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分钟后，我们大约在5点抵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我刚下飞机，亚历山大正在等我。他已经在附近的机场旅馆订好了房间，因此我在机场检查完行李后，和他走了一小段路到了旅馆。我在登记簿上签字，他们给了我用以交换护照的钥匙，我赶紧把钥匙装进口袋，免得亚历山大向我讨要。

“我还有事情要做，”他说，“所以我希望你能忙起来。我曾答应带你去城区看看的，但出了点事。现在你先跟我回机场吧，我会教你如何办好明天早上的机票，至少那不会碍事。之后我会在今晚和你碰面...........”

“我觉得我可能会去看电影。”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会尽量在工作结束后来找你，”他继续说，“但如果不行，我明天早上会来给你送行。”

到了机场，他把我的机票拿去柜台，很快就办理好了。然后，我们握了握手，他就离开了。我盯住他，想看他是不是真的离开了。他上了轿车，随后他的司机把车开走了，我松了一口气。我穿过马路，乘公交车沿旧斯大林大道（现在改名为米拉大道）到高尔基街。在那里，我乘上另一辆公交车，上山去尼古拉耶夫卡和我的老堂区。

罗莎家里没人，但我决意在这里等候。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下班回家的罗莎的哥哥，之后罗莎本人也回来了。他们见到我时又惊又喜，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提前写信说自己要来。我对他们说我正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我猜测——而且希望在那里能见到我的两个姐姐。我们聊了一会儿与莫斯科之行有关的事，然后谈起往事和堂区的事务。当罗莎突然想起准备晚餐，天色已经很晚了，后来直到晚上11点我才坐上返程车。亚历山大不在我的旅馆，也没有留下任何信息。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如此一来就不会耽误7点的飞机了。即便是在这个时候，航站楼也拥挤不堪。在出发前的最后时刻，我给阿巴坎的每个朋友寄了一张明信片，告诉他们我已经在路上了。这里依然没有亚历山大的踪迹，但他在航班起飞前十分钟赶到，并向我打了个招呼，然后陪我走上活梯，友好地向我道别并祝我旅途愉快。我登上飞机，隔着窗户观察亚历山大，他直到飞机起飞都一直待在那里。

起飞似乎非常迅速。当我望向窗外时，所能看到的只有离我们很远的下方云层。我有些失望，因为我本希望看看这个国家的一些风景。我闭上眼睛祈祷了一会儿，然后念了一串玫瑰经，但是种种思绪不断涌现出来，我想把它们理清。在莫斯科与我见面的会是谁，是克格勃还是我的姐妹们？也许是因为迟到了，亚历山大没有说过与莫斯科有关的事——我将在哪里降落，谁来接我，我应该去哪里？我想，要是没有人与我碰面，我该怎么办？我应不应该去美国大使馆，这样或许太冒险了？突然间，我嘲笑起自己。经过天主这么多年的慈爱保护，何必花时间去担心这些事！

就在中午前，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顿正餐——航空餐! 有两个小肉卷、黄油、肉、酱料、炸土豆、青豆、一小块作为甜点的凝胶、糖块，咖啡与茶二选一，再加上两颗补充餐点的小薄荷糖。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喝两次罗宋汤，午餐时吃上一片腊肠配上面包就很开心了。现在，就在我们从高空飞向莫斯科时，年轻的姑娘把这一顿盛宴摆在了我的面前!

还没等我用餐完毕，扩音器通知我们即将抵达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аэропорту Внуково）。那时大约是下午1点。飞机降落的时候，人们正在改造并重新铺设跑道。地面上的一切都破破烂烂的，唯一引人注目的是飞机的数量。我走下活梯，紧跟人群，焦急地四处张望。航站楼非常现代化，到处都是玻璃，但我没怎么在意它们，因为我不停地观察有没有来接我的人。我没有看到来接我的人，也没有向他人询问。

我等候了片刻，但15分钟后就发现只能靠自己了。我拿起行李朝出口走去。就在此时，我注意到两个男人急匆匆地穿过候机室，他们两人都身穿大衣，但其中一人没有戴帽子——是维克多·巴甫洛夫维奇！他们匆忙赶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来的飞机的活梯，环顾四周，没有看到人，然后争吵起来。我忍不住笑了出来。他们正要离开时，我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

维克多没有心情寒暄，他把我介绍给另一位同伴——库兹涅佐夫先生，他看起来很友善。维克多说：“你跟他去吧，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他会照顾你的。” (“毫无疑问！”我心想，“不过是哪种意义上的呢？”)库兹涅佐夫主动提出帮我拎包，但我自己把包抓了起来。我一路沿着出租车的队列跟在他身后，走到一辆伏尔加车旁，车里有一位司机，发动机正在运作。“我们到了。”库兹涅佐夫说。

库兹涅佐夫表现得很亲切。他告诉我，伏努科娃机场距莫斯科大约25英里，还提议我们在行车途中观赏这座城市。库兹涅佐夫没说我们要去哪里，我知道操心这种事也没什么用，所以尽可能放松心情，享受兜风的乐趣。

我们途径几座高大的公寓楼，那是苏联风格的“摩天大楼”。它们令我印象深刻，因为我已经很久没见过这样的东西了，在阿巴坎或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肯定没有能与之相媲美的。我们看到了列宁大学，那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地方，里面到处都是高耸入云的大楼，库兹涅佐夫让司机停车，于是我们得以在校园里走上几分钟。

我们沿着莫斯科河旁一条宽阔而美丽的林荫大道上行驶了一会儿，然后驶入另外几条不那么宽阔的街道。尽管如此，在西伯利亚也没有一条道路能媲美我们当天早上开过的那些路。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似乎仅仅是在城区闲逛。不知为何，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想到，自己在这两个小时里看到的东西比从前在莫斯科的五年里看到的还要多。那个时候，我只见过莫斯科的监狱和铁路调车场，此外，仅仅只有一次，看到过弹坑遍地的街道。如今我看到了一些自己在卢比扬卡时听囚犯们谈论过的地方, 但彼时我只知道这些地方的名字。我没有看到卢比扬卡本体，尽管它并不会令我感到惊讶。我已决意好好享受这趟旅程，但还是忍不住猜想自己正在前往的地方。

最终，车在莫斯科大酒店侧面的入口处停了下来。我们走进酒店，库兹涅佐夫直接去了前台，他很快就在那里为一个房间争吵起来。我明白他们的房间并不是他想要的。

“你去仔细问问，”他最终对那个姑娘说，“找一个房间吧！”

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说：“这是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房间，一个带淋浴的房间。”库兹涅佐夫向我转过身来，满怀歉意地问道：“这样可以吗？”我笑了起来。

“好吧，我本想给你弄个有浴室和客房的房间，”库兹涅佐夫说，“但这里好像没有空房间了。”

我在登记簿上签了字，用护照交换了钥匙。我们乘电梯上了五楼，这里的一切既干净又宽敞，地板上铺满了地毯。当我们走到房间前，库兹涅佐夫像个训练有素的服务员一样打开房门，说：“请进。”然后他带我参观了一下房间，给我看了淋浴——它在漏水。房间里有一张大床、一把便椅、一张沙发、一台收音机，甚至还有一台电视机。我的窗户对面是一座类似部长大楼的建筑，下方则是一条林荫大道。

最后，库兹涅佐夫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了我，说：“你先去小睡一会，或者洗个澡，吃顿饭，我下午5点左右再来找你。”不过，他依旧没说我为什么会来这里，也没说他在5点回来时我们可能去哪里。他走后，我感觉稍微轻松了一点。我不打算睡觉——说实话，我太兴奋了——而是出去走走，找点吃的。

我走出前门，正对面是克里姆林宫的围墙、红场以及红场对面的GUM，还有圣瓦西里大教堂的大殿和高耸的圆顶。我发觉天气有些冷，因为此时我只穿了一件雨衣，于是我开始跟着人群走。不过，我所到之处的人们似乎全都在排队，所以我最终还是回酒店吃饭。

吃完饭的时候已经四点半了，我急忙上楼回到房间。还没等我进门，电话就响了。

“你上哪儿去了？”我接电话时，库兹涅佐夫说，“我给你打了好几通电话。”

“我在吃饭。”

我放下电话进去洗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现在，终于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然而，当我在大厅里见到库兹涅佐夫时，他说：“我买了莫斯科戏剧厅（Московский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й театр）的票。我想你会喜欢的。” “好吧。”我说，停顿了片刻，“我们走吧。”库兹涅佐夫早早地把我叫出来，所以我们可以一边行走一边观看这座城市。我们像游客一样在宽阔的林荫道上行走，我对路上的交通状况感到惊讶。大多数繁忙的十字路口都有供行人通行的地下通道，所以车流稳定。

忽然，库兹涅佐夫说：“我们到了。”我环顾四周，我们似乎站在一座公寓楼前，但上面贴着一张戏剧海报，内容是“莫斯科戏剧厅，《玛丽·斯图亚特》正在上演。”库兹涅佐夫带我走进楼上的一个小型豪华夜总会，我们喝了一瓶啤酒，吃了鱼子酱，然后又点了一份。

开幕的铃声响起了，我们下楼到了第二层的剧院。我觉得演员的演技出类拔萃，尤其是那位扮演玛丽·斯图亚特的姑娘，制作也十分出色。我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走回旅馆时，我把自己的感想告诉库兹涅佐夫，他听到这话似乎真的很高兴。他没有和我一起进酒店，但告诉我明早9点会给我打电话。

我走进酒店的房间，坐下来看了一会儿电视，但是心不在焉。我不停地想：“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到底出什么事了？这一切都很好，但这是为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整整一天，每当我走进酒店大厅，都会四处张望片刻，希望能看到我的姐妹们。

我洗了个澡，然后就上床睡觉了。我又一次在同样的问题上反复纠结，最后总算睡着了。

库兹涅佐夫9点到了我的房间，问我感觉如何。“我想我们今晚应该去莫斯科大剧院（Большой）看看，我觉得你会喜欢的。现在，我们去散散步吧。”他说。我穿上外套，准备跟他走，相信他除了散步和大剧院之外还有其它打算——要去一个特别的地方。然后，当我们走出旅馆大门时，库兹涅佐夫说：“我们到克里姆林宫那边去吧。”我们从斯帕斯基门走进去，然后经过了列宁陵墓的长长的队伍。

库兹涅佐夫开始介绍所有的建筑，国会宫、军械库宫等等，为我讲解每一座建筑的历史和功能——但我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广场上挤满了游客，我不停地寻找美国人，特别是我的姐妹们，但运气不佳。最后，我对库兹涅佐夫说，我想去看看克里姆林宫里的一些美丽的老东正教堂，他不想进去，但是叫我直接过去。

我徒步快速穿过一座又一座教堂，免得库兹涅佐夫着急，但我很高兴看到它们被保存得如此完好。只是，当我想到上主已经从这些建筑中被彻底清除了，它们如今仅仅是旅游景点，仿佛是某种奇异的的艺术馆，就感到一阵心酸。我出来时，库兹涅佐夫正耐心地等着我。他是个再好不过的同伴，聪明、安静，而且语调柔和。

阳光很暖和，于是我们在克里姆林宫花园中散步。十月的花不多了，但这块地保养得很不错，依然很有吸引力。“我们去吃午餐怎么样？”库兹涅佐夫在克里姆林宫敲响12点的钟声后问道。(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对我来说是一种回响，我已经听了五年了。现在，我站在红场的阳光下又一次听到了它们。)

“好，”我说，“我饿了。”

“嗯，”库兹涅佐夫说，“你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会在今天下午3点左右和你碰面。好吗？”

我点了点头，然后他就留下我离开了红场。我真的开始怀疑将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很想试试在下午避开库兹涅佐夫，但我不想错过任何弄清此行”目的”的机会。如果他能给我点暗示就好了!

我在酒店吃过饭后，库兹涅佐夫已经在大厅里等着了。“你去哪儿了？” “在餐厅里。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一张桌子吃午餐。” “好，我们走吧。车来了。” 我立刻就觉得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然而，车只是在城市里行驶了一会儿，与此同时，库兹涅佐夫向我介绍路上的风景，但我心不在焉。当情况变得明显，我们不会去任何地方时，我又一次把心思转向那个谜团。我住在最好的酒店里，一切对我来说似乎都很好。尽管库兹涅佐夫很讨人喜欢，但他仍然是一名监视者。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只是想在我姐姐到来前一直监视我吗？她们是不是行程被拖延了？这一定是和我的姐妹们有关，否则，为什么会有拖延？如果我们不是在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的话，为什么不直接去克格勃总部把事办完呢？最终，我们坐车回到酒店。“七点见。”库兹涅佐夫让我下车后对我说道。

我7点在大厅里见到了他。他满脸歉意，因为他没能买到大剧院的票。我们转而前往国会宫，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玻璃宫”。它的一切都很大而且闪闪发光，每一个地方——所有墙壁、自动扶梯都有大理石，包括洗手间，这是一个真正的杰作。当它没有用于党代会时，“玻璃宫”被用来举办娱乐活动和展览。今晚这里有一场民乐音乐会。

我们先到了顶层，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宴会厅。此刻，地板上摆满了桌子，桌上有三明治、饼干、糖果、热菜和苏联各民族的饮料，库兹涅佐夫主动请我吃了一道真正的俄罗斯菜：一个环形的圆筒碗，里面装满了蘑菇、洋葱和辣椒，它们泡在俄罗斯风味的奶油沙司里，搭配上黑麦面包和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它十分美味。之后我们进入了会议厅，这个地方很大，设置了很多毛绒绒的真皮座椅，每个座椅上都有一个用于同声传译的耳机。

礼堂没有坐满，这并不奇怪，因为这地方大得吓人，舞台同样很大。观众席上有许多身着民族服饰的人——亚洲人和非洲人——而令我惊讶的是，在我们身后还有一群美国人。但我的惊讶变成了烦恼，因为他们在演出全程都在发笑和说话。我本想转过身去叫他们消停一点，但由于库兹涅佐夫在我身边，我不敢和他们说话。

节目是用俄语和格鲁吉亚语表演的民歌和舞蹈，我觉得有些乏味。库兹涅佐夫也觉得无聊，节目还没结束我们就离开了礼堂。库兹涅佐夫似乎并不急于把我送回旅馆，我们最终漫步走了过去，当他把我留在门口时，说：“明天，你等我。我会在中午之前来这里。明早我还有些事情要办。”我上楼走进房间，比先前的任何时候都要困惑。

次日一早，我觉得自己被关了禁闭。我向窗外望去，在房间里踱步，然后下楼在大厅里四处走动。最终给阿巴坎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写了几张明信片。大约10点左右，我一回到房间，电话就响了起来。

“你去哪儿了？”库兹涅佐夫说，“我一直在给你打电话。”

“我已经在楼下大厅里了，”我回答，“我只是厌倦了干坐着。”

“我马上就过来，”他说，“我会从大厅里给你打个电话。”

他没有从大厅里打电话给我，不过。接下来我知道他已经在我房间的门口了。他向我走来，在床上坐下。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他说，(“终于来了，”我想，“终于来了！”) “我要你在明天中午前把钱花到只剩90卢布。我不管你用它做什么，买什么，怎么花，但你要把90卢布以外的钱全花掉。我会在明天下午1点在这里和你见面，所以在这儿等我。”

他没说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没说钱和我来莫斯科的原因有什么关系。既然他没有主动提供任何信息，我就没有问，这样比较安全。我同意把钱花掉，在明天1点见他。就这样，他走了。我想自己还有大约24小时的时间。

我想起自己在红场看到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列宁墓只在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开放，于是我跳过午餐，匆忙赶往克里姆林宫。那时大约是11点半，当我走到尽头时，队伍已经排了好几个街区。就在我们沿着克里姆林宫的围墙慢慢行走时，我注意到埋葬于此的著名老共产党人的坟墓——包括几个美国人——其中许多人的墓碑上有大理石半身像和装饰品。约瑟夫·斯大林就在那里，在一块朴实无华的竖直石板下，石板上只写了他的名字和出生和死亡日期。不过，有人在他的坟前放了一个花圈。

当我们走近陵墓的门时，我能听到士兵们在轻声地发出指令：“请脱帽，不准说话，不准拍照。请走快一点，注意脚下。”穿过几扇门后，我们沿着走廊爬了差不多两层楼的楼梯，先沿着走廊左转，然后右转进入圆形陵墓。内部很暗，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用黑色和灰色的大理石建造的，四处弥漫着花香和熏香。

当你进入房间，就能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玻璃棺材在你的头顶上方。你先爬上大约十四五级台阶，然后绕着一个半圆形的平台缓慢而连续性地走一圈，微微低头看向遗体。列宁身穿的衣服或许不是黑色的，但颜色很深，一盏特殊的聚光灯照在腰部以上，略微照亮了他的面部，但十分清晰。他的面色让人啧啧称奇，就连那浅棕色的胡须和髭须都显得生气勃勃，带有一种红色的浓密质感，而且这里有充足的光线，彩色的映像投射在在高度抛光的大理石墙面上。

众人围着棺材转了一圈，到了平台另一端的台阶和通往陵墓外的大门时，人们都安静下来。我做了一次祈祷。

“他毕竟是人，”我想，“可能他需要的祈祷比他在这里得到的更多。”

当我走出陵墓的时候，那里到处都是摄影者和游客。还有一个专门拍列宁墓纪念照的家伙，于是我在陵墓前拍了一张照片，可惜后来忘了去取。

现在已经快1点半了，我身上带着400卢布，而且必须用各种手段花掉这400卢布。我穿过红场到了GUM（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м магазине，俄语“国营百货商店”的缩写），这是莫斯科有名的百货商店，全天营业直到午夜。GUM大楼占用了整整一个街区，十分拥挤。那里有三个开放的院落，每个院落都位于房顶的天窗下，四面都有阳台（拱廊）。所有商店都在这些拱廊里开门营业，就像一座十二面的三层“里亚尔托”（Rialto）。每个货品区都挂有一个标牌，标明该区域所售商品——理论上，你可以在GUM买到标牌上所标的一切商品。

我一层又一层地走遍商场，穿过一个又一个拱廊，看遍了所有东西。我首先去买衬衫，然而即便在莫斯科，我也买不到自己想要的尺码、质地和颜色。既然我必须把钱花光，价格自然不是问题。但是，我还是没能买到想要的东西。我买的第一件东西是一个旅行包，那是用钱所能买到的最好的一款。所谓“最好的”就是一个24×36×10英寸的纤维板箱子，外面包有棕色的仿制皮，四个角装有保护用的闪亮的钢板。它看上去像是从1920年的美国廉价品柜台送来的。

我还买了几片剃须刀，这是我在俄罗斯买的第一组新刀片。然后，我买了一双棕色的牛津鞋；一件可两面穿的捷克斯洛伐克大衣，内侧是格子条纹，外侧是豌豆一般的绿色；一块镶有十六颗宝石莫斯科牌（Москва）手表；一台东德制造的照相机，也是莫斯科牌的。我为阿巴坎的朋友买了一些礼物，然后买了很多小玩意儿，比如指甲锉、指甲剪等等，仅仅是为了把钱花光。我把GUM从上到下逛了四遍，直到精疲力尽为止。

我从GUM走出来，看到有人进入另一家店并排起了队。在俄罗斯人的法则中，哪里有人排队，哪里就有促销，于是我也走过去排队。不过，当我走进店里时，发现原来是在卖女式尼龙袜。

“哦，”我说，“早知道是这样的话...........”

我正要离开，但身后的女人拦住了我的去路。她说：“别走，请等一等，不用太久，现在每位顾客限购两双。请你接着排队帮我买两双。”我对她说我时间不多，但她苦苦哀求，直到我最终同意等下去为止，然后以每双5卢布的价钱为她买了两双袜子。

我急忙赶回GUM。身上还有钱没花掉，于是我把这座商场从上到下逛了一遍，但我想要的东西几乎都是“没有（Нету）”，无论是我要的尺寸，还是我想要的质地都是这样。比如我问了一下鱼肝油——“没有”。我向售货小姐打听，她让我去街边的中央药房买。我去了中央药房，结果还是“没有” (这可是在莫斯科！)最后，我回到酒店。

现在我不再疲于奔命，有时间好好思考一下，但我越想越糊涂。明天1点会发生什么事？我的姐妹们在哪里？这又和那笔钱有什么关系？如果我是去接受某种形式的流放，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呢？我想出的每一个答案似乎都有问题。我终于睡着了，依旧和先前一样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