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我们在教室里的某天晚上，当时我被牢房里嘈杂的谈话声和巨大的骚动所惊醒了。当我清醒到适应了环境的时候，狱警正在把房间里一具血淋淋的尸体抬出去。官员们立刻赶了过来，把我们排成一队，要求我们说出是谁杀了那个人。自然没人会承认——命案发生时每个人听上去都睡着了。调查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官员们威胁说，如果有必要的话，调查会持续一整夜，谁都不能去睡觉，但他们终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只得放弃了。在我们回去睡觉之前，我在兴奋的吵闹声中听说受害者是一名克格勃的线人，他在被发现后遭到了处决。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只是一个监狱传说，或许这个人是在一场因烟草或面包而产生的争执中被杀的。

本月结束时，旧校舍里的小团体被分开了，我又一次被押到萨拉托夫的主监狱。那里的牢房都是约7X12英尺的小房间，里面有脏兮兮的石墙，墙的高处挂着一扇小窗子。房间里始终是阴暗又潮湿，每一个角落里都弥漫着恶臭的空气，那气味如此刺鼻，以至于我始终没能习惯。有时会有十七个人挤在这些房间里，不过我们的牢房里只有十二个人。

即使如此，这里也没有多少活动空间。到了晚上，我们挤在粗制长椅上一起睡觉。如果有人在睡梦中翻个身，就很可能把所有人都弄醒。另一方面，伙食比往常的稍微好了一点。我们在早餐时吃到了400克面包，配上热水后味道很好。在中午，我们和以前一样喝半升汤。但晚上我们吃的不是麦粥，而是三条冻鱼，我们称之为“河鲈”(окунь，类似于小鲈鱼)，还有一些温水。我们像吃沙丁鱼一样，把河鲈从头到尾连内脏一起吃掉了。此外，我们的小团体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不要在正餐之间的时间段进食。这样一来，我们可以避免监狱里的一种常见情况：由于看他人进食而被激起食欲。

此时，他们又开始将我们逐一叫去审问，每次审讯从早餐后的某个时间开始。因此，我们日常活动的第一部分就是预测当天谁可能会被传唤。之后，至少在有人从审讯回来之前，我们按照日常秩序，用演讲、独白和小品来打发时间——这已经成为标准流程。有人回来后，一切都会停止，我们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当天的审讯情况上，试图搞清楚当前审讯员正在沿什么线索进行审讯，还要搞清楚有没有新消息。

在萨拉托夫的主监狱里，我们平时还有另一种通讯手段——摩尔斯电码。监狱的形状是一个空心立方体, 中央有一个院子。我们所在的二楼，四个侧面各有一排牢房，每排约三十个。每天，有人站在门口放风之时，电报机就会开始工作。囚犯们会用摩尔斯电码敲击墙壁，在牢房之间传递信息。

我们会努力搞清楚是否有新来的人，他们带来了什么消息——特别是来自前线的消息。人们在牢房之间传递名字，希望能找到朋友，我们还会询问每个房间里有多少人，他们是谁。每天的第一条消息都与那些在夜间死亡的人或其他牢房的病人有关——人们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痢疾。人们会通过“电报”用烟草交换额外的食物，如果有迫切需要的话，甚至可以换到衣服。电报员会用电码发出约定的时间和藏匿交换品的地点（通常是在厕所里）。

一天早上，墙上传来一阵激动的击打声。走廊那头传来消息说，斯捷克洛夫，前《消息报》编辑，在一间牢房里上吊自杀了。斯捷克洛夫在萨拉托夫待了将近一年，日渐绝望，是监狱的生活和强制的囚禁驱使他走向自我毁灭。由于斯捷克洛夫从前的地位和名声，这个传闻对于监狱电报来说很有分量，而且成为了人们全天谈话的主题。

《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苏联的主要报刊之一

大约是在这个牢房待的第二周，我被叫去审问。我像往常一样紧张起来，而且带有审讯开始时的那种特有的反感。整场审讯似乎是那么的徒劳和令人沮丧。我知道自己什么也没做错，但他们似乎是认定了我在掩饰什么。可以肯定的是，我是用假护照进入俄罗斯的，这最高可判处二至三年的监禁，但这一行为从未受到他们的认真对待。审讯员知道这件事，但似乎从未受到这件事的干扰，除非它有助于证实他们的怀疑：我一定是带着颠覆性目的进入苏联。

那天早上，我被押进一个房间直面一众审讯员。我直挺挺地坐了下来，然后他们开始从各个方面向我发问，问题的内容是我的生活或我的“间谍”工作。他们中的一位说道：“你们这些司祭，是打着宗教幌子的煽动者，潜入俄罗斯煽动民众，你为什么不老老实实承认呢？” “我不比你更像间谍！” 我反唇相讥，他立刻笑了起来。“你以为你是在跟谁说话呢？只要回答问题就行，别耍嘴皮子。” “我不是在耍嘴皮子，”我说，“你知道你自己不是间谍吧？我也知道我自己不是间谍，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

总而言之，这是一场非常混乱的审讯。我的回答很难保持冷静或准确，因为不同的审讯者会像连珠炮一般提问，而且不一定是围绕同一个主题。当我事后将审讯的内容，或者至少是我记住的大部分内容告诉我的狱友们后，我们还是无法就他们的意图得出结论。在评估审讯方面，牢房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议事场所，也绝非毫无偏见。

三天后我再一次被传唤，而这次是在半夜。我的审讯员是一个高大的金发青年，长着一张稚气未脱的脸，他一个人等在那里。我在卢比扬卡有过被专业人员审讯的经验，没过多久，我就怀疑他是个新手。他看起来很年轻，却又试图表现得很严厉，我不由得感到好笑。他并没用我所尊重的、甚至是畏惧的那种事无巨细的诘问，而是用突然的 “什么！你想告诉我什么？你说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来发问。有一次，我笑着说：“那你想怎么样？你告诉我吧！” “喂！”他说，“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呢！” 他站起身来，努力装出一副强硬的样子，对着我的脸握紧拳头。“看到这拳头了吗？好好看清楚了！” 我低下头来，努力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但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在整个审讯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让我在椅子的前缘上坐直，他自己却不太能打起精神，总是打瞌睡。到了清晨，他差不多每隔三十秒就要打个盹，甚至无法在面前的文件纸上写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在审讯的结尾，他使劲把钢笔扣在桌上，猛地站起来说道：”现在你回自己的牢房好好想一想，明天”——此时，他又试着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你最好赶紧下定决心，一五一十地把事实说出来！”

第二天将近中午的时候，我又被叫了出来。审讯员还是那个年轻的家伙。他似乎是个初学者，我坐下来认真地看着他，实际上却没把他当回事。他显然是在磨练自己的技术，于是决定换个方向。当我们在一如往常的预审里兜圈子的时候，一个年轻姑娘端着一个盛着三明治、茶、面包和黄油的托盘走了进来，然后把托盘放在审讯员的桌子上。姑娘出去后，他把托盘里的一个三明治和一杯茶放在我面前。“来吧，”他说。我摇了摇头。“没事儿，吃吧。” “我不吃，”“来吃吧，”他说，“我知道你饿了，吃吧。” “我不想吃。”。我当然想吃，但这个骗局是如此显而易见，而我不过是拒绝了这个游戏。于是，在整个审讯过程中，那份三明治和那杯茶就一直摆在桌前。与我相比，审讯员受到它们的困扰更大，因为他一直紧盯着食物，随后又迅速移开目光。

当他得知我在乔普拉亚戈拉当过“一等司机”时，就问起很多与发动机和机械装置有关的技术细节，“这个螺丝是干什么用的？这个阀门在哪里，这根电线在哪里？”我会用“我不知道”或者“我忘了”回答。“你自称一流司机？我还以为美国人应该有很高的技术水平。我才不信你会换车胎呢！”

我们有一段时间在电线、螺丝和阀门的话题里绕圈子，后来他才意识到我在随口胡说。“我还得说多少次，你是来这里干什么的？”他说，“你最好早点给我明确的答复。” 最后，审讯没有取得多少成果就结束了。“现在给我听好了，”他说，“明天将是你最后一次实话实说的机会。所以好好想一想。” 但在第二天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没有收到传唤。

与此同时，牢房里的谈话集中到了莫斯科的战斗上。每天都有新的囚犯进入监狱，而报告也通过摩尔斯电码传播开来。我们的小团体里甚至来了一位新成员, 他是萨拉托夫卫戍部队的军官, 他告诉我们德国人就在不远处。萨拉托夫城内估计随时都会发生战斗，如今城镇里到处都是士兵。

毫无疑问，德军已经迫近了，萨拉托夫几乎每天都要遭受轰炸。在轰炸期间，我们甚至开始大声为德国人呐喊助威, 希望他们能在院子里投下一枚炸弹，又一次，就像在去萨拉托夫的火车上一样，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制订逃跑计划——假如德国人好心到炸毁狱墙的话。

战争的迫近造成了另一些更直接的影响。原本相当好的伙食变得越来越差，有些日子则根本就没有食物。城镇里的食物也很少。现在囚犯太多，而监狱的厨房没有条件处理这样的危机。一天晚上，当我们团体的人被领去厕所的时候，我注意到走廊的一个角落里有个大羊骨，于是趁狱警没注意把它抢了过来，藏在外套里。在厕所里，我把羊骨放在水龙头下尽可能洗干净，然后将它放进口袋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坐在牢房中，用牙把羊骨切成数块，然后用齿把它们磨成粉末吞咽下去。我把羊骨切碎并把骨片赠送给其他人，但他们的牙齿不够坚固，嚼不动骨片。

1942年1月底的一个晚上，我再次被传唤去审讯。审讯员还是先前那个年轻的金发男子，但他似乎出奇地沉默寡言，神情沮丧。他紧张地来回踱步，同时做了预备的发言。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实话实说的机会，所以这次最好考虑把话说清楚。他心事重重地坐了下来。审讯员开始质问我，但他很紧张，不停地摆弄桌子上的东西，谈话到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我们就一直这样坐在那里，直到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审讯员抓起电话听了一会儿，脸色立刻就变了。他把话筒挂上，大叫一声起身跑出房间。我听到前厅的其他官员在外头，围在一起欢呼。突然，门开了，另外三个官员跟着我的审讯员走了进来，兴奋地聊着天，互相拍打后背。其中一个官员终于注意到了我，他叫来狱警，让他把我送回牢房。我迫不及待地赶回牢房把消息传出去：根据谈话的片段，我了解到俄国人已经夺回了莫斯科的门户莫扎伊斯克。德军正在撤退，莫斯科已经脱离危险了。

这个消息在牢房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每个人都讨论起这个消息，消息很快通过墙壁上的摩尔斯电码传播开来。新闻得到了确认，我们可以听到楼上楼下都是喃喃的说话声，那天晚上，甚至连狱警也加入了整个监狱的喧闹之中。囚犯对红军的胜利反应不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俄国人，其中许多是老兵，他们的自豪感和爱国心使他们对俄国人的这次胜利感到兴奋不已，但随后他们会自己反思起来，或者被他人提醒，我们立即获释的希望也随着德军的失败而消失了，于是立刻就清醒过来。最后，还是爱国心占了上风。总而言之，这是又一个不眠之夜。

1月23日上午，我又被叫了出来，我以为这次必定是与那位金发高个子新手所做的“最后机会”面谈。相反，我被带下楼关进了一个囚室。过了一会儿，狱警把我的私人物品从牢房里拿出来，给了我一块面包和装在纸筒里的三匙糖。我知道自己又要踏上旅程了。最后，两个狱警把我领到了院子里，押上一辆待命的囚车。他们和我一起上了车，我们一路颠簸着到了萨拉托夫火车站。火车站里的人群已经完全变了样，每个人的脸上都喜气洋洋。整个车站都充满了乐观的气氛，人们都很高兴。就连拥挤在车站的士兵看上去也如释重负，脚步轻快了许多。

我和狱警们登上了开往北方的火车，在一个乘客隔间里坐了下来。这次我们只花了五十个小时就回到了莫斯科。但我小心翼翼地吃着面包和糖，因为我事先不知道这次行程要花多少时间，也不知道终点是哪里。一路上，我可以看到弹坑和毁坏的房屋从德军入侵的高潮中恢复过来。但这次不再有轰炸了，铁轨似乎经过了修复，我们顺利抵达莫斯科，途中没有遭遇任何事故。

（译者：oblivious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