现在跟我来！”

众人自发地跟他走到了盗贼们的角落里，把这些罪犯抵到墙边上。“现在上吧，”那个军人喊道，“大家去把自己的东西拿回来！”就在这时，盗贼们下意识地保护起他们的战利品，一场争斗爆发了。空气中充斥着叫喊声、咒骂声与痛苦的呼号，警卫们立即拿枪冲进房间，接着进来了更多的警卫，最后连指挥官也亲自过来了。

秩序恢复之后，指挥官命令所有人沿着一堵墙排好队。当他问起刚才出了什么事，少校就慷慨激昂地讲述了我们这些新囚犯所遭受的盗贼暴行。其他囚犯也应声表示同意。值得称道的是，指挥官立即把盗贼们的头目都叫到了一起，然后把他们赶走了。在盗贼头子的命令下，盗贼们抢走的财物回到了它们的的主人那里。最终，由少校和其他政治犯代替盗贼接管了这个房间。

我们所有人都是胜利者。从前，分配食物通常是由盗贼负责的，他们总是拿走最大的一大份——根据囚犯们的自述，可以推断出到处都有这种事情发生。盗贼们总是有组织的，除非有人制止他们，否则无论在何时何地，他们都会对无组织的政治犯进行恐吓。

在沃洛格达这里，全天的谈话和信息交流甚至比其他地方还多。由于囚犯不断更替，每个人都抱有一种希望：即便他自己没有在目的地遇到友人, 至少房间里有人能把他的行踪传出去。其中最健谈的是一个名叫布拉托夫的军官，他曾在守卫列宁格勒的弗拉索夫将军身边服役，后来弗拉索夫和他的整个军队都向希特勒投降了。布拉托夫从早到晚都抽着烟斗, 他抽得越多，讲的经历就越吓人。当他抽起烟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凑过来。

有一天他告诉我们，弗拉索夫的军队在遭到抛弃并向希特勒投降后, 他们如何向“元首”请愿, 要求赋予他们与苏联战斗的自由行动权，但希特勒不同意。相反，这些部队被改编成惩罚（复仇）旅，被派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巴尔干半岛各国镇压囚犯暴动。他们也被用作集中营的刽子手, 特别针对犹太人。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Власов），苏联红军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军俘虏，继而投降德军

然而，布拉托夫的恐怖传说永远讲不完。这些故事就像我们在沃洛格达的停留时间一样被缩短了，因为通知下来要我们准备组建一个生产队。大家立刻收拾起自己的细软，将它们捆成一捆。人们做了最后的道别，然后给其他囚犯留下了仓促而就的信息。我们不知道自己将乘列车前往何处, 但能确定这将是一段漫长的旅程，许多人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狱警带我们到院子里，我们和其他牢房的囚犯混在一起，寻找熟悉的面孔或朋友的消息。我在院子里找寻沃洛格达其他司祭的消息，但运气不佳。不过我遇到了一些波兰人，与他们聊天的时候，一个俄罗斯军官向我搭话。他看上很友好，但他对我的旅行袋的兴趣比对我这个人的兴趣更大。他直截了当地问我愿不愿意把旅行袋卖给他。那个旅行袋是我1934年前往罗马之际一个耶稣会同事送给我的，但它依然品相良好。

我周围的波兰人随即用波兰语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提出建议：“这是个挺不错的旅行袋，你在路上能用它买到很多面包，不要现在就卖掉它。”俄国人耐心地等我和波兰人的商量结束，然后问：“怎么样？”我很感激波兰人的建议，想要把旅行袋留下来，因为我在前往东方的漫长旅途中能用它换到面包，但我也想起了那一辆前来沃洛格达的火车，我的旅行袋和行李是如何在那里被盗贼夺走的。我知道同样的遭遇很容易重现，到时候我可能就没有把包拿回来的运气了。“但是，如果我把这个给你，”我问那个俄国人，“我要用什么呢？”

“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在这里稍等片刻。”他走进一栋监狱的建筑里消失了，回来时拿着一个带有帆布提手的帆布袋，急切地问道：“这个怎么样？”

“好吧。”

“那好，”他说，“我该付你多少钱？”我知道，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简单地拿走那只旅行袋，所以我很感激他的提议。“这全归你了，”我说。“你不欠我什么，反正我可能会把它弄丢。”

“你不要钱？”

“不用，我要钱干什么？反正到了劳改营，他们就会把钱从我身上搜走。”

“等等！”他一边说一边举起手，“在这里等我一下。”他手拿旅行袋，又一次冲进楼里，出来时拿着一大块面包。他对自己没能拿到更多面包而道歉，然后再一次感谢了我的慷慨。就这样，我的美国耶稣会旅行袋在沃洛格达加入了苏联军队，而我自那时起就轻装启程了。

我没有把面包留作旅途中的口粮，而是把它撕成几块分发给那群友善的波兰人。他们欣然接受了面包，但又一次说起了我贱卖旅行袋这件事：“哎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个旅行袋本可以在途中换到至少半打面包。”

“好啦，”我说，“反正已经卖掉了，现在我再也不用担心它被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