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九月天，虽然日光温暖，但天气已经变冷，我在ATK-50上班，不再想我姐妹们的事。夏天一去不复返，她们来俄罗斯的可能性看起来微乎其微。由于感到疲惫，我一边听瓦西里讲他的恶作剧，一边等待下班。3点过后不久，索夫罗诺夫的秘书走了进来。瓦西里对麻烦的嗅觉十分灵敏，对我说：“出什么事情了！”秘书微笑着说：“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索夫罗诺夫同志要你马上到他的办公室来。请你把工具收拾好，更换衣服，速度快一点。”我很惊讶，但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瓦西里领会了其中的意思：“从莫斯科来的消息，与你的姐妹有关。”

我到了索夫罗诺夫的办公室，办公桌前站着三名工人。在办公桌后面，索夫罗诺夫身边有一名身着便装的男子，当我打开门时，他直勾勾地盯着我。我看了他很久，很快便认出他是克格勃的人。他穿的是便装，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可能认错这些人的特征。索夫罗诺夫抬起头来，叫我等他和那三个人办完事。他们出去后，索夫罗诺夫说：“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这个人是来找你的。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忙，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把你交给他了。” 说完这句话，他向克格勃特工道别便离开了。

那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身高中等，举止沉稳，看起来甚至有点单纯。他伸出手，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克格勃的人。请你坐一会儿，我马上告诉你我为什么来这里。我们的局长，XXX将军（我没听清名字）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来了，他想立刻和你见面。大约下午四点，在十月路的旅馆可以吗？为了让你感到愉快，他希望在那里见你。如果你来克格勃总部，可能会被别人看到，但在旅馆没人会注意到你。我4点在旅馆外等你，然后带你去见他。”

尽管他很有礼貌，但这最后一句话听上去像是发号施令。现在已经3点半，开往我家附近的下一班车4点就出发了。于是，我坐上了开往市区的公交车，然后从市区走回家。老大娘看到我这么早回家，十分惊讶。我问她有没有收到寄给我的信（我想这可能是克格勃的人所担心的），她说没有。然后我告诉她，我得去见一个人，并说我当晚会晚点吃晚餐。我穿好衣服，刮剃完胡子，走到集市广场，在那里乘车前往邮局。当我下公交车时，时间已经快5点了。

我从自邮局通向旅馆的街区往回走，看到那个克格勃的人在人行道上紧张地踱步。他没有看到我过来，因为他以为我会从另一个方向来。“你好（Здравствуйте）。”我说。他怔了一下，认出了我，接着松了一口气：他们已经到了，我们上去吧。”

当我们穿过大厅时，人们都转过身来盯住我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像我一样，能认出一个穿着或不穿军装的克格勃军官。我们走上二楼，进了一间有两个房间的套房。在那里已经有两个人，其中一人亲热地叫了一声：“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请进，请进。”他是一位身穿深色西装的老人，头顶几乎完全秃了，不过皮肤黝黑，身板硬朗。他与我握了握手，说：“我是XXX将军（我又一次没听清名字），这位是维克多·巴甫洛夫维奇。”我与巴甫洛夫维奇握手，他是一个身穿白色西装的年轻人，脸庞白皙瘦削，长有长长的鼻子和蓝色的眼睛。

大部分的谈话都是将军完成的，他表现得异常友善。“嗯，你还好吗？” “还好” “你感觉怎么样？健康状况还好吧？” “是的，我很好。” “你现在住在哪里？”我确信他实际上知道，但我接下了他的话。接着，我们很快开始了剩余的常规程序：我的工资、我的同事，主管对我是否友好，还有工会之类的事情。我告诉他一切都很好。

“是啊，”他最终说，“我们收到有关你的杰出工作的报告。你的工友对你的评价很高。我还知道你赢得了一些证书和奖金。如今，将这一切考虑在内后，我们很想帮你一个忙。你曾给我们寄来请愿书，求取返美的离境签证，你还记得吗？”他这么一说，我就变得谨慎起来。这不是我第一次因为这些请愿书被叫出来了。

“我写了大概四五封。”我说。“是的，如今我们在逐一查看文档，碰巧看到了它们。当时我们批准这种请求的可能性还不大，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让我们忘掉过去吧，今天是今天。” “是的，那很不愉快。” “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我们现在别谈这个了。你和我们都是与众不同的人。我们知道你想见你的家人，也许我们可以在这个新时代为你做一些事情。” “那就好。”我说。

然后，将军展开了小型的摸底调查。他问我对于这里的生活、对g产z义、体制、技术进步、当前的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等等的看法。我说：“我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三年，你们从来没有听我抱怨过，你们可以去问任何与我生活过的人。规矩就是规矩，无论我在哪里，我都会遵守规矩。”

有件事让我很困扰，但我拿不准。他在打探什么东西——我经历过太多这种事，不可能认错这种手段。但我不清楚他究竟在探寻什么。我们谈了大约3小时，在我看来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将军似乎想把过去的一切都回顾一遍，却什么也没谈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像一个在开场时试拳的拳击手，但他总是表现出最大的友善、愉快和善解人意，无论我的回答是多么简短和突兀。

然而，将军最终说他必须走了。“我想明天再见到你，”他说，“但如果我来不了，维克多·巴甫洛夫维奇会来的。让我们约在4点半，就在旅馆这里好吗？为什么你不在上班的时候来呢？你不用换衣服，旅馆里的人不会注意你的。”我们站了起来，再次握了手，然后我走了出去。

第二天上班时，大家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以及我为什么被约谈。办公室里的一些姑娘告诉我，她们一整晚没睡。她们知道索夫罗诺夫办公室里的那个人是克格勃的人。

“我们担心他们会把你带走，”其中一个姑娘说，“我们怕你永远不回不来了”

“嗯，”我笑着说，“你们看，我不是就在这里嘛！”

“是的，但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说了什么？”

“看来是关于我请愿回美国的问题，他们认为或许我可以回国。当然，我不相信他们的话。我认为这件事与我的姐妹有关。”

整整一天时间，在修车厂和通往仓库的路上，无论我走到哪里，工人和官员都和我谈起同样的事，每个人都对这件事很感兴趣。

“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其中一位技工说，“问题都出在我们的政府身上。”

“我不怀疑这一点，”我说，“如果不作出妥协，就很难有进展。”

另一个人说：“但是，不要屈服！”到了中午的时候，这段故事通过小道消息传遍了修车厂，大家都在祝我好运。

下班后，我迅速梳洗了一下，和瓦西里一起走到公交车站。我们聊起了昨天的面谈，但我没有对他说我在通往另一场面谈的路上。“好了，祝你好运！”瓦西里一边上车一边说。“你也一样。”我回答。我乘坐的公交车经过了旅馆，我看到维克多·巴甫洛夫维奇在门口附近走来走去。越过旅馆外的一个街区后，我下车往回走。当我走到他身后时，他正在看牌子。

“哦，你来了！”他吃惊地说，“很好！”

他匆忙走进旅馆，我跟在他身后。当我们上至二楼，又回到同一间套房时，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服又脏又不体面。“嗯，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我们坐下时，他说。“我很好。”我不太热情地说道。维克多告诉我，当天下午将军没能过来，他希望我不要介意。我耸了耸肩。然后他接着说，将军对我的评价很高，他们很想帮助我，而我应该报答他们(就这样，我能感觉到身体紧张起来，没有做出回应）。

维克多谈起许多事情。他谈起了g产z义以及它的成就，谈起它带来了多少进步。他说得越多，我说得越少，我们的谈话很快就变成了自说自话。他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突然改变了话题。“你知道，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我们很可能会把你送去莫斯科。你将能看到g产z义的优点，到你想去的地方旅行，看你想看的东西。”

“是的，嗯，我喜欢这个主意。我想去看俄罗斯的欧洲部分。”

“嗯，你知道，到了莫斯科就能看到所有的名胜古迹，历史地标。这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那里甚至还有一座天主教堂，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那里参观或者做告解。你不用担心我们会对此提出异议。”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神经抽搐了一下。我当时就明白了他接下来会引出什么——还是老样子的施压。他们并不指望我去监视莫斯科的天主教司祭，但如果我把自己的“印象”报告出来就“很好”了。

自那一刻起，我开始感到紧张和抑郁。我变得满头大汗，身体很快就出现不适。维克多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而是继续愉快地聊论其他神父的事。

“你知道他们是谁，”他说，“你可能有他们的住址，去拜访他们的话，你应该会很开心。”

“住址？”我插嘴道，“我不清楚...........”

我确实在德米特里家的一个抽屉里放了一本通讯录。如果他们已经发现了它，我不能否认我有，如果他们没发现，我也不想让他们看到。

接着，他不知为何谈到诺里尔斯克：“你在那里认识谁？”这就像一把刺向我心脏的刀。我确信他知道我和那里的哪些人有过通信，我在工作时认识哪些人。我急忙报出几个他必定知道的名字。“是的，是的，我记得他们。”他说，然后继续记录了其他的人物、活动、时间、地点和日期，甚至是我得到的钱财。“你看，我们并不介意。我们知道你将它们称作薪俸，也知道那笔钱不是你索要的。你看，我们是多么善解人意。” (我确实看到了。我明白自己一直以来被监视得多么严密）。

我能感觉下巴的肌肉动了起来，我已是怒不可遏。然后，他又跳回先前的话题，聊起了前往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的行程。他告诉我没有必要把所有东西都带上，我可以轻装出行。他认为我没有理由不能把大部分财产留在阿巴坎这里。(嗯哼！)终于，他似乎注意到我在生气。

“怎么了，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你生病了吗？”他问。“不，我有点累。” “哦，我真的非常抱歉。我看时间不早了，我原本不想留你这么久。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多谈一谈，但不是今晚。或许我应该改天再和你见面，我们可以把这件事谈得更清楚。到时候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为了“方便我”，巴甫洛维奇安排了我们下一次的约谈，到时候他只需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总部给我寄一张明信片就行了。那就表示他第二天会在阿巴坎的旅馆中，并且想在那里与我见面。我点了点头，然后离开了房间。这次面谈，我越想就越气愤。不仅仅是为我自己的问题，我还想起他提到的那些人，他们显然是因为我而遭受监视的。这么多年过去了，麻烦又开始了!

我到家时，屋里没有人。厨房里的炉子烧着，但老大娘不在。想起巴甫洛维奇关于住址的句话，我当机立断，马上回到房间，把所有的信、住址以及能把我和别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全都集合起来，然后把它们丢进炉子里焚烧。如果我出了什么事，至少不会牵连到其他人。

后来，老大娘和约西普、瓦利娅一起进来了。我下班后没回家，所以老大娘担心起来，急忙赶去问约西普。他们知道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一看到我在家，就立即向我走来。他们很激动，而我沮丧不已，因为我不能告诉他们出了什么事。“嗯，他们传唤了我...........” “谁？” “我猜是克格勃，我也不清楚。总之，他们告诉我，他们要帮我一个忙，甚至可能把我送去莫斯科——但我可以把东西留在这里！”

这立刻开启了猜测的闸门：我的姐妹们已经身在莫斯科了，她们去克里姆林宫见过赫鲁晓夫。也许我就要回家了——不，那样的话，不会有人叫我把东西留在这里。也许我只是去见见我的姐妹——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她们在哪里，什么时候能见到她们？我完全没把心思放在晚餐上，几乎没有碰过它。我早早地找了个借口离席，然后上床睡觉。

但我睡不着。那一夜是我在阿巴坎度过的最糟糕的一夜，甚至比在监狱时还要糟。我无法入睡，也无法呼吸。无论我做什么，都停不住去想维克多·巴甫洛夫维奇把所有我帮助过的人以及与我共事过的人的名字编成目录这件事。这就像是一场噩梦，只不过我一直醒着。

我终于想清楚了，下一次被约谈时一定要长话短说，还要说的委婉一些：“别再问我什么了！”“我不想得到你们的帮助，所以别向我要任何东西，只要别来烦我就好！”我根本不信任他们。与其相信他们是来“帮助”我，还不如相信我就是赫鲁晓夫本人。我不想再参加任何约谈，不想听到任何名字，不想有更多的人遭受监视。我已经厌烦了这一切，决定向他们摊牌。

次日我就回去上班了，随时等待约谈。索夫罗诺夫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在工作中见到我时，会用平常的语气问我情况如何，什么时候去和我的姐妹见面。他向我保证，我依旧获准可请十二天的假。另一方面，他从不提克格勃的事，也不提我被他们约谈的事。大多数同事似乎都把这一切和我姐妹们的来访联系在一起。

一周过去了。我一直在等下一次约谈，我倒不太担心克格勃，而是希望能得到姐妹们的消息。我开始觉得，我的“面谈”可能是针对我姐妹们的来访的预审（为的是看我的意向如何？）不过，我现在还在犹豫要不要给她们写信，尤其是她们今年秋天还有机会来访。我完全不想冒任何风险。

大约在本月中旬，我收到了一张来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明信片，内容是让我在次日去报到，办理一些关于护照的常规事务。我知道这意味着我明天要在旅馆里见巴甫洛维奇。那天下午去旅馆时，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决定。我下定决心再听一次他们要说的话，然后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我不感兴趣。

当我到达旅馆，又看到巴甫洛夫维奇站在外面，他在辨识其中一扇窗子上的标志。他亲切地向我打了个招呼，然后我们就进去了。我又一次只穿着工作服就穿行在旅馆的大厅里，感觉自己有些寒酸。当我们进入套房时，房间中央站着另一个克格勃的人。巴甫洛维奇介绍他是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我热情地向他打了个招呼，既然已经下定决心，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可以控制住局面了。事实上，巴甫洛维奇对我的良好精神状态发表了评论。我答道我今天感觉很好。

当我们坐下来后，巴甫洛夫维奇又开始对整个提案进行说明，包括暗示我们互相“帮助”。亚历山大一言不发，我也说得很少。当维克多终于讲完，他兴致高昂地问我：“那么，你意下如何，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而我直言不讳：“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

巴甫洛夫维奇看上去仿佛被捅了一下子。“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太了解你们这些人了。你们曾审讯了我那么多次，许下那么多承诺。但承诺从未兑现过，现在也不会。” “但是，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你可以看到现状大为不同了！我们已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了，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我来告诉你问题所在，我在卢比扬卡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打了五年的交道，他们曾许下各种各样的承诺。结果，那一切意味着什么？十五年的监禁和苦役! 现在，无论你怎么说，我都无法摆脱这种感觉。它已经是我的一部分了。我单纯就是不能相信你。”

“不，此一时彼一时！” 维克多如此坚称。我们在旅馆房间里又坐了三个小时，他们努力让我相信他们已经改变了，而我始终在设法说服他们，即使他们改变了，我在心理层面上也不可能再相信他们。最后，我站起身来说：“你们可以把改变说得天花乱坠。我进来的时候不相信你，而且现在也不相信你。不管你们怎么改变，也无法改变我的感受。言语是无法改变它的。我很抱歉，但情况就是这样。”

说完我便离开了。他们并没有阻拦我，也没有提及下一次约谈。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福是祸，一切都结束了。在家里和上班的时候，每当有人问起我的姐妹或去莫斯科的事，我都会说同样的话：我已经谈完了，我拒绝一切交易。在那以后，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可指望的。

九月结束，时间进入十月，我既没有收到来自克格勃的消息，也没有收到姐妹们的消息。我又开始忙于日复一日的工作，渐渐不再去想那些事情了。一个周四下班后，我到商店去为我的橱柜添置储备粮，准备过冬。当我把所有的食品补给全拆开时，我对老大娘开了个玩笑，说这些已经够我用三周了。“为什么？你也许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她问。我笑了起来：“它们不会变质的，不过，我觉得也是时候停止空想了。”

那天晚上用餐过后，我坐在厨房里和老大娘聊天，又一次听她说着我已经听了五十遍的故事，再次感到几乎无牵无挂了。伊莲娜在前厅休息，德米特里在上班。过了一会儿，我拿着书本去自己的房间。此时大约是晚上八点，我先看了一会儿书，放松一下，然后做了灵修阅读和弥撒。之后，我又坐下来看书。突然，厨房的窗户上传来一阵急促而又响亮的敲击声！

声音之大，令我不由心头一紧。伊莲娜从休息的沙发上猛地站起身。因为屋子的前部没有门，而且院子的大门在天黑后是锁上的，所以有人敲前窗吸引我们的注意是很正常的事。但这敲门的声音是如此突然和蛮横，仿佛是在发号施令，我确信这意味着麻烦来了。

当时大约是晚上九点半。我穿戴好帽子和外套，走进院子。“谁在那里？”我问。一个男人的声音反问道：“你是谁？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住在这里吗？”不知为何，我犹豫该不该回答这个问题，于是又问：“谁在那里？”他仍然没有报上名字，只是问道：“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在家吗？”我怀疑他是克格勃的人，本想说：“不，他不在家，改天再来吧。”但我知道，这只是将不可避免的事情推迟了，于是说：“是的，我在家。” “哦，你就是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 “是的。” “嗯，我是来找你的。”

院子里的大门依然锁着，我没有主动开门。我说：“我很累了，今天的工作很辛苦。我不想见任何人。” “能请你打开大门吗？”我走向大门，将大门打开，他开始与我争论。他说：“我的车在这里，你全程都不用步行。只要来旅馆谈一谈就好，我保证用不了多长时间，而且我会负责你的来回接送。”

我对这个主意缺乏热情，但我实在无计可施。离开的时候，我叫伊莲娜不要锁门，因为我不会去太久。她一言不发。我没有告诉她我要去哪里，但我想她已经猜到了。旅馆距这里有5分钟的车程，我们一路上什么也没说。我们又一次上了二楼，却到了一间从未去过的公寓。

这一次，房间里只有一人，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他极为亲切地请我坐下，他向我许诺：“我不会让你久留，因为我知道时候不早了。”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花不了多长时间，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我只是有几件事要告诉你。我要你明天早上去找ATK-50公司的主管，告诉他你想永久离职。如果他有任何异议，就让他打这个电话（他递给我一张纸）找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我想你也应该还清所有债务，因为你就要去莫斯科了。不过，我建议你只带必需的东西，把其余的东西留在这里。明白了吗？”

事情开始得太突然了。我有些惊讶，但还是努力点了点头。“今天是周一，”他继续说，“买一张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机票，我会在那里和你见面。你有三天时间将你需要的一切安排好，时间应该足够了。要是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打这个号码（他又给了我一张纸），或者打另一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号码（他指着纸上的另一个号码）。”说完后，他站了起来。“我要说的到此为止了。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走去套房的起居室，回来时手上拿着一瓶五星白兰地、两块果子奶油蛋糕和一些巧克力糖。他打开酒瓶，把两个玻璃杯倒满了。他在递给我一个杯子时说道：“这是俄罗斯的一个古老习俗，喝杯酒结束这笔交易。” 然后，他举起酒杯，好像是在敬酒：“祝你好运！”我没问他我为什么需要好运，我们喝下这杯白兰地，然后我拿起蛋糕，小口吃了起来。

他又把酒杯倒满了，说：“三天内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我们又喝了起来。我说：“祝你好运！”他又把酒杯倒满了，我们互相敬酒，也没有费心管什么“运气”。“好吧，事情能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我当然很高兴。祝你好运。”他一边说一边给斟酒，但被我制止了：“不用，别再给我倒酒了。”

我起身穿戴好帽子和外衣。他跟着我走出去，没有穿戴帽子或大衣。我对他说我要走回去，他却说：“这里有车。”我上车时，他就站在人行道上。然而，我注意到司机看了看他，然后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我的心霎时沉了下去，那眼神和动作看是那么的眼熟，我只希望是自己认错了。我们乘车离开旅馆，亚历山大站在路边看着我们。车直接驶向德米特里家，我们在路上一句话也没说。当我安全下车后，我感谢司机载我这一程，然后快步走进屋子，锁上了大门。

当时将近晚上11点。我刚一进屋，伊莲娜就面带惊恐的表情从房中跑了出来。“你不知道我在这里经受了什么，我还以为他们把你送进监狱了。那次敲门之后，我就知道有麻烦了。”她说。为了让她放心，我将事情的经过告诉她——我要去莫斯科，辞掉工作，付清债务，只携带必需的衣服，周一就出发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现在是周四的晚上。伊莲娜兴奋不已，我自己也有点兴奋。我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我要去莫斯科做什么。亚历山大对此什么也没告诉我，只说我将去莫斯科，而且应在周一前抵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次日早上，在ATK-50，我和索夫罗诺夫处理完了离职的相关事宜，期间没有出现任何困难，或许他早就接到了通知。大家把我围了起来，向我发出祝贺，并祝我好运。瓦西里说：“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放弃，祝你好运！”每个人都赞同他的看法。我终于在下午3点左右领到了工资，看了车库最后一眼——在这里我曾获得突击队员奖项，结交了很多朋友。然后我就回家了。

我们在周日举办了一个小型欢送会。大约有15人参加了德米特里家里的这场聚会：约西普和瓦利娅、德米特里和伊莲娜、杜托夫教授以及另外几位挚友，我自己则是主客。大家在宴会上说了很多美好的祝愿，还有很多祝好运的祝酒词，就连那位从来不喝酒的教授也为我喝了威士忌。老大娘也喝酒向我告别，但她很快就哭了起来，晚餐还没结束，她就躺在了沙发上。我只好在宴会结束后扶她上床。

那个周日的晚上，我在德米特里家的房间做了最后一次弥撒。尽管我把大部分物品都留在了这里，但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会回来。我在做弥撒时，为我在这里的朋友献上了特别的感恩祭，特别是那些在隔壁房间看电视的朋友，并把未来托付给天主。弥撒结束后，我回到隔壁房间，加入了围在电视机旁的人们，但是在那一夜，我们谈话所用的时间比看电视的时间还多。

第二天早上，10月2日周一，德米特里家里的所有人起得都很早。我答应过他们，无论到了哪里都至少要给他们写一张明信片，他们也答应我，如果我最后没回阿巴坎，他们会把我的物品寄往我所在的地方。我打算搭乘9点左右的机场大巴，以便给自己留下充足的时间，但在此之前不久，一辆吉普车开了过来——克格勃又来了。伊莲娜和老大娘立刻着急起来，每次克格勃的人把我带走时，既没有提前通知，也不走正式程序，她们就会慌张起来。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在吉普车里，他想确认一切是否顺利，我的钱是否够用。“我能看看机票吗？”他问。我把机票递给他，他仔细地检查起来，“我们得改一下票。你不要在五点出发去莫斯科。去乘周二早上七点十五分的航班，这样的话你到莫斯科的时候天还没黑。” 我说：“好吧，那我就不乘早上的航班，改乘阿巴坎今晚最后一架班机。”

“不，你不用，”亚历山大说，“你去搭11点的飞机，我中午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你碰面，带你四处逛逛。”他回到车上，然后开车离去。伊莲娜和老大娘在我回家时松了一口气，我向他们说明了谈话内容。现在已经快9点了，所以我对他们说我最好赶紧走。

我环视了周围的一切，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看见它们。老大娘又哭了起来，她没有陪我们一起去汽车站，而是哭着回到屋里。德米特里、伊莲娜、约瑟普和瓦利娅陪我到集市，那里每小时都有一趟机场大巴。没人说太多话。杜托夫教授就在车站等着。大巴驶来时，我快速向两家人告别。他们大多眼含泪水，我也一样。教授为了目送我安全启程，特意请了半天假，所以和我一起登上了机场大巴。

实际上，杜托夫一路跟我走到停机坪，他情绪低落，几乎是泪流满面。他说：“祝你好运，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失去你我感到很难过。”我再次答应会给他们写信，然后快速转身，从活梯走上飞机。就在11点前的几分钟，引擎启动了，到了11点，飞机开始滑行。我透过机窗望了教授最后一眼，然后挥了挥手。随着飞机升空，我们飞越了ATK-50和阿巴坎市区。我哽咽了一下，不过与起飞无关，然后回到座位，感觉被回忆所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