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夏天，我收到另一封发自美国大使馆的信。他们随信附上了大使馆与苏联外交部就我的回国问题所达成的协议，我可能需要它。大使馆告诉我，如果我想去美国，可以给苏联外交部写一份请愿书，并向我提供了负责官员的姓名和详细地址。
我很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决定给外交部写信，请他们发给我一张返美签证。我为这次请求列出了理由：一是考虑到我的年龄，二是考虑到我在美国的家人以及他们一直以来为我回国所做的努力，三是由于我离开劳改营后的有限获释状态，等我过几年到了退休年龄，只能拿到很少的退休金。
我把这封信寄了出去，又给大使馆写了一封信，告知他们我已收到他们的信，且已经写信向外交部申请签证。过了一段时间，我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后来苏联外交部来信说他们收到了我的信，但由于他们无权直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给信件标注某某编号后寄给了内务部（克格勃）。于是，我转而给克格勃写信，信中写道，我从外交部那里得知自己的请愿书已经被转给他们，请他们考虑此事，并且给我一个答复。
过了三个月，我没有收到任何与我的请愿书有关的消息。后来有一天，我被叫到阿巴坎的内务部总部，读到了莫斯科对我请愿书的答复——内容是否定的。我索要一个理由，但特工说没有任何理由。于是我在便条上签了字，表示已经收到答复——另外，我写信给美国大使馆，将我的申请获得的答复告诉他们。
不过，在我等待答复的三个月里，我去护照局办理了半年一次的更新手续。在例行程序的中途，特工忽然建议我把“短期”护照换成永久护照，免得每隔半年就要走一遍流程。
他说：“你只用在你的护照上选择一个名字（利宾斯基或齐赛克），在旁边附加一个说明，写清事情的经过和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然后把它和申请书一起寄到莫斯科的中央护照局。过个一年左右，你就可以拿到永久护照了。”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感谢了他的“建议”。我没费功夫问他为什么要在两年的“这一切”后突然提出这个建议。我也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对他说我不想要俄罗斯护照。
在修车厂，工作照常进行。我们每个月都落后于定额的要求，但似乎无人在意。后来，某天有人宣布5点15分在修车厂礼堂开会，所有人都应该参加。会议上宣布，市委会将与我们就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举行会议。修车厂的人们当天议论纷纷，很多人猜测这个宣告意味着什么。仅仅是出于好奇的缘故，当晚的出席情况非常好。
首批发言的人之一是市政委员。他的开场白令在场的人兴奋不已。他宣布他是来改变现状的，并补充说，苏联不存在不可缺少的人。“每个人，无论他担任什么职位，都是可以替换的。”为了加深人们的印象，他停顿了一下，人们的情绪逐渐紧张起来。“因此，”他继续说，“既然有必要改变修车厂当前的状况，又因为克鲁格洛夫主管虽然是党员，也是个非常负责任的管理者，却没有按我们的期望完成工作，所以我们决定将他撤换。”
那位市政委员接着详细列举了克鲁格洛夫的过失。可怜的克鲁格洛夫只能低头坐在那里，听着别人没完没了地数落他。市政委员的数落结束后，出现了尴尬的停顿。“现在，”发言人继续说，“我想让你们见见你们的新主任。”那人名叫索夫罗诺夫，他走上讲台，站在市委成员身边，与此同时，市政委员一边说明他的资历，一边赞扬他的德行。然后，“支持者”们开始鼓掌。
索夫罗诺夫是个大约五十五岁的男人，身高中等，体格健壮。他的黑发已经有些稀疏，但他的皮肤黝黑，肩膀宽大，有一个坚挺的下巴和一张紧闭的嘴，还有一个罗马式的鼻子，双眼炯炯有神。毫无疑问，他也是一名党员。当“掌声”渐渐平息下来，索夫罗诺夫做起了自我介绍。他的声音洪亮，语气果断，一开始就将ATK-50的所有问题重述了一遍——他显然已经很熟悉这里的情况了，然后，他开始概述彻底改变修车厂图景的计划。之后，市政委员又开始了针对佩特鲁钦的工作。
佩特鲁钦也被叫上台，他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与此同时，他的缺点被一章一节地记录下来。他的脸色红得像甜菜一样，事实上，我开始觉得他的血管可能会爆炸。他的过失被一一宣读出来，并得到被开除的通知后，彼得鲁钦被要求起立做出回应。他用微弱的声音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和修车厂里存在的问题，我们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听惯了佩特鲁钦在修车厂大声发号施令的听众们开始起哄：“声音大点！声音大点！”
当佩特鲁钦终于走下讲台，市政委员要求工人们自己起立发言。一些党员显然是事先收到了指示，他们站起来批评克鲁格洛夫，说了几句和佩特鲁钦有关的场面话（他在工人中间很受欢迎），但对我们先前听到的那么多违规行为几乎只字不提。过了一会儿，索夫罗诺夫打断了发言，他认为大概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同事辩护。会议结束时，老调度员帕维尔，也就是帮我在ATK-50找到工作的人，也被要求递交辞呈。
作为索夫罗诺夫整顿的结果之一，我接到了另一份工作。我和另一个名叫瓦西里的技工一同被分配到修车厂外的一个小木棚里。他是变速器和后轮轴方面的专家，而我被安排去负责减震器和转向器。减震器是最新的液压伸缩式减震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几乎完全没有配件。
由于需求是发明之母，所以我很快就学会了用废品制作替代品。但我的压力很大，因为没有一辆车可以脱离工作超过24小时。此外，我知道这些车又要回到乡间公路上，连世上最好的避震器在那里也撑不过两周。让我压力更大的是，市政府、军队、机场的官员老是带着他们出毛病的减震器来ATK-50，所有工作都压在我身上。我告诉索夫罗诺夫，这工作量对我一人来说实在太大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甚至用手工制作模具来冲压替换的零件。为此，我获得了一个奖项，一个由修车厂和市政府领导签字的“优质服务奖”。我还获得了“共产主义劳动突击队”(ударник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труда)奖，这是全苏联地位最高的工人奖项之一。奖项在一个庄严的全体工人大会上由工会主席亲自颁发给我，之后我的名字被添上了工人礼堂墙上“突击队员”（ударник）的名单。我自然又拿这件事开起了玩笑。
更重要的是，我得到了一份可观的奖金——以及一个助手！修车厂的朋友告诉我，这个助手是党组织挑选的，在帮助我的同时对我进行监督，但他很称职。工会从城里带来学生向我学习，还从切尔诺戈尔卡（Chernogorka）的修理厂送来一个学徒向我学习技术。然而，最讽刺一幕的是，内务部也派来了一位技工向我学习。
后来，索夫罗诺夫在某天把我叫了出来，友好地向我问起工作方面的事，还问我对薪水是否满意。之后，他开始询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一个看似幼稚的问题——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听不听美国之音。我告诉他，我的住所根本没有收音机。“哦，不错，”他有点惊讶，“是的，那更好，别去听美国之音。”
尴尬地停顿了片刻后，索夫罗诺夫问他是否能为我做点什么。他似乎对我的生活很感兴趣，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劲。但我告诉他，如果他能为我找一间公寓，我一定会感激不尽。他看上去怔了一会儿，然后解释说修车厂的营房已经住满了，他现在无能为力。他建议说市委会也许可以帮忙。“我已经去那里问了一年多了。”我说。这句话止住了他的话头。
“但是，”他在最后大方地说道，“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话，不要犹豫，尽管来问我。”
我对新住所的事感到忧虑，因为一整个冬天，约西普都在催我去找新住所。他不好意思告诉我原因，但在最后还是坦白了：市委会“建议”说，作为党员干部，让我——一个外国人和间谍嫌疑人——住在他的房子里，对他来说是不太有利的。春季伊始，约西普再次认真地谈论让我去找一个新住处的事，他们此前又在市委会对他施压。他告诉我，就个人而言，他想我可以永远住在这里，但“你在别处找个住所或许会更好。”
最后，我们的邻居德米特里给我提供了一个房间。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第一次来约西普家的时候遇见的那个老大娘（бабушка）和他们住在一起，睡在一个与我在约西普家的住所相似的房间，与厨房相邻。老大娘想让我住她的房间，她自己睡在厨房里。我欣然接受了她的提议，因为在许多方面，这是个理想的解决方案。我很了解德米特里、他的妻子伊莲娜和那个老大娘，因为他们经常拜访约西普家。此外，我与约西普、瓦利娅以及在约西普家所交的朋友依然很亲近。
搬家也有其它好处。第一，它使我每天都有机会做弥撒，不用等到所有人都上床睡觉了才开始。德米特里和伊莲娜从来不在6: 30之前下班回家，而我4: 30之前通常在家，我可以在那时做弥撒。其次，访客变少了，屋子一般也会比较安静——这是一个可以看书和放松的地方，如果我愿意的话，甚至可以看电视，因为德米特里和伊莲娜拥有附近为数不多的几台电视之一。
我每月付给老大娘大约3卢布，作为回报，她会在我晚上回家时为我做热汤或麦粥，再配上三四片黑麦面包。那是我每天的伙食，我以前每周都做一大锅汤，或者说罗宋汤，一周做个几次，每次可以喝上三四天。汤是用土豆、卷心菜、甜菜、洋葱和羊骨——或其它可以使汤变浓的东西做的，还要加足量的猪油，让上面的油脂厚得足以没过我的小指。早上上班前我会喝一碗汤，晚上回家后老大娘又会给我一碗。
在工厂吃午饭时，我拿了一块手掌那么大的猪脊膘，或者一块鲱鱼，又或是一个洋葱或腌西红柿，再配上一块厚厚的黑麦面包。那也是我的标准餐。在修车厂里，看到有人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洋葱和一块面包当午餐，那也是很正常的，别的就没什么了。我依然坚持喝热水而不是茶或咖啡，如果一周能吃上一两次肉，那是再好不过的。
周日是我们每周一次的假日，当然，它在苏联已基本失去了宗教意义。现在的周日是主要的购物日，街上挤满了人，他们不是去教会，而是去商店排队。不过，周日对我来说是一个与天主独处的机会。德米特里和他的妻子经常一大早就出去买东西或走亲访友，而老大娘则会与邻居一起度过这一天。我独自占有这间房子，所以能在这里不受打扰地做弥撒，想读多久圣经就读多久。除了主日的灵性满足，我还享受了充分的休息。
老实说，工作的劳损又一次在我身上显现。尤其是我的腿和膝盖，它们由于每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站立7小时而劳累不堪。在修理减震器的过程中，手要不停地推和拉，而且还浸泡在汽油里，结果我的双手变得僵硬且疲劳。我开始真切感受到衰老正在侵蚀我。我很容易疲惫，一天下来，感觉自己的胳膊和腿十分沉重，而且呼吸急促。为了保持肌肉的强健，除了周日，我每天早上都会在早饭前在院子里做半个小时的健身操。
不过，有比身体状况更令我困扰的事。内务部的调查方式越来越令我恼火。约西普坦白了催我搬家的原因，但这只是一个前兆。在搬进德米特里家后不久，我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警告我不要去某些房子或拜访某些人——“否则，你从哪儿来就得回哪儿去。”我还收到了一位已经与我通信了很久的原囚犯的来信，他在信中请我停止写信：“因为我已经被警告了。”
然后，另一名技工某天在上班期间来找我，对我说内务部的人不久前询问他与我的关系。他说，不仅如此，他还被要求和他们合作并且监视我。因为对我有好感，他很坦率地将这件事告诉我，提醒我提高警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走后不久，某个看到我们谈话的人悄悄走来警告我，说他认为那个家伙在监视我。
毫无疑问，出于某种原因，我遭受的监视再次被加强了。也许这与我写给大使馆的信，或者与我当前常从家里的姐妹那里收到的信有关。内务部无疑相信我绝不单纯是“苏联劳动突击队”的成员之一。他们警告过我不要做司铎工作，而且正在对我进行密切的监视。
一天早上，我在走进修车厂时被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拦住了。他中等身高，有着军人的气质和步态，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孔和宽大的额头，还长着波浪形的白发。他问我要一名技工，我把他转送到主管那里。就在我说话的时候，他注意到我的口音，于是问我是否介意他问我几个问题。我耸了耸肩。
他先问道：“你是不是波兰人？”我犹豫片刻，然后点了点头。“我的父母是波兰人，但我已经忘了波兰语。无论如何，很高兴见到你，我叫杜托夫。”他说。我以自我介绍作为回应。“你在这里工作吗？”他接着问。我说是的。“那么，也许你能帮我一个忙。你知道，我在阿巴坎博物馆工作，但我把一个展柜的钥匙弄丢了。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能给我配一把新钥匙？
我告诉他我可以做，但现在不行。(如果我被发现在外面工作，根据索夫罗诺夫的新规定，我当天的工资会被扣掉。)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在他离开之前，他对我说他想再和我见面，我便把自己的住址给了他。从那次偶然的邂逅开始，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
随着我与杜托夫熟识起来，我发现他是一位在远东地区工作了50多年的考古学家，在这里挖掘原始居民的墓地。他告诉我，他在阿巴坎发现了有趣的哈卡斯人遗迹，它们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我还得知，他被公认为西伯利亚考古学问题的权威，每年都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或其它大学城举办一系列关于他的最新发现的讲座。
杜托夫说，其中一些发现与在中国和日本的发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偶尔还能帮他把他的俄文文章翻译成英文，发表在各种国际期刊上。他还经常与剑桥大学的一位中国考古学教授通信。那位中国人懂英文，但不懂俄文，所以杜托夫写给他的信通常是由我代笔，同时，我还要翻译那位教授从剑桥大学寄来的英文回信。
我还能帮他一个非常特别的忙，这要感谢华盛顿特区冈萨加中学的耶稣会士。这位教授在他的工作中经常碰到出自《穆勒考古学手册》（Müller’s Handbuch der Archaologie）的引文, 但他说全俄罗斯的影印本只有寥寥数本，而且都收藏于大型大学的图书馆。我给冈萨加的耶稣会士写信，他们之前已给我寄来了其它包裹，而且能拿到这本书的影印本。杜托夫教授认为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他从未忘记这件事。
在我与他相识的几个月里，我们的关系变得很亲密。他知道我是司祭，但他不明白我为什么不结婚。他甚至为我物色了一个理想的妻子，那是他的一个朋友，约四十五岁，拥有自己的公寓和一份不错的工作。他常说：“你应该有一个等你回家的人。现在，还有等你老了也有人照顾你。你现在可能过得还不错，身体很健壮，有一份好工作。但十年或十五年后，你要怎么办？”
我一直只是笑话他。我会说：“哦，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但如果你做不到呢?”“那天主就得来照顾我。” “哎！你和你的天主哟！”（教授总是自称无神论者）然后他就会把婚姻问题丢到一边，开始争论宗教问题，他喜欢良好的争论。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包括争论在内，他告诉我，我是他唯一真正的朋友。他甚至邀请我同去阿巴坎周边做几次考古旅行，但我始终未能成行。
1963年4月的某天晚上，我下班回家后发现我姐姐海伦写来的信，她在信中告诉我，她终于拿到签证，将去俄罗斯的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敖德萨、利沃夫等地旅行。这段旅程将于6月19日从莫斯科开始，她问我是否可以在那一天与她见面。由于当时正是晚餐时间，我先把信读给老大娘听，然后在德米特里和他的妻子回家时读给他们听。老大娘喜出望外。她时不时提出一大堆问题（大部分问题我都无法回答），并且发出类似“哦！主真是善良，让你能在死前见到你的姐姐！”这样的感叹。
当晚我在弥撒中总是分心，老想着刚刚收到的消息。我睡得比平时晚很多，却无法入眠。我越想越觉得莫斯科之行将是个问题。想到在光天化日之下同一群美国游客汇合，一起走进旅馆——我要怎么得到许可呢，又能从谁那里得到许可呢？我辗转反侧了一晚上，早上起床时感觉比睡前更疲惫了。
我在次日工作期间去见了索夫罗诺夫。“啊，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我走进索夫罗维奇的办公室时，他说，“出什么事了？你的脸色不太好。”
“我没出什么事，主管同志（товарищ начальник），”我回答，“但我有个问题。”
“呶，呶，什么问题？”
“我昨天收到了来自华盛顿的信...........”
“哪里？”
“那是我在美国的姐姐寄给我的，她获得了俄罗斯签证，要来莫斯科看望我。但你知道，根据日程安排，我的假期已经结束了。所以我能再请一次假吗？”
事实上，索夫罗诺夫同志对整个事态感到非常不安。他简直不知所措。我们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他最后告诉我，他无法做出决策。不过，他承诺会把这个请求提交“委员会”，然后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几乎每天早上都向他询问有关决策的事。他一直在拖延。除了等待，我无事可做，在得到确切的答复之前，我无法回复海伦。
但我下定决心，如果情况恶化，我将在6月1日辞去修车厂的工作，然后去莫斯科呆一个月。在那之后，如果警察没有去找我，我就回来再找一份工作。我知道这是有风险的一步，如果辞职了，我的护照就会被盖上“无工作”的章。那将使莫斯科的官员们更加怀疑，更不可能让我自由会见我的姐姐。但我等待索夫罗诺夫答复的时间越长，就越坚信自己一定要去见海伦，哪怕只是一天。(我从未想过自己可能和她一起回美国)。
在五月中旬，我依旧没有得到索夫罗诺夫的确切答复。我知道我的姐姐一定在等候我的答复，所以决定行动起来。我走向索夫罗诺夫，这时他正站在车道附近查看车辆。
“索夫罗诺夫同志，”我说，“我在美国的家人已经等了我的答复整整一个月。他们会怎么想？我已经决定把这个提案带到别的地方去，看看能不能得到关于莫斯科之行的确切答复。”
“不，不，”他说，“你看，今天我还不能告诉你。明天，我会把你叫出来，然后给你明确的答复。”
那一天似乎永远不会结束，即便在做最简单的事情时，我也感到困难重重。有时我把一个减震器组装起来两三次，才把所有零件按照正确的方法装上去。当晚在家里，我除了索夫罗诺夫的“最终答复”外什么也没想。
次日早上，我一上工就直接去找索夫罗诺夫。他让我上午9点再来。我去了修车厂，不过连工作服都懒得穿上。等到正好9点，我前去索夫罗诺夫的办公室。
“齐赛克同志，”他说，“我还不能把整个委员会的人全都召集起来，你得等到十一点才行。”
我回到车间，发现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到这个时候，ATK-50的人几乎都知道我姐姐要来的事。当我把索夫罗诺夫的话告诉他们时，他们大笑起来。其中的一些人冷笑着说了一句“拖延战术”，而另一些人预测我永远不会得到确切的答复——至少在我姐姐来莫斯科之前。
我穿上工作服努力工作，但依旧无法集中精神。大约10点45分左右，我洗了手，再次更换衣服，然后回到办公室。我惊讶地发现，索夫罗诺夫身边坐着四个人：工会主席、公交车维修主管、出租车维修主管和劳工部主任。
索夫罗诺夫开始一本正经地讲话：“齐赛克同志，我们从来没有给工人休第二次假的先例。但是，考虑到你的情况，你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家人了，况且你还是一名优秀的工人，委员会决定，你可以从ATK-50离职十二天。如果你乘飞机前往莫斯科，就能在那里待上整整十天。如果你坐火车的话，就只能在莫斯科待五天。但是，我们当然必须把决定权交给你。”
他停顿了片刻，然后看着我。我嘟囔着对他和委员会表示感谢。
“现在，”他说，“你必须明白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给了你这个许可，我们就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之中。我们之中无人能接替你的工作，那是可以应付过去的，但你的姐姐是美国人，你了解美国人，无论他们讲出什么故事，你都必须注意自己对她说的话。否则，美国人的报纸会一如既往地夸大其词，你和我们也会遭殃，明白吗？” 五个人都看着我。
我瞥了一眼其他人，却对索夫罗诺夫说：“你们一定也理解我的处境。你们都了解我，也知道我的功过。我会尽力而为，但你们现在必须相信我。” 他们似乎很满意。索夫罗诺夫问其他人有没有什么话要说，但他们都耸了耸肩。我再次向他们道谢，然后离开了。当天下午，我几乎无法工作，一直在与朋友们愉快地交谈，接受他们的祝贺。那天晚上，我把老大娘、德米特里、伊莲娜、约西普和瓦利娅都在等候的消息告诉了他们。我迫不及待地吃完晚餐（老大娘一直问个不停），以便把这个好消息写给海伦。
然而，我在写信之前做了弥撒。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开始做弥撒以祈求天主的旨意实现。我刻意不去祈求让我见到姐妹，只祈求按照天主的意愿行事，以及去做对于天主而言最好的事。我沉浸在彻底的兴奋和热情中，不想在受到他这么多年的保护后开始干涉他的天意...........
6月15日来了又去，但我没有收到海伦接下来的消息。我每天都在找她的信，但一无所获。当然，我的信或她的回信很有可能在某处被耽搁了，因此我准备动身前往莫斯科。我决定乘火车去莫斯科，之后可能乘飞机回阿巴坎。乘火车要花三天时间，但它能让我有机会看到一些我在这个国家从未见过的风景。此外，或许更重要的是，这将给我一个休息和整理思绪的机会，而我在飞机上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我买了一张6月16日周日的火车票。当天早上9点，我走到街上，正要关上我们院子的大门时，一个年轻姑娘急匆匆地走了过来，问道：“齐赛克住在这里吗？”有那么一瞬间，我怔住了，犹豫片刻后说：“是啊。” “我有一封电报给他。” “我就是齐赛克。” “好吧，我从未送过这么奇怪的电报。你能签收吗？” 我告诉她，我想先看看电报以确认是不是发给我的。我打开一看，上面全是数字! 唯一清楚的是电报的发出地“华盛顿”。我知道这一定是海伦发来的。
“好吧，这对我来说不是个好消息，”我对那个姑娘说，“我无法解读这个密码，而且它很重要。我今天本该去赶火车的。”
那个可怜的姑娘说她只是一名邮递员。她只能把她在当地邮局的主管的名字告诉我。我急忙赶了过去，但主管也看不懂电报。
“噢，”我说，“这件事很重要。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吗？”
主管走到电话机那里打了好几通电话，最后给了我一个女人的名字，让我去市区的邮政总局与她取得联系。
我乘公交车到邮政总局，越来越焦急与烦躁。我把电报拿给邮政总局的那个女人看，问道：“你看看！那大概是什么意思？” 她给楼上的电报室打电话，一个年轻姑娘走了下来，她看到数字，笑了起来。“稍等片刻，”她说，“在这里等半个小时，我给你翻译一下。”那位姑娘不到半小时就回来了，但这次她很困惑，问我是否理解电报的内容。
电报内容是用英文写的：“遭遇延误。会随时通知你。海伦。” 电报是在6月13日寄出的，用了三天时间才送到我这里。我对那个姑娘说我明白了，于是签收完电报就离开了。我被搞糊涂了，但我能做的就是等待更多来自海伦的信息。于是我焦急地等待来信，自己没有写，我担心我们的信可能在邮递过程中错开，这样一来，就会由于信中生变的建议而使事情复杂化。
6月19日到了。我没有收到海伦的来信，我发觉有什么不对劲。实际上，过了将近一个月我才收到一封信，信是伊万洁琳修女写来的。她说她本已决定和海伦一起去莫斯科，但是由于在获取签证方面遇到麻烦，她们不得不推迟行程。她补充会通知我她们什么时候来。
那天晚上，就在我们所有人——约西普、瓦利娅、德米特里、伊莲娜和老大娘——都在看电视的时候，我提到我的两个姐姐要来了，但是因为我的另一个姐姐拿不到签证，她们的行程被推迟了。约西普指责美国政府，他说他们不希望我的两个姐姐来俄罗斯。我试图说服他，推迟是莫斯科方面的原因，是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拒绝给她们签证。我们争论起来，其他人叫我们安静下来看电视。
谈话出现了片刻的停顿，然后约西普开始若有所思地说，我姐妹们一定是出于某个理由才要过来。
“她们俩都坚持要来，”他说，“所以不可能只是来旅行。她们一定是在想办法把你救出去。”
德米特里对此表示怀疑。他很少参与有关政治或政府的对话，但他说我的姐妹们没机会把我救出去。
“也许，”他用平淡的语气说，“将来某个时候，只有当局不得不换回我们自己的一个人，他们才可能把你放走。”
约西普笑了笑，之后谈话就陷入沉寂。但我还记得德米特里所说的话，因为他很少谈论这样的话题。
（第四章《受限制的自由人》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