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迪兹达(Надежда，俄语意为“希望”)机场距诺里尔斯克将近25英里，这座机场也为杜金卡提供服务，我们的吉普车到那里用了一个多小时。机场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有一座粉刷过的长方体两层航站楼，外观就像我还是囚犯时建造的许多营房一样，我们几乎看不到雪地之中的它。我在候机室里找了个位置坐下，而内务部的特工去了航空公司办事处，因为他给我“买”的机票根本不是当天的。他在二十分钟后回来了，拿着下一班飞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票。
当我登上飞机，有幸获得了一个靠窗的座位。随着引擎运转起来，我看到内务部的特工走回航站楼，因为我已经“安全”上路了。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当飞机奔驰在跑道上，我感觉自己的心怦怦直跳，随着飞机从地面上升起，我的脊梁骨上泛起了一阵寒意。我使劲向后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尽可能一动不动。我能感觉到引擎的转动声在我的脑中轰鸣，直到耳膜胀了起来。
当引擎稍稍平缓下来，飞机似乎转为水平飞行，我向窗外望去——一番壮美的景象！我们的下方是严寒的北地，到处都是积雪，山峰在纯白的背景下显现出尖锐的轮廓。不见灌木丛，只有那一成不变的白色和类似的原生态风光。我怀着真挚的敬畏之情观赏这一番风景，然后再次闭上双眼，靠在座椅上，希望肠胃的不适感消失。
随着飞机继续飞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气候的变化，十二年来，第一次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感受到了春日的温暖与柔和。简直像是在梦中移动一样。十二年前，“斯大林号”用了两个多星期才完成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至杜金卡的航程，我坐飞机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只花了四个小时。
与纳迪兹达机场的那座粉刷过的小营房不同，这里的候机楼是一座用砖石和玻璃建成的宏伟建筑，有金光闪闪的楼梯和巨大的柜台。我提着两个行李箱——我的弥撒用具和祭衣放在同一个箱子里，天气十分暖和，我的冬装没过多久就被汗水浸透了。在机场航站楼前，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根据我收到的指示，去内务部总部报到之前，我要先在谢弗尔旅馆住下，于是便动身前往那里。
出租车从机场南部驶出，经过一座名为“波克罗夫卡”（Покровка，意为“圣母的头纱”)的山丘，以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的主干道——斯大林大道（Проспект Сталина），它一直延伸到城市南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站点，然后环绕尼古拉耶夫卡（Николаевка）——这是一个建在山丘上的住宅区，在山丘上可以俯瞰西边的叶尼塞河。河对面的右岸（правом берегу）是城市的工业区。与斯大林大道平行的是另一条宽阔的大道，名叫列宁大道，谢弗尔旅馆就坐落在这条道路上，临近市中心。这是一栋六层建筑，用近乎橙色的深黄色灰泥搭建而成，像巨大的石块一样被码在那里。谢弗尔旅馆的两个街区外就是市政厅，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大部分主要建筑一样，市政厅也位于斯大林大道上。
当我向谢弗尔服务台的姑娘索要一个房间时，她立刻想知道我从何处来。“来自北方（‘谢弗尔’在俄语中的意思就是‘北方’），”我说。“让我看看你的证件，”她回应道。我把我的证件、机票存根和一封诺里尔斯克警察的信交给她，她先是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按惯例把我的护照存放在柜台里，将213号房间的钥匙交给我。房间如果只住一个人，价格是每天15卢布(1.50美元)，如果我和别人共用，价格是每天12卢布。
当时大约是下午6点，我在早餐后就没吃过东西。但是，旅馆的餐厅因为装修而关门了，所以我走出旅馆四处张望，寻找人流最密集的街道，然后朝那个方向走去。天气极为温暖，可以说得上是宜人。我花了些时间寻找一家好餐厅，为的是享受闲逛的过程。经过邮局后几个街区，就在斯大林大道的街角附近，我找到了一家名叫“叶尼塞”的时髦场所。店里的菜品相当丰富，我点了一份沙拉和一些鸡汤，而没有点平常的白菜汤（щей），主菜是斯特罗加诺夫牛肉（бефстроганов）加薯条，配菜（garnitura）是豆子、酱料加上甜点。这些料理总共花去我15卢布。我一边悠闲地用餐，一边观察周围的人群，因为我无处可去，在城市里也没有认识的人。
俄罗斯名菜：斯特罗加诺夫牛肉
晚饭后，我朝邮局的方向闲逛，一路上观看斯大林大道上的商店橱窗。我一时兴起，走进邮局给我在美国的姐妹们写了一封信，将我的迁移通知她们——我没有预料到那将不是我的最后一次迁移，而且是最后一次收到她们的信。之后，我打听了内务部总部的地址，得知它就在一个街区外。我朝那里走去，但那里已经关门了，所以我最后还是走回了西耶弗尔旅馆。
当我回到房间时，发现灯亮着，另一位房客已经在那里住下了，他是一位年轻的采购员，来自莫斯科附近的加里宁。我们坐下聊了一会儿，在十点左右下楼到大厅看电视。电视画面不太清晰，正在播出的是晚间电影。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的电视只在晚间运作。比如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它每天从下午5点一直播到晚上11点。首先是儿童节目，接下来一般是科学或工业节目，然后是新闻和政治或经济访谈，接着是舞蹈或音乐节目，最后是电影或戏剧，没有商业广告。11点电影结束后，我们进酒吧喝了一点啤酒，最后上楼睡觉。
第二天早上九点，我不慌不忙地走去内务部总部。我去找局长，他不在。最后，我在一个特工从办公室出来时找到了他，对他说我为什么来这里，并把美国大使馆的文件给他看。他看了看文件，然后指着院子对面的一栋楼让我过去。原来那是OVIR（отдел виз и разрешений的缩写，意为“涉外签证办事处”）。
OVIR里面人山人海。我排上队，把所有的标识看了一遍，着急起来，想知道我申请去莫斯科的请求会得到什么答复。这时，一个秘书走了出来，对我们说主管的官员很忙，他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内不会接见任何人。队列在怨声载道中解散了。我自己也有些厌烦，于是告诉那个姑娘，我有一些内务部授意的重要事务要办。她问我那是怎么回事，我把我的文件和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信拿给她看。她怔了一下，然后让我等着。她在几分钟后回来告诉我，主管的官员将在次日早上第一个见我。
我正要转身离开时，秘书让我到她的办公室里坐一会儿。她是一个小个子年轻女人，有一头栗色的头发和一副轮廓分明的五官。在她的办公室里，她几乎是用耳语说起话来。“你真的是美国人吗？”她问道。我告诉她我是。然后她又问我是怎么来的，我在美国的家人怎么样，等等。最后，她小声说：“他们不会放你走的。”
“这不是我自己的主意，”我说，“我在这里是因为大使馆派我来。他们要对付的是大使馆，不是我。”
“那无关紧要，”她说，“他们不会放你走的。”
我在次日早上8点前就到了OVIR。我的前面已经有人在排队了。上午9点，当天的事务办理开始了，年轻的秘书先叫了我的名字。当我进入办公室时，她坐在官员身边的办公桌旁，官员是一个面色阴沉的秃顶男人，戴着无框眼镜，脸颊厚实，大约五十多岁。秘书会心地看了我一眼。我向这位官员打了招呼，他哼了一声作为应答。他瞥了一眼我的文件，但是读不懂大使馆的英文信，于是拿着信走进隔壁房间。他从房间出来的时候，什么也没对我说，只跟秘书嘟囔了几句。秘书拿着一撮空白文件和公文表格向我走来，那名官员收走了我的证件。姑娘让我到等候室的一张桌子上填写空白表格。她补充道，如果有任何困难，她很乐意帮忙。
这时，等候室里已经挤满了各个民族的人——蒙古人、中国人、日本人、立陶宛人、波兰人——他们都想办理出境签证。在我旁边的桌子上坐着一个约莫七十多岁的老人，几乎完全秃顶，皮肤满是皱纹。陪他一同坐在桌上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年轻女人，我以为那是他女儿。我没怎么注意他们，只是不停地填写表格。我每填完一张就把它放在一边。老人毫不客气地靠过来看我填的东西。当我抬起头来，他问我是不是波兰人。我说是。他颇为自豪地告诉我，虽然他是立陶宛人，但他能说波兰语。然后，他聊起了自己的生活以及回归立陶宛的愿望。他向我介绍这位年轻的女士是他的第二任妻子，还说他的孩子现在已经结婚了。他对自己的小儿子特别自豪，因为他正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医学院学习。我感到自己有些恼火了。
最后他告诉我，他是天主教徒，然后问我不是。我承认我是。他问我有没有认识的司铎。我试图摸清他的意图，但最后还是对他说我就是司铎。他为此相当兴奋。“我们正需要一位司铎！我们这儿有一个堂区，一个很好的堂区，但是两周前，我们的雅诺斯神父，一位立陶宛的拉丁礼司铎，突然去世了。一天早上，人们来做弥撒时发现他死在祭衣间隔壁房间的地板上。” 老头子很兴奋，他邀请我去他家和堂区教友见面。我对他说，在收到莫斯科对我的出境签证申请所作的答复前，我什么也不能保证。听了这话后，他有些失落。然后，他说如果我决定留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就去见他。我答应了。
我一边对话一边填表，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填完。完事后，我把表格交还那位官员，他告诉我，莫斯科最快也要三个月后才会答复我的申请。就在他把文件整理好，把我的文件递回来时，他突然说道：“我想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再也回不了美国了! 你在俄罗斯也没有活路，就像那些四处苟且偷生的老白俄一样！”
我为他公然的敌意吃了一惊，但我一言不发。我从他手里接过文件，把它们塞进大衣口袋里，然后前往邮局。在那里，仅仅是出于礼节的考虑，我给美国大使馆写了一封说明了整个情况的信，并通知他们，我已按照他们的要求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申请了出境签证。
我回到旅馆已经是下午很晚的时候了。那个年轻的采购员在那里，对我说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明天就要去莫斯科了，所以请我出去吃一顿“告别晚宴”。在饭局上，他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的交易，而我把自己在OVIR取得的进展——或者说，缺乏进展——告诉了他。最后，我对他说，我觉得我也得买一张去莫斯科的机票。我考虑了一下午，趁自己还有护照、证件和机会，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去驻莫斯科大使馆。他举起酒杯，笑着说：“就该这样!趁你手上有这些证件的时候，趁热打铁！”
次日一早吃过早餐后，我下定决心去航空公司办事处买了一张前往莫斯科的机票。我花了780卢布（约合78美元），在那里没有遇上任何麻烦，但我能订到的最早机票是两天之后的。然后，由于无事可做，也不用着急，我就去了旅馆后的小花园，坐在长椅上感受温暖的空气，一边晒太阳一边看孩子们玩耍。
第二天，我也很安逸。我悠闲地在一个接一个商店中购物，但是和诺里尔斯克一样，虽然商店看起来满满当当，里面却没有我真正想要的东西，至少没有我想要的尺寸和质地。于是，那天下午我又在旅馆的花园里呆了几个小时，感觉自己很久没有这么悠闲和懒散了。我在诺里尔斯克的工作，尤其是最近两周的工作，对我造成的劳损比我所愿意承认的还要大，我很高兴有这么一个休息的机会。次日，我去航空公司办事处查票。当天下午，一切确认完毕。可是，当我回到旅馆，柜台的姑娘说：“快去经理办公室。”经理让我立即向警察报告，他们已经打了一上午的电话了。我怀疑出了什么麻烦，所以没有急着去那里。然而，在内务部总部，似乎没人对这件事了解多少。我辗转于各办公室之间，直到最后才与局长见上了面。
他对一切了如指掌，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说：“你要去莫斯科，嗯？”
“是的，”我说，“我买了一张票，而且今天早上查验过了。”
“好，你马上回航空公司退掉那张机票，然后回来找我！”
局长的措辞很强硬，我只得回航空公司退票。航空公司不愿意为我退票：航班已经安排好了，已经来不及取消。“你看，”我说，“这不是我的个人决定。这是内务部的命令。” 柜员一脸惊愕，然后让我去主任的办公室。主任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稳重而严肃。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她，但她还是不愿意退票。最后，我提议让她给内务部打电话。她照办了。打完电话后, 她默不作声地签下一纸退票和补偿的命令——减去百分之十的退票手续费.
当我回到内务部办公室报到，局长要我留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我们没有对此事展开讨论，他对此毫无兴趣。他建议我尽快找一个地方住下，然后来他的办公室注册。他还建议我从现在开始别惹“麻烦”。
当我走出他的办公室，开始猜测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察觉了机票的事。我甚至开始怀疑，可能是那个来自加里宁的年轻采购员将我前去莫斯科的决定告诉了他们。之后我想起来，每个机场和火车站都有一个内务部的特工，他的工作是每天检查登记簿和售票情况，我意识到，除非得到内务部的允许，否则我去任何地方的可能性都不大。
我回到旅馆后，给我在OVIR办公室遇到的立陶宛老头儿普拉纳斯写了一张明信片。次日他来到我的旅馆，我们聊了一会儿，他邀请我和他去见其他教友。我去他的公寓吃了晚餐，那是在叶尼塞河对岸的一小片郊区。就在我们还在用餐的时候，堂区的老年教友们一个接一个走进来，因为又有了一位司铎，他们都喜出望外。他们说，城镇里还有一位名叫霍诺夫里的乌克兰司铎，他就住在街上。他们曾叫他接管堂区，但霍诺夫里受到严密的监视，不肯冒险做公开的弥撒。我告诉他们，我很乐意接管堂区，并且将于次日清晨在普拉纳斯家做弥撒。
次日一早，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过来望了弥撒，吃过早餐后，我和他们一同出发去查看堂区的情况。堂区位于河对岸的尼古拉耶夫卡，所以我们坐上了当地去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火车，然后乘公交车上山到达尼古拉耶夫卡。我们先去了山顶上的一栋小房子，这栋房子离马路的边缘很近，公交车经过时，房子里的每一件家具都会发出巨大的振动声。在这里，我见到了堂区领袖之一罗莎，她是一位高大庄重、和蔼可亲的女士，大约四十多岁。不一会儿，她的屋子里就挤满了堂区教友，他们围着我，告诉我天主如何回应他们的祈祷派来一位司铎，还告诉我有多少工作要做。
立陶宛流放者
教堂距罗莎家大约有五个街区的路程。那是一座单层的营房式建筑，内部是小堂，一个天花板很高的长长的房间，里面可以容纳超过200名信众。堂里有一个雕刻精美的祭台，墙上有苦路像，堂内的一侧有一个告解室，与常见的堂区教堂无异。祭台后面有一个祭衣间，祭衣间外还有一个供司铎居住的房间。我对这个地方很满意，想马上搬进去住。然而，教友们不希望我住在那里，他们担心我也会出什么事，就像雅诺斯神父一样——虽然没人能说清楚雅诺斯神父到底出了什么事。但在最后，他们还是劝阻了我。之后，我们将主日弥撒安排好，我同意住在罗莎家里。
次日早上，我和普拉纳斯带上我的东西去了罗莎家。我到那里还没一个小时，堂区教友们便送来了礼品：鸡蛋、自制果酱、奶酪、黄油、肉——够我们吃上一个月的食物。当晚，罗莎和她的母亲与我一同招待访客直到深夜。周日早上，我在七点就到了教堂。弥撒要到九点才开始，但教堂几乎已经坐满了。大多数人都想去办告解。到了九点，我的告解室前的队伍依然有增无减。我直到十点还在听告解，之后终于在十点半左右做了弥撒。
尼古拉耶夫卡的大多数信众是立陶宛人，所以我做了拉丁弥撒，不过这是一个大礼弥撒，信众的歌声十分动听。在弥撒上发了很多圣体，在此之后，我们举行了降福仪式。然后，我在第一个主日就办了八到十次圣洗，并在本周安排了更多的洗礼，还安排了探望病人以及指导一些孩子初领圣体。当我结束工作回到罗莎家，时间已是傍晚了。
就这样，一周忙碌的司铎工作开始了，随着我在“堂区”周边四处奔波，“额外”工作不断增加。然而到了周四下午，当时罗莎在上班，我和她的母亲在家，我听到狗突然叫了起来。我走出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来了一个年轻的警察。“又来了。”我想。他先是要求查看我的护照。之后，他问我是否知道应在到达城市后的三天内去内务部注册。根据他们的记录，我并没有被注册在这个房子里。其实，他是个挺友善的小伙子，这个年轻的警察提醒我尽快去登记，否则“他们会找你麻烦。”
第二天，罗莎去了护照办事处，想把我注册为她家的寄宿者。他们不接受她的请求，还告诉她，我必须亲自去登记。罗莎很生气，当她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时候，我也很生气。“这个地方在哪里？” 我问她。罗莎把她的“房屋登记簿”交给我，然后我就去了办公室，填写了必要的表格，并把表格拿去给柜台的两个姑娘。
我把我的护照和证件，还有罗莎的“房屋登记簿”递给了两个姑娘中的较为年轻的那一位。当她打开我的护照，发现我是美国人的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帮我的忙。另一位姑娘不停地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们，从工作中抬起头来，但她什么也没说。年轻姑娘在罗莎的“房屋登记簿”上盖了章，写下了我的名字，然后将所有文件和登记表的空白处都盖上了章，全程喋喋不休地询问和美国有关的事情。我交了3元钱的注册费，向她道谢。“不用谢，”她说，“谢谢你！”
如今注册完毕，我觉得更有安全感了，我在“堂区”的公开工作上所花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我把弥撒的时间表乃至婚礼和预约洗礼的名单都贴在教堂里。我不必为找工作而费神，因为人们供应了我的需要，而且这里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在雅诺斯的带领下，堂区曾一度很兴旺，现在它又恢复了全盛的状态。但是不到一个月，有传言说当局从未批准过这个教堂。这并不是官方发布的消息，但流言似乎已经传开了。
某一次主日弥撒，我在讲道结束后转身朝向祭台，感觉会众中出现了骚动，但我并没有太在意。在我弯下腰祝圣时的宁静中，我听到有人在敲门。我依旧没有在意。但在弥撒结束时，女主人等了二十多分钟才打开门。会众们安静地坐着，有些莫名地害怕。最后，女主人把门打开，说警察在弥撒期间来过，要求进入教堂。她告诉他们，门被锁住了，只有司祭才有钥匙。他们试图开门，然后绕着建筑走了一圈后才离开。
教友们坚持让堂区继续保持开放。因此，他们在教堂里开了一次会，起草了一份写给市委会的签名请愿书，要求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及其周边地区为他们自己和其他拉丁礼教友设立一个堂区。我疑虑重重，事实上，我质疑这么做是否明智。然而，教友们确信他们能得到有利的答复，因为先前的请愿书是在雅诺斯神父刚去世后遭拒的，拒绝的理由是他们没有司祭。
会议结束后，一个教友委员会向市委会寄出了请愿书。在他们的坚持下，他们得到了市委会主席的约见。但是，市委会主席不给他们直接答复，也没有在必需的文件上签字。他坚称这件事归莫斯科管，他们要么把文件寄过去，要么亲自把文件拿去。
到了这个时候，教友们不想再拖延了。他们又在教堂里开了一次会，决议派一个委员会携带先前的请愿书，以及一份请求重开一座原天主教堂(现在被政府用作广播电台) 的请愿书。第二份请愿书是写给赫鲁晓夫本人的，还附有一份去市委会请愿前就整理好的名单。
作为堂区的领袖之一，罗莎与诗班领唱由信众指派一同前往莫斯科。不幸的是，诗班领唱的妻子在出发前不久病倒了，因而罗莎孤身去往莫斯科。尽管如此，教友们还是抱有很大的希望，他们希望至少有一个请愿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在莫斯科，罗莎在克里姆林宫忙活了三天，试图与赫鲁晓夫见面，但无果而终。最后，她受到了宗教部部长的接见，部长听她讲述事情的经过并收下了请愿书和文件，叫她第次日早上来听取答复。他的答复是，这种事务由地方一级解决和批准，于是责任又被推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罗莎辩称，正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方面叫我们来莫斯科的，但部长仍坚称这是地方事务。
罗莎带着这个消息回来的时候，教友们并没有气馁。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市委会现在必须批准请愿书。他们甚至继续进行先前就已开始的教堂改造工作，比如，增设一个洗礼堂和另一个告解室，如此一来它的功能就和真正的教堂一样了。
时间到了我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第二个月，我在河右岸、城郊和郊区的“传教区”日渐兴旺。在叶尼塞火车站外有一个德意志人居住区，他们在我做弥撒时占据了整间营房。参加弥撒的信众超过800人，弥撒前后还有洗礼和婚礼，这些活动有时会持续好几个小时。我还为更远的另一个德意志集体农庄服务，因为我还有自己的固定堂区与河右岸的“传教区”，所以不得不在周六为这些郊区服务。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叶尼塞河岸
事到如今，教友们已经对市委会感到不耐烦了。委员会一直在忍受官方的“踢皮球”行径，他们从一个办公室赶到另一个办公室，又从中央部长那里赶回市委会。然而，事情仍然拖着，没有获得最终的决议，于是，在7月的一个主日弥撒过后，他们又在小堂里举行了一次商谈。他们已经放弃重开斯大林大道上那座大教堂的请愿——政府显然不会搬出广播电台。但他们决定起草另一份请愿书，强调他们现在有了一位神父，这样一来，先前那份请愿书遭拒的唯一理由就消除了。因此，他们再次请求官方的“许可”。
当天晚上，罗莎和我坐在家里讨论这件事。突然，那条狗狂吠起来，用力地拉扯狗链，我们在屋里都能感觉到拉扯的动静。当时大概是凌晨一点左右，我走到窗前，看见外面停着一辆吉普车。最后，有人敲了一下侧面的窗户——因为院子里有狗，他们没法从前门进来。罗莎走出屋子让狗平静下来，三个官员朝我们走来。
他们直接闯进房子里，仿佛他们是房主一样，一言不发地四处张望。其中有几个人看上去有点醉了。最后，他们走进我的房间。接下来，其中一人问道：“谁是这儿的房主？” 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高个子男人，体型匀称，长着一张结实多肉的脸以及黑色的皮肤与头发。“我就是，”罗莎回答。他的目光始终没有从我身上移开。
“你是谁？”他对我吼道。“这里的寄宿者，”我回答，“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合法注册过，事实上，是内务部让我在这儿住的。”
“嗯哼，”他冷笑，“如果这个女人不在这里，我就会告诉你一两件事！你明天下午三点来我的办公室，听到了吗?”
“什么办公室？” 我问。
“护照管理局，”他说，“我是那里的局长。”
“为什么？” 我说，“我在那里合法注册过了。”
他瞪了我一眼。“是的，”他说，“但是给你注册的那个姑娘无权做那件事，而且她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
说完这句话，他就转身走了出去。另外两个始终一言不发的人也跟着走了出去。罗莎非常不安，我们坐在那里不停地谈论此事。她相信，这意味着堂区将在前途一片光明之时走向终结，她沮丧不已。我没有多说什么，我以前经常经历些事，所以觉得没什么可说的。
次日下午三点，我到了护照管理局。局长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我刚一进门，他又开始瞪着我。他连招呼都懒得跟我打，只是用一种严厉的语气对我说：“把你的护照给我！” 我把护照给了他。他打开护照，将我的注册划掉，重重地在上面盖了个”取消”的章，然后把它扔回桌子上。他一边这么做，一边冷冷地说：“你要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城市，否则我们就把你赶走！”
“出什么事了？” 我最后说：“我在这里注册过了！”
“那个姑娘没有权利给你注册，”他大喊道，“她为此付出了代价。”
“你以为我是谁？”我也以大喊作为答复。“我知道你是谁，”他说，“我把怎么在四十八小时内出城给你说得很明白了。还有，别忘了跟警察核实一下！”我抄起他办公桌上的护照，气得不想回答，摔门而去。
我回到罗莎家，很多堂区的信众已经聚集在一起，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们。他们决定立刻前去市委会抗议。我告诉他们这是没用的，我必须在早上去见内务部的人。他们依旧不满意，于是一伙人在次日一早就到市委会上诉，但无功而返。市委成员告诉他们，这件事归警察管，市委会不会干涉。
我一到内务部办公室就再次发起火来。我对他们说，他们无权采取这种行动，我是光明正大地从诺里尔斯克过来的，并且经过合法注册。“除此之外，”我说，“我想去莫斯科的时候，你们横加干涉。现在你们坚持要我离开这个城市，却拒绝给我任何理由！这一切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特工懒得打断我，在我说完后，他完全无视了我的抗议。“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他说，“你已经受到反复的警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你可以去阿巴坎或叶尼塞斯克，二选一，而且今天就得离开！”
我告诉他，那天的客观条件不允许我离开。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买到票，他肯定知道这件事。他瞅了我一会儿，然后喊道：“那行，但最迟不能晚于明天！阿巴坎还是叶尼塞斯克？”我从未听说过这两个地名，所以问它们在哪里。当我发现叶尼塞斯克在北边，而阿巴坎在南边时，我就选了阿巴坎。“很好，”他说，“现在我把一件事说清楚：在阿巴坎，你将不可以做你在这里和诺里尔斯克一直做的事，否则你一动手就会被阻止。我说得够清楚吗？” 这话说得有些隐晦，但我心里很清楚这是什么意思。我只要求他给我写一张便条，授权我在这里过夜，免得我在前四十八小时结束时被警察带走。他没有同意，但保证我不会被骚扰。
我回到罗莎家，发现家里挤满了教友。我对他们说我别无选择，我将前往阿巴坎。但我答应，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就会回来看他们，我请他们随时向我通报教堂的情况，特别是如果收到市委会或莫斯科的决定的话。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很消沉，有些人想到，市委会现在将以我的离开为借口再次拒绝他们的请愿，理由是他们没有司祭，他们为此感到痛心。
当晚他们帮我收拾行李，第二天，许多人陪着我，大摇大摆、毫无顾忌地来到火车站。那是一个炎热的七月天，我们等待着开往阿巴坎的晚班车。我一进车厢，教友们就把礼物递给我，许多妇女的眼里含有泪水。火车开动时，我静静地坐在窗口，久久凝望窗外，陷入深沉的孤独之中。我开始回想自己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这几个月：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了多少事，人们多么渴望我的帮助，事情看上去进展得多么顺利，而现在...........在诺里尔斯克发生的事仿佛重演了。我坐着那里聆听车轮发出有节律的撞击声，随着光线愈发黯淡，我越来越难过。我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信众做起了祈祷，在祈祷之中昏昏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