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务部（MVD）卷帙浩繁的档案里，肯定有一系列显示我不断变瘦的照片，因为我再次经受了卢比扬卡的一整套繁琐的入狱检查：照相、按指印、理发、常规体检，然后是洗澡并等待我的衣服消毒完毕。最后，我被押到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已经有五六个人，但我只在那里呆了几天，接着又一次被转移到楼上的一个单人牢房。我很失望，因为我再次变成孤身一人了。我开始推测为什么自己被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为什么在所有人中，莫斯科对我如此感兴趣。我没等太久就知道了答案。才过了两三天，我就在一天晚上的九点左右被叫出来，进入了审讯密度最大的时期——这段时间里几乎每天有审讯。

这个审讯员拥有一套房间。在进入房间的第一天夜里，我注意到一个长相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他有着一头蓬松的黑发，坐在第一个房间的桌子前处理一些文件。当我经过他时，他好奇地盯着我看，但我完全不能确定他所在的位置。当我进入第二个房间的时候，我迅速地瞥了一眼四周，想把它检视一遍——在监狱里，你不久就会习惯性地把事物打量一番，学会用眼角的余光观察到很多东西。

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它的天花板很高，外墙有两扇大窗户，地上铺着高度抛光的橡木地板。一个长椅沿着一堵墙摆放着，此外还有几把大软椅和满满一排绿色文件柜。房间中央有一张堆满了文件的巨大红木书桌，令房间增添了几分气派，窗户上的窗帘和墙上的画也令人印象深刻。我立刻明白自己遇到大阵势了。

苏俄的一间审讯室（图片来源：电影《契卡》）

我的新审讯员是个严肃、冷静、稳重的男人，大约三十五岁左右，身材魁梧，栗色的头发梳到一边，有些落到了眼睛里。他的声音平静而且克制，在我们连续的几次面谈中，他始终表现出绅士风范。他了解自己的工作，不带丝毫的敌意，以公事公办的姿态完成这项任务，而且相当专业。他叫我坐下，从桌上的那一堆文件里挑出一张纸来，说道：“瓦尔特·齐赛克神父，美国人，耶稣会士，在罗马受训，1904年11月4日生于美国?”我点了点头。停顿了很久后，他将视线从文件中移开，低声问我：“现在，你是不是要配合一下，开诚布公地把一切说清楚？”

“当然，”我说，“我向来都是开诚布公的，你想知道什么就告诉我吧。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很好，”他说，然后站了起来。“在开始之前，我想让你见一个人。”他走到门口，把一直坐在另一个房间的书桌暗处的年轻人叫了进来。

“这位先生是我的手下。你见过他吗？”谢多夫问道

“我不这么觉得。”

“嗯，在你被捕前，他被派到丘索沃伊去审查你的案子。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准备您的档案，现在他被召回了莫斯科。你明白了吗？”我再次点了点头。另一个人什么也没说，只是站在一旁看着我，直到审讯员叫他离开。

审讯员关上门走回办公桌前，对我说：“既然你已经得到了适当的提前警告，我希望不要出什么乱子，而且我很期待你说实话。”他坐下来，把自己的椅子拉到书桌前，问：“你想用什么语言？”老实说，当时我的俄语还说的不太好。我曾在说俄语时混入不少波兰语的表达方式，尤其是一些我不懂的俄语专业名词。在乌拉尔地区，我们和官员主要是用波兰语交谈，也用乌克兰语交谈，而我在那里听到的乌克兰语比俄语多得多。在莫斯科和萨拉托夫，我可以和监狱里的俄罗斯人进行对话，特别是政治犯们，因为他们说的是受过教养的俄语，很容易理解。但我自己的表达能力有限，对于严肃的话题来说，我的俄语知识严重不足。

“如果你想说波兰语，”审讯员用波兰语说，“请随意，我听得懂。”

这话不完全正确。我发现，他对波兰词汇的掌握并不比我对俄语的掌握好多少。不管怎样，我还是用波兰语开始了我的自述。他做了大量的笔录，有时会反复地记录，直到满足于自己所掌握的所有细节为止。这段口述一直持续到凌晨五点，我开始变得越来越疲惫，感觉自己好像被抽干了。

之后，我每天都要接受审讯。在第一周里，我们不断重述我在美国的生活细节。他对建立我和美国政府的关系特别感兴趣，当然，这种关系是不存在的。他会时不时地发表一些意见，比如，“你不知道我们现在是美国和英国的盟友吗？”据我推测，这应该是在诱导我畅谈自己与美国政府子虚乌有的关系。

在这种时刻，我变得沉默寡言，我回答了他的问题，但克制住了愤世嫉俗的诱惑。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虽然我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但是绝不主动提供任何信息，只将答案限制在“是”或“不是”之内。而他不断以文雅的方式发出抱怨，说我没有全力配合他，他认为自己没有理由为了得到这么一点信息而绞尽脑汁。

他是少数几个让我知道名字的审讯员之一。有一天，当他翻阅档案并拿出另一个文件夹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通行证摊放在桌子上，上面写着：“亚历山大·谢多夫”。

在那第一周过后，我们继续谈起我在神学院的生活细节、我在阿伯丁的生活、我的乌拉尔之行，以及我在乔普拉亚戈拉和丘索沃伊的工作。他完全不能理解为何我要自愿以工人的身份去乌拉尔山工作。换句话说，他很不满意我对自己精神动机所做的解释。在我努力解释自己响应这一圣召的精神动机时，他很有耐心地听着，与此同时，他略带困惑和怀疑地扬起眉毛。

对一切细节的调查和刺探差不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那段日子的最后，谢多夫说：“我想我应该祝贺你。你什么都没告诉我。”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

“你没有！””他尖锐地说，第一次失去了温和的语气。

“你的问题是，”我说，“你以为你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生活！”

“小心点！”他说，“别太过分！我从现有条件推断，你并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我能从文件上看出你隐瞒了什么。你在彼尔姆所受的审讯就记录的够多了。”

“你别相信那次审讯，”我说。“只要他们有意向，就可以强迫你说任何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听到的是实话。”

“强迫？”他说。“你说的强迫是什么意思？在我们苏联不允许使用美式三级手段。”

“嗯，理论上可能如此，但是在彼尔姆市，我就像个球一样被人踢来打去。”

“那不是真的。”

“那是真的，”我说，“亲身经历这一切的是我，不是你！”

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但没有再说什么。审讯就在此结束了。显然他不喜欢我提起这个话题，而我不知道提起这个话题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但无论合法与否，暴力逼供就是事实。

我回到了牢房。与提起暴力逼供相比，谢多夫最后说的那句话更令我感到不安。他能看出我是在隐瞒什么，而我不知道他的意图何在。像往常一样，他没有留给我任何线索。尽管他看上去很清醒，但显然我背景中的某些东西让他大惑不解，他似乎下定决心要找出问题的根源。也许是因为他根本无法领会到宗教动机，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努力把这一点讲清楚，但徒劳无功。

第二天，就在中午之前，我又被叫了出去——这有点不寻常，因为我们的审讯通常是在晚上进行的。当我走进谢多夫的办公室时，在彼尔姆审问我的那位黑发审讯员正坐在房间的一把扶手椅上，他看起来忧心忡忡。我怔住了。我是有多重要，他们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把他从彼尔姆大老远地叫来？

谢多夫直接开启了审讯。“你知道那是谁吗？” “是的，当然。”“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在彼尔姆审讯你时使用暴力的人吗？” 我点了点头。来自彼尔姆的审讯员脸色发白。在那一刻，我对他产生了一丝同情。他是个男人，可能是个有家室的人，做着自己分配到的工作，或许是为了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而走了一些弯路。但我不能为他开脱，而另一方面，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把他关进自己的监狱——监狱里的人已经太多了。

“好吧，”谢多夫说，“让我们实话实说。把整件事的经过告诉我吧。”我说：“好吧，这就是那位来自彼尔姆的审讯员，那位让我招供的人——如果你想称之为供词的话。他的语言充满侮辱性，我当时就告诉他，这完全不像一个称职的苏维埃首长应该做的。没有人会尊重一个用辱骂和亵渎的语言与你对立的人，也没有人愿意和这种人畅所欲言。”

“没错，没错，”谢多夫说，“但你说过他使用了强迫手段？”

“嗯，”我说，“当他发现自己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时，就叫来了另一个人，那是个高大健壮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抓住我的脖子，如果我的回答不符合他的要求，他就会用力打我的脸。”

“那么！”谢多夫说，他转身面对来自彼尔姆的审讯员，问道：“那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他嘟囔着，脸色比先前更苍白。

“他知道，”我说。“他肯定知道，但我不知道。”

“好吧，”来自彼尔姆的审讯员开始做自我辩护，“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对我们隐瞒了事实，正如我在报告中写给你的那样。”

随着他说出这句话，谢多夫用头向他示意，于是两人走出了房间。那个来自彼尔姆的男人跟在他身后，神情有些惊惧。我又一次对他产生了一丝同情。大约过了五分钟，谢多夫就回来了。他没有再多提及这件事，我不知道那个从彼尔姆来的审讯员出了什么事, 但无论如何，现在对我来说谜团的一部分已经被揭开了。从彼尔姆寄到莫斯科的文件中明确提到我隐瞒了一些东西。这一论断是我被传唤至莫斯科接受更密集、更老练的审讯的原因，也是起初卢比扬卡审讯员不信任我的原因。

谢多夫的审讯用掉了整整一个月。根据刑法，囚犯理论上只能被关押审讯一个月，然后要么被起诉，要么被释放 (至少卢比扬卡和萨拉托夫的一些老囚犯是这么向我解释这个制度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审讯期可以再延长一个月，而我的审讯期则被延长了两个月。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谢多夫特别提到我与舍普提茨基都主教的关系，以及我从他那里得到的任务。我再次努力解释，我从大主教那里得到的任务和其他堂区司铎或传教士的任务是一样的：为信众服务。我是他们的神长，简单而纯粹，绝不涉及政治。谢多夫和其他审讯员差不多，都不理解这一点。他们始终坚信，正如谢多夫所坚称的那样，司铎工作只是某种政治任务的幌子。当然，他并未就自己的看法说太多话，但这种暗示始终潜藏于他的提问背后。

谢多夫不断询问都主教的生活状况：谁和他住在一起，谁拜访过他，他的“联系人”是谁。我不断重申自己只去过两次都主教的住所，而且只是短暂地拜会他。就大主教的生活和教区管理的细节，我无法提供任何相关信息。不知怎为何，尽管没有明说，我却得到一种印象——他们试图将舍普提茨基都主教以及我前往乌拉尔地区的任务与亲德情节联系起来。

我又一次被问到为什么要去乌拉尔地区。而我又一次努力地解释，那里有许多自愿前去工作的乌克兰人和白俄，他们曾是我在阿伯丁的信众或利沃夫大主教区的成员，我作为一名司铎，想去陪伴和照料他们。谢多夫的兴趣和执念的根源在于一个事实：乌拉尔地区是苏德战争期间的主要工业中心之一。因此，我的审讯员相信我选择乌拉尔地区或与破坏活动有关。我对此予以否认。

“那你们为什么这么急着去图拉？”谢多夫说。“图拉？”我问道。在我们后来的交锋中，我了解到图拉是一个距莫斯科约60英里的城镇，那里有一间机枪制造厂，它的一条防线在德军入侵时遭受了破坏。虽然从未听说过机枪制造厂的事，但我确实听说过图拉。它是涅斯捷罗夫一直期盼我们能够到达的地方之一，因为它离莫斯科很近。因此，审讯员提到了图拉，这便令我确定他们已经对涅斯捷罗夫进行了严密的审讯。令人困乏的盘问仍在继续，既然我实际上从未从事过任何间谍性活动或破坏性活动，他们就什么也无法证明，但他们始终在坚持自己的论断。我对这个话题感到厌倦，我同样坚称，自己进入俄罗斯的动机以及前往俄罗斯各地的动机都是纯粹精神性的，和其他地方的神父一样。

图拉（Тула），俄罗斯重要的军火生产基地

在这三个月里，最糟糕的是，谢多夫翻看我的钱包时发现了舍普提茨基都主教给我的那张撕下的书页。其他审讯员之前也曾注意到它，但没有予以重视。谢多夫是个专业审讯员，而这件物品还没有得到清楚的解释，这让他很困扰。我努力向他解释这是一种手段，就像以前的图章戒指一样，目的是让都主教确保从涅斯捷罗夫与我那里发来的信息是得到授权的。谢多夫摇了摇头。

我又试着解释了一次：“当我们寄信给舍普提茨基时，我们应该把那张纸的一部分附在信上。他可以将纸片和他保存的那页纸的剩余部分作比对，这样就能知道信确实是我们写的。”他回应道：“我明白，那是某种代码。” 我知道自己没法向他解释清楚，但在此时，我可怜的俄语能力和他糟糕的波兰语水平坑害了我们。我无法用任何一种语言让他明白信物和代码的区别：信物只是用来验证某种东西的标记，代码则是密码的核心，或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手段。

有一天，谢多夫请来了一位英语翻译。他是一位长者，也许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但他用完美的英式英语与我进行了英语对话。他用英语将之前所问过的问题又向我问了一遍。我再次努力将那张特殊纸片的意义和自己进入俄国为信众工作的动机说清楚了。他向谢多夫完整地翻译了我的话，就我所能辨认出的部分而言，他翻译得很好，翻译人员还将它们记在了笔录上。我第一次觉得在澄清自己的立场方面，以及让他们理解我的立场方面，我取得了一些进展——至少在当时看来是这样。当我回到牢房时，我觉得自己比先前更有信心，内心更加平稳。

这一整套漫长的严密审讯开始让我感到沮丧。这是我第一次经受如此冗长而紧张的审讯，他们对最为私密的细节所做的刺探令我无法适应。最让我烦恼的是，他们完全不尊重教会人士和灵性领域——这是一个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领域，而他们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但他们的整个态度与我的信仰、背景和所受的训练相去甚远，以至于我越来越反感和厌恶他们的审问。那天晚上，我祈愿这次英语审讯能像它看起来的那样有所帮助。

英语审讯终结了我与谢多夫三个月的审讯。在那之后的一小段日子里，什么也没发生。我指望起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也许谢多夫开始相信我——或者至少相信我的诚意。因为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缺乏信任。有一天，谢多夫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不清楚我是在隐瞒什么，也不知道我究竟是真心实意还是受了高级教士的骗。这种争论带有坚不可摧的偏见，在我回到牢房时，它们真的给我留下了一种挫败感和沮丧的情绪。

之后某一天，我被狱警叫了出来，他叫我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拿好。有那么一瞬间，希望在我的心中一闪而过，我以为英语审讯真的改变了我的命运，这次我肯定会被释放。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只是被带到了卢比扬卡的另一个区域，被关进了一个更大的房间。这个房间里除了床之外还有一张桌子，不过没有椅子。它还有一扇比普通房间大得多的窗户，当然，它和普通房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上面还是装着普通的铁栅栏和铁皮封窗，从中只能看到窄窄的一线天空。我对这次变动感到疑惑，猜想现在会发生什么事。

没过多久，谢多夫又把我叫了出来。他告诉我，我的案子很特殊，已经得到再审三个月的正式批准。于是，我们开始了又一轮累人的问答。他警告我，这将是我最后一次有机会“实话实说”，因为这三个月结束时我肯定会被判刑，而我的刑期将取决于我的回答和我的配合。

“你知道吗，”他说，“从你自以为是的回答中，我有时得到一种印象，那就是你自以为比我们优越。得了吧！”

“不，”我疲惫地说，“我不认为自己比谁优越，我也明白你只是在做你的工作，但我所能做的，就是把你起初就知道的事实告诉你。如果这听起来很自以为是，我很抱歉。但事实就是事实，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又一次，我们按照分期和事项把口述审阅了一遍。谢多夫会时常请一些学科“专家”来协助盘问。这一次，旁敲侧击的范围变得更广了：他们似乎在暗示梵蒂冈就是我“间谍活动”的幕后黑手。我曾在罗马待过，而耶稣会士在历史上一直是“臭名昭著的阴谋家”以及教宗的左膀右臂，这被当成梵蒂冈对我发号施令的论据。事实上，在罗马的那些年里，我只是在圣伯多禄大殿里见过教宗，或者站在广场透过窗户看到过教宗，除此之外就再也没和他接近过，而且自己有生以来从未踏足过国务秘书处或梵蒂冈的任何办公室，但审讯员很难相信我的陈词。

教宗庇护十一世（1922～1939年在位）

随着审讯的延长，谢多夫变得非常坦率和直白，由于我们似乎毫无进展，他看上去十分焦虑。实际上，有一天他完全失去了耐心，把笔扔到了桌子上的文件堆里，然后命令我离开房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失态。我害怕自己会被关进其他囚犯所说的карцер（类似于禁闭室），但我仅仅是被带回了牢房。

随着第二轮长达三个月的特殊审讯接近尾声，情况对我跟他而言都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尽管我的辩解和抗议是都是出于诚意，但他显然无法相信我毫无隐瞒。另一方面，我已经把自己所知的一切事实告诉了他，无论审讯变得多么紧张，我都从来没打算编造故事，也不打算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而同意他的一些暗示。

在审讯的最后，他们几乎一个星期都没有叫我去审讯。谢多夫肯定是在整理他所有的数据，因为在我们最后的几次审讯中，他带来了一份很厚的卷宗——那是一系列审讯的最终成果，我们一起把它审阅了一遍。读卷宗很难，因为它的大部分内容是手写的，这是谢多夫在我们的谈话中所做的笔录。在审阅结束后，他让我在上面签字。就我所辨认出的内容而言，这是一份准确的笔录，包含了他提出的指控和旁敲侧击，而且如实记录了我所有的否定式表述，因此我没有发现不签字的理由。

在最后几次审阅笔录的审讯结束后，谢多夫告诉我，审讯已经结束了，我可能很快就会得到判决。我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而我此时基本上放弃了对奇迹的盼望。不过，知道审讯结束了也令我松了一口气。然而，判决却被推迟了。

一周过后，什么事也没发生。然后有一天，狱警把另一张床搬进了房间里，稍后又领来了一个囚犯。那是一位来自安德斯军的年轻波兰军官，他遭到逮捕，并于最近从萨拉托夫被转移到卢比扬卡。如今我独自生活的时间超过了五个月，所以很高兴能与审讯员之外的人说话。我向他表示了热烈欢迎，然后我们用波兰语兴奋地聊了起来。他把自己的经历都告诉了我，然后我也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包括我是司铎这件事实。我一说出这件事，他的脸色就变了。

安德斯军（正式名称“自由波兰第二军”），名称源自其指挥官瓦迪斯瓦夫·安德斯（Władysław Anders），其成员主要来自古拉格集中营释放出来的波兰战俘

他从床上站起身来，开始紧张地走来走去，然后在门口站了很长时间探听狱警的动静。他终于朝我走回来，用极小的声音跟我说话：“我对你实话实说，我是天主教徒，我很害怕当下的情况。我只想告诉你，我被送到这里的目的，是让你向我说出你在俄罗斯的所有活动。我的父母和妻儿都住在波兰的苏联占领区。如果我弄清楚了他们想从你这里得知的东西，之后我就能和家人团聚了。不然的话——不用多说，他们暗示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家人了。现在，我已经向你坦白了。你一定要帮帮我，告诉我，我要告诉他们什么。”

当时他是那么激动，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讨论此事之前让他冷静下来。我努力让他明白，除了先前从我身上套出的信息之外，克格勃不能指望从他身上得到更多信息了。如果我们编造了一段口述，无论它看上去多么有力地佐证了克格勃对我的怀疑，在克格勃证实这段口述的时候，他还是会被关押起来——这就是克格勃的工作方式，当他们发现这是个谎言而无法得到证实，他的处境就会比现在更糟糕。另一方面，假如俄国人真的打算释放他，而他并不比他们更能动摇我的口述，那么他的处境也不会恶化。

“对他们说实话，”我说，“就像你刚来时我告诉你的那样，把我的经历告诉他们。我自从被捕以来就一直对他们这么说。如果他们向你追问我没有提到的细节，你就说我和下一个囚犯一样谨慎，除了起初对你说过的话以外，没有提到更多与自己有关的事。”

尽管十分紧张，但他能看出其中的道理。他同意试一试。我们在一起仅仅住了四五天，期间他就被传唤了好几次。他们不喜欢这段口述，但没有责怪他，只是叫他继续努力。他对我说，他感觉好多了，因为他说的是实话，自己的良心没有受到困扰。他还认为自己和以前一样有机会见到家人——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在配合，审讯员没有再提那个威胁。当他在第五天被传唤出房间后，狱警把他的床铺搬了出去，而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几天后，大约凌晨两点，狱警敲响我的门然后走进房间内。她叫我赶紧穿好衣服。我睡得如此香甜，以至于一时没能搞清楚状况。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只是回答：“快点，快点！”我慢慢地穿上衣服，同时努力思考着，而她又敲起了门。当我走到门前时，她把门打开，然后领我下楼去了谢多夫的办公室。我记得那个早上很安静，当我们经过克格勃办公室时，能听到里面的人说话的声音。那是一个周日的早晨，此时并没有发生什么事。

当我们到达谢多夫的办公室，我仍是睡意朦胧，他看起来也很累。由于把我叫了出来，谢多夫为此道歉，他说自己在那天晚上要值班，所以只是想再把审讯的内容审阅一遍以打发时间。他没有穿外套，只穿了一件衬衫和领带以及条宽松的长裤。等我坐下后，他拿起电话听筒，给一位姑娘打了个电话。“我猜你饿了吧？”他对我说。我没有回答。“你感觉怎么样？”“累。” “嗯，我知道你的意思。”

那位姑娘进来后，谢多夫小声跟她说了几句，她又出去了。谢多夫靠在椅子上，双手抱住头在脑后垫着。他似乎很放松，闲谈起自己在乌克兰的日子——那时他住的地方还是波兰的一部分。他给我讲了一段小插曲，说他的一个波兰老师试图影响他走向宗教。“他没有成功，”谢多夫说，“因为我有自己的想法。不过，你知道，我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确实信过一段时间。”

姑娘回来时，端着一盘三明治、一块蛋糕和两杯热茶。她把它们放在桌子上，顺口开了个玩笑，然后又出去了。谢多夫给了我一个三明治。他说，“打扰了你的睡眠，为此我请一次小小的客。”我走上前去拿了一个三明治，然后吃了起来。我是真的饿了。谢多夫开始对肉肠发表评论，说现在一切都在往前线运，搞到肉有多难。“来，喝点茶吧。”他说着，朝我推来一个杯子，往里面加了一大块糖和（我想是）别的什么东西。然而，我什么也没有怀疑，那天晚上他看上去轻松而愉快。

“趁热喝吧，”他说，“再来点柠檬。”我在茶水里挤了一点柠檬，用小勺子搅拌了一下。茶热气腾腾的，我把杯子放在碟子上，开始啜饮起来。我配着三明治把杯里的茶喝了大约一半。谢多夫又给了我一份。我伸手去接三明治，刚一碰到它，就感觉自己的下巴在收紧，手落到了桌子上。我没能咽下还在嘴里的那一口三明治，接着就滑回到椅子上。

我有一段朦胧的记忆，记得谢多夫在我睡着之前焦急地看着我。等到下次醒来时，我正躺在一张小床上。有人坐在我旁边，我想是那是个医生。医生身边有什么人和谢多夫一同站在长椅脚边上。我睁大了眼睛。“来，吃了这个！”医生说，给我喂了一粒药，我再次陷入沉睡。

当我再次醒来时，自己已经立了起来。有人在扶着我，我的头上戴着某种贴身的器械，简直就像一个橄榄球头盔。我模糊地记得自己的脑袋有一种沉重而剧烈的压迫感，如同悸动一般。谢多夫按住我的头，拉起我的眼皮看向我的眼睛。谢多夫专注地盯着我，他的眼睛闪烁着如同恶魔化身一般的光芒。此时的他瞪着眼睛，头发凌乱，给我留下一种恶魔一般的、必然是非人类的的印象。我不由自主地发出颤抖，然后跳了起来。接着，我昏了过去。

之后，我隐约感觉到有人用橡胶绳猛地拉住了我的脖子，凌厉而尖锐的痛楚随即窜过我的后背，刺痛了我的脖子。还有人扯住了我的手腕，痛楚立刻窜上了我的手臂。

后来，我记得自己在一张桌子上撑起了身子。谢多夫摇动着我的脸，大声对我叫着：“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我想说点什么，但开不了口。我一直在努力开口，但发不出声音。谢多夫不停地重复着 “利宾斯基，利宾斯基，利宾斯基，利宾斯基”。他把一支笔放到我手中的某个位置，然后让我的手动了起来。我不知道自己拿着笔做了什么。或许，当时自己在桌上的一张纸上签了字，但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我再次醒了过来，又被喂了药和一口水。当我最后恢复神智时，觉得自己筋疲力尽了。谢多夫独自待在那里，他领我去了厕所，而我感觉自己仿佛从十层楼的高度摔了下来。之后，我记得自己坐在他房间的一把椅子上。其他的审讯员朝我的方向走来，一边摇着头一边笑着。我就坐在那里盯着一个地方发呆，没有理会他们。房间里已是大白天，我却无法集中注意力。

最后，我被押到了一个囚室里。我坐下来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感觉墙壁和天花板压住了我，一切似乎都要塌在我身上。万物都在燃烧，世界一片火红。我擦了擦眼睛，但那片火红依旧在墙面上翻腾。我吓坏了，双手抱头尖叫起来。我记得自己不断地喊叫，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遭受了攻击，我退缩到了角落的更深处，然后陷入了沉睡。

当我苏醒时，眼前一片漆黑。我感受到一种对谢多夫刻骨铭心的怨恨——甚至是仇恨，那是一种遭受背叛同不信任混合在一起的感觉，现在回忆起那些事件时，我还能感觉到它在涌动。有生以来，我从未对任何人有过这样的感觉，这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感觉，更是一种是肉体上的感觉。

终于，一个狱警把我带回了牢房。两份面包、汤和麦粥在桌上一字排开。我吃不下东西，但当时我明白，自己肯定至少在牢房外待了四十八个小时。我就这样呆坐在一个地方，无心无念地盯着另一个地方。我只是筋疲力尽了。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天后我才振作起来，而且又感到饥肠辘辘了。然而，对于谢多夫，我总是能感到那种遭受背叛的灼痛，自那时起我就始终保持警惕。

我再也没有被愚弄过，而且再也不信任任何苏联官员，无论他们是什么级别。在那以后，我每天早晚都会祈祷：“主啊，求你助我摆脱敌人与他们的恶行。”那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反应，也是发自内心的祈求，我唯独信赖天主。从此以后，我感觉自己更加刚强了，也更有信心了。无论遇到什么危险，我总能感受到天主的帮助，感觉自己对他的信赖越来越强烈。

几周过去了。之后的一天晚上，我再次被凌晨两点的门闩撞击声惊醒了。我坐了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张。狱警叫我穿好衣服跟她走。当我们在黑暗的走廊中行走时，我再一次祈祷，而且祈祷了一遍又一遍，祈求解脱和庇护。然而，这次我却被带到了楼下的拘留室。这实在令我吃惊。我在那里坐了将近半个小时，想弄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是不是要被押到另一个监狱去，抑或是去法庭听候宣判？

接着我听见走廊的门被打开又被关上，笑声和脚步声接近我的囚室。门开了，一名政委跟着监狱长走了进来。两人都略有醉意，说个不停，满脸通红。政委把一份文件递给我看，那不是他们所说的司法判决书，而是一份简单的文件，即所谓的“行政判决”，它简要地做出以下陈述：瓦尔特·J·齐赛克被指控违反苏联刑法第58:6条，并被判有罪。第58: 6条与间谍活动有关，这与我被捕时所受的58: 10: 2号指控——颠覆性活动有很大不同。

“你明白了吗？”政委问道。我点了点头。“你满意吗？”他又问道。判决书上写的判决是十五年的苦役，我看着他，接着苦笑了一下：“我其实没有什么选择，不是吗？”他们都觉得这句话极为可笑，然后政委说道：“知道吗？你出狱出得太容易了。”既然我“不上诉”，他便让我在文件上签字，以示同意判决。我签了字，政委拿回文件，然后，他们两人一边走出囚室，一边笑着交换了几句我听不太清楚的评论。根据我签字的“判决书”上所注的日期来看，那天是1942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