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大斋期，是我成为司祭以来最忙碌的几周。在先前的数年中，我们有三位司祭，信众数量每年平稳增长。在1957年内隆离开后，这里还有我和维克多，如今只剩下我一人，工作量却比先前还要大。由于复活节是东方礼传统中最盛大的节日，即便现在人们只能在家庆祝，他们也会尽可能把仪式办得风风光光。他们说，在这个节日，就连大自然也洋溢着节庆的气息。

按照习惯，大斋期期间不举行婚礼，但我经常被叫去探访公墓，在墓前办荐度仪式，而且我将自己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在听告解和施洗上。我在棕枝主日做了三场弥撒，每场都有讲道，并宣布圣周的所有侍奉活动将从周四开始在小堂举行。棕枝主日的弥撒结束后，人们聚在一起，安排起复活节食品的降福活动。

这是俄罗斯等斯拉夫国家的一个美妙传统。在圣周六和复活节，人们会带着装满食品的篮子到教堂接受降福，东方礼传统中的降福祷文也十分动听。篮子里装满了彩蛋、黄油、猪脊膘（сало，类似于培根）、各种各样的馅饼、糖果和蛋糕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甜奶渣糕（пасха），这是一种由大量鸡蛋制成，经过特别烘烤的蛋糕，上面涂有糖霜，并且饰有十字架糖果或复活节符号。这是一家人在复活节事奉礼后吃的第一样东西。复活节篮子是传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于守斋，人们在圣周期间不可食用任何肉类。

复活节食品篮子，图片中央抹有白色糖霜的就是甜奶渣糕（пасха）

因为今年只有我一名司祭，要做的事情特别多，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由男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组织复活节篮子的降福活动。我们在一个特制的笔记本上画了一张诺里尔斯克城区的地图，挑出了几个规定的集合点，并且设定了相应时间段，这样一来，去不了教堂的人就可以在那里找我做食品降福。差不多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以后，我计算了一下时间：我必须从周五下午5点开始不分昼夜地工作。但愿我能交上好运，能够赶在复活节弥撒之前完成降福工作。

我在BOF请了假，自周四至下周三都不用去上班。一位友善的医生签了一份证明，说明我应该“休息”，阿纳斯塔西娅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爽快地接受了这份说明。周四，做完小堂的事奉礼后，我立即动身前往卡耶尔坎，在那里又做了一场弥撒。之后，我给堆积在大营房一个房间里的食物降福（那里的食物肯定可以装满一个车厢！）听了几个小时的告解，然后尽我所能拜访了许多家庭，给房屋降福——这是另一个复活节风俗。

我在周五回到小堂，在一整个白天听了很多复活节告解，那一周，我在每日工作后的夜晚也要做相同的事。周五晚上，在圣周五的事奉礼结束后，路德维希与我一同出发，开始了我的城市巡游。我们徒步完成了大部分行程，一次又一次穿过城市，前往许多位于偏僻地段的小棚户区。我每到一地，那里都有人等候着，即便在半夜或冰寒漫长的清晨也是如此。我们走了很长的路，而且天气和往常一样寒气逼人。

周六早上，我和路德维希回到小堂，赶上了早上6点的事奉礼。许多人留在那里过夜，为的是占一个祭台前的位置。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在周六的事奉礼结束就后一直呆在小堂里，一整天不吃东西，直到复活节午夜弥撒开始，这样一来，他们就能离祭台更近一些。事奉礼结束后，我又开始巡回降福，每隔几小时就要原路返回小堂，为那些堆满我小窝棚的食品篮子降福——每一批篮子都是新换上的。

复活节前夕，神父按照东方礼仪给食物降福

当然，这些活动不可能在暗中进行，人群过于显眼了。信众告诉我，警察曾到小堂找过我好几次，但他们并未妨碍信众，也没提到与食品篮子有关的事。幸好，那天我没有碰见警察，我们的行动路线始终没有出现交错。

周六晚上11点半，我回了家，但无法接近小堂。就连过道和我自己的窝棚也堵得水泄不通，一大群人冒着午夜的酷寒聚集在我的窝棚外。警察也在那里，但我没有理睬他们。这里几乎连挪动身体的空间都没有，但到了十二点，我已经穿好了祭衣，因为我抬不起自己的手臂，所以必须请别人把祭衣举过我的头顶——弥撒已经准备就绪。祭台上摆满了鲜花和蜡烛，为了这次活动，路德维希联系上了一位著名的老诗班领唱阿纳托利，并且召集了一批训练有素的唱经员与他一起工作。

当我唱起复活节弥撒那庄严的祭祷时，感觉小堂就要被声音炸毁。复活节弥撒是一个喜乐的开端，但信众在当晚的热情足以令我永生难忘。由于四十八个多小时没有睡觉，匆忙奔波于各地，此时的我疲惫不堪，然而，我却突然感到欢欣鼓舞，全神贯注。除了弥撒与复活节的欢乐，我没有把任何事放在心上。

内务部的人留下观察了整场事奉礼。那位老诗班领唱——阿纳托利，后来告诉我，由于担心我们会被一网打尽，起初他紧张得要命。“但你看起来一点也不紧张, ”他说。我确实不紧张。弥撒开始后，我完全没有理会警察，几乎是沉浸于忘我的喜乐之中。我做了一次与复活节的喜乐有关的小型讲道，然而，由于人们动弹不得，圣体的分发无法进行下去，只好等到在弥撒结束后再分发。

事奉礼在次日凌晨3点结束，我不断向纷至沓来的信众分发圣体，直到次日早上9点。在复活节的黎明，我可以听到外面的人群，他们在回家路上大声喊出复活节的传统问候语：“基督复活了！”(“Христос воскрес!”)然后欣喜地回应道：“真的复活了！”（“Во истину воскрес!”）

等到一切结束后，我独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在窝棚的小桌前坐下，此时的我早已筋疲力尽。但我感到深深的满足，那一天，我体验到了一种平生少有的喜悦。我感觉到，在天主的旨意下，我终于得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在俄国为他的羊群服务。“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俄罗斯，在诺里尔斯克！”——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不断闪现。

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路德维希把我摇醒了。房间里挤满了欢乐的人群，他们不断重复着：“基督复活了！真的复活了！”（Христос воскрес! Воистину воскрес!）顿时，到处都是人们的欢声笑语，他们叫我穿上衣服，一起去参加庆典。于是，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去路德维希家参加了传统的复活节晚餐——餐桌中央摆着甜奶渣糕，甜奶渣糕周围摆满了受过降福的食物。我们大约有八个人，包括阿纳托利和他的妻子。我们在用餐前唱起了传统的复活节圣歌“短咏”（тропарь ，译者注：亦称“圣颂”，一种纪念某个正教节日或圣徒的圣歌），然后坐下来一起品尝甜奶渣糕，人人都在诉说今日的喜悦。

传统的俄罗斯复活节晚餐

按照俄罗斯的习俗，第二天也是庆日，复活节周二亦然。在那几天，我每晚都要为一大伙人做大礼弥撒，还要为相同规模的信众做庄严晚祷。周三，我回BOF上班，那个班次的姑娘们都面带微笑，有些人甚至参加了复活节弥撒。每到工作的休息时间，我们就会聊起复活节的事。

在其中一段休息时间，大约是上午10点，一个姑娘匆忙跑来对我说，“弗拉基米尔，办公室里有人找你。” 她的眼神让我明白有麻烦在等我。当我走进主管的办公室时，见到了两个内务部的人。其中一人又矮又胖，留着小胡子，长有一只颜色不太好看的左眼，他突然向我发问：“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 “是的。” “请你换好衣服，跟我们走一趟。” 我根本没必要询问要去哪里。

在我穿衣服的时候，那个留着小胡子的特工等着我。我们直接乘车前往新克格勃总部，它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大街的现代化城区。我在一个前厅里等了将近半小时，然后那位特工又出来带我穿过几个房间，进入一个大办公室。里面有一张靠着四扇窗子的黑色大办公桌，占据了房间中央。一个高大英俊的官员站在办公桌后面，他皮肤黝黑，黑发黑眼，靠在自己的双手上，严厉地看着我。

我一言不发走到办公桌前。他冷冷地盯着我，突然说道：“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诺里尔斯克不需要你做传教工作。你明白吗？”“明白了。” “你有十天时间离开诺里尔斯克，”他说，“永远别想再回来了。”他停顿了片刻，然后用手指敲着桌子说出如下的话：“如果你试图回来，将遭到逮捕然后被关进监狱。我是这里的克格勃负责人，这是命令。” 我只是看着他，一个字也没说。又停顿了很久之后，他才冷冷地说：“你可以走了。”

我走了出去，那个陪我从BOF来这里的特工开车将我送到共青团广场（Комсомольской площади）上的政府大楼，警察总部、市政厅和监狱都坐落在那里。他把我带到四楼的办公室，然后让我坐下。“听着，”他说，“你必须在十天内离开这个城市。如果你在买机票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拨这个电话号码找我。”他递给我一张写有电话号码的便条。“两三天内，”他继续说，“拿上你的离职金，辞掉你在BOF的工作。”

“我的窝棚怎么办？” 我问道，“我需要时间来卖掉它。” “不，你不用卖掉它，”他直直言不讳，“那属于政府。现在，我们会不时检查，看你是不是在办理这些事项。” 他等我反驳，但我什么也没说。“此外，”他继续说，“你要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向内务部报告。你要住在谢弗尔旅馆（гостинице “Север”），不可在信众中开展任何宗教工作。十天后，我将亲自陪你去机场。”又一次，他等我发表意见和抗议，而我依旧不发一言。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所以我没有回BOF，而是返程回家。

那天晚上，我把“面谈”的情况告诉了路德维希和一些亲密的教友。他们十分沮丧。小堂即将关闭的消息很快在教友中间传开了。第二天一早上班时，我立即去找我的上司——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夫娜。她言行谨慎，没有谈及克格勃的事，对我的离职表示遗憾，并说会尽可能帮助我。她没有在我的离职记录上写“内务部”，仅仅是记录下我被解雇了。这意味着我在下一个求职地点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那天晚上，路德维希和其他教友过来讨论如何处理小堂。我想把它拆掉，然后把祭衣和祭器送去维克多神父那里，因为这个小堂依然登记在他的名下。但人们恳求我保留小堂的原状，这样教友们至少有一个可以聚会和做事奉礼的地方。我最后同意了。我把自己窝棚里所有的家具都送给了教友们，将所有东西都清理干净后，我搬到了路德维希和他的妻子家里。

这段日子里，信众们纷纷前来拜访和告别。政府将要“把我们最后的司铎从我们身边赶走”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痛苦。尽管在内务部总部受到了警告，但我直到离开前每天都会做弥撒，并且做一些鼓舞人心的讲道。我听告解、施洗、探访病人，在最后这段日子里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

我试图购买飞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机票，但一张都买不到。像往常一样，所有航班的票都卖完了。我没有在买票方面多费力气。我知道，如果他们想让我离开，那么肯定会在意这件事。果然，内务部的特工在第八天来找我了。

“你的机票呢？”他问。“买不到，”我回答。他皱了皱眉头，用带有锋芒的嗓音问道：“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哦，你懂的，”我回应道，“反正，没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买到票。”

“你看好了，给我460卢布，待在原地别动。我给你拿票。”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他拿着机票回来了。对内务部来说，不存在满员的飞机。只要他们愿意，飞机就能腾出座位。

在诺里尔斯克的最后一个下午，我去邮局让他们把我的邮件转寄到新地址。柜台后面的姑娘突然问道：“你是利宾斯基吗？” 我犹豫了片刻。“怎么了？” “那是你的名字吗？”她继续发问。“是的，我有两个名字。” 她赶忙说：“好的，我有几封信要交给你。” 她找了一会儿，终于翻出两个从美国大使馆寄来的大信封，上面标有“特快专递”字样，还贴有大使馆的邮票。

信封没有开封，但从邮戳上的日期看，它们在诺里尔斯克邮局至少待了十天了。那个姑娘对此深表歉意，因为信封上标有“特快专递”，她问我是否愿意在不投诉的前提下签收信件。我答应了。我出门打开信封，发现一份授权我去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文件和一封信，要我去试试办理出境签证（我想“现在不可能了”）。她们叫我回信，将信件的寄达以及我申请签证的地点告知大使馆。

当晚我从诺里尔斯克向大使馆写了一封信，通知他们我已经收到信，还说我将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申请出境签证。我想，至少我不应该辜负姐妹们的好意，尽管我知道这么做是徒劳的。保险起见，我当晚去了内务部的办公室，把大使馆的信给那个一直缠着我的小胡子朋友看。

他不以为然。“那不关我们的事，”他说，“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再说吧。” 他所想的只有一件事，而且说得简明扼要。“我们明早十点准时去那里接你，准备启程吧！” 我离开内务部的办公室，回到路德维希家，参加了一个小小的告别会，但那天晚上没人有心情参加聚会。

次日早上，我做了自己在诺里尔斯克的最后一次弥撒。小堂里挤满了人，弥撒结束后，我向教友们分发了圣体，然后正式向他们道别。我同路德维希和他的妻子一起回家吃早餐。那一天是1958年4月13日，天气依旧寒冷。十点整，一辆吉普车开到了大楼入口处。我看到内务部的人从车上下来，我在他走到公寓前就提起行李和他碰面。车子开到列宁广场，然后沿十月大街左转，随着城市被我们抛在身后，我难过地对这座城市做了最后一次环顾。

对于身兼囚犯和司铎双重身份的我来说，自1946年以来，诺里尔斯克就一直是“我的国度”，离开这里令我深感遗憾。我又想到了与我诀别的人们，除了把他们托付给天主，我再也不能为他们做任何事，这个念头令我难过。我对自己的命运毫无畏惧。我全心全意信赖天主的神圣旨意。当我们朝白雪皑皑的郊野进发时，我一遍又一遍地祈祷：“愿你的旨意实现。”（“Thy will be d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