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天早上回到家时，发现一封我住所的主人发来的电报，内容是他们正在返家的路上。我与维克多和拉迪斯拉斯谈了一下，拉迪斯拉斯坚持一拿到他的新公寓就让我搬进去与他同住。我本不想给这对新婚夫妇带来不便，但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所以同意住进他们的两室公寓的一个房间。

维克多警告我，不要在拉迪斯拉斯那里表现得过于活跃。大多数政府公寓受到房屋监督者的严格控制，他们会将一切“可疑活动”上报警察。因此，我通常在晚上去维克多家办荐度仪式，或者去别人家里办洗礼和其它仪式。然而，我在拉迪斯拉斯的公寓里办了几次洗礼后，很快就接到了克格勃的传唤。他们让我去报到，但不是去克格勃总部，而是去市中心。

当我被领进房间时，有四个人围着桌子坐着。他们让我坐下，先是问了一些常规问题：我被释放后是如何谋生的，我与他人相处得怎么样，我是否喜欢自己的工作等等。突如其然地，他们切入正题：“谁允许你做传教工作？”其中一个人说：“你不知道这需要得到莫斯科的批准吗？”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吓了一跳，然后坦率地对他说，我是在做良心要求我做的事，这也是信众所需要的。

“我有权利按自己的意愿在家里做弥撒或者祈祷，”我对他们说，“苏联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如果有人在我做弥撒时参与进来，我不会把他赶走。我既不是在煽动，也不是在宣传，但如果有人想来，我不会把他赶出门外。如果有人找我帮忙，只要不违反法律，我就会像一个善良的苏维埃同志那样伸出援手。”

他们提醒我，司祭收取信众的钱财是违法的。得到授权的司祭均由政府提供薪俸。“你们只用找出一起我向人要钱的案例就行了，”我回应道，“那你们就试试看吧！你们知道，你们是找不到的，假如你们能证明我收取过信众的钱，或者向信众索要过钱财，你们早就让我过来了！”

我们就那样争论了一个多小时，在此期间， 他们给出了明确的提示，示意我应当停止自己的“颠覆性活动”。我简单地告诉他们，只要有人自愿来找我，我就会继续帮助他们。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克格勃对此无可非议，但是就在我们“谈话”的末了，他们警告我“小心点” 。那天晚上，我去拜访了维克多和内隆神父，把我接到传唤的事告诉他们。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最近也接到了传唤。

维克多是我们三人中最弱小的，因为他不上班。他将所有时间用于满足他的信众的需求，作为回报，他的“堂区教友”们也满足他的需求。克格勃想知道的是，既然他没有工作，那么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和内隆都有工作，我在BOF上班，而内隆是建筑工地的守夜人。维克多变得忧虑不安，这是自我结识他以来少有的现象。不过，我把自己对克格勃说的话讲给他听后，他认为我们在短期内可以蒙混过去。

实际上，此时我作为司铎的工作量已经增加了一倍。一群立陶宛人住在联合工厂后方的另一个棚户区里，他们要求我在周日为他们做弥撒。所以每逢周日，我照常在旧五号营的营地里为波兰人做第一场弥撒，然后徒步穿越城镇，为立陶宛人做另一场弥撒。我收到的洗礼请求如此之多，自己已经跟不上如此旺盛的需求了。根据我所属工作班次的情况，我偶尔会向主管阿纳斯塔西娅请假一天，这样就可以对上时间了。她从未问我为什么要请一天假，我猜她知道原因，但她往往乐意为我排忧解难。

立陶宛流放犯

一段时间以后，我变得太过忙碌，以至于只好在几个地点交替举行主日弥撒。为了满足当下的需求，我在不同的周末去城镇里的不同区域做弥撒，有时甚至打车上山去梅德维日卡（Медвежка）做第二场或第三场弥撒。我知道克格勃正在监视我，但我并不在意。只要我不索要钱财，自己就至少拥有一个可以用于争辩的论据。当然，他们没有理由在其他方面对我发难，尤其是我还得过BOF的表彰和证书。

差不多就在此时，我收到了我的姐妹——海伦和伊万杰琳修女的回信。她们在信中写道，收到我的信件令她们欣喜，并且告诉我，我已经被认定死亡了。为了使我的灵魂安息，耶稣会士在果园湖畔的神学院及其它地方办了弥撒。她们附上了她们的住址，并写道，如果我有任何需要，只管向她们索求。我把信读给维克多听，与他和别的一些人对此进行了讨论——他们鼓励我写信。

结果，我写了一张简短的便条，索要衣物——鞋子、袜子、衬衣、手套——一整套服装。当然，我可以继续使用现在的衣服，但我想弄清楚包裹是否可以过关。维克多对此相当乐观，因为他在以前一直收到从波兰寄来的包裹。但是根据我在五号营中的经历，给波兰写信是一回事，给美国写信是另一回事。

这段日子里，诺里尔斯克周边只剩下一座劳改营。其它劳改营早已关闭，尚未获释的囚犯被送往别的地方。留下的劳改营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而他们在某些方面相当自由。政治犯住在劳改营的营房中，但是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来到城镇工作，并且在岗位上与其他人自由地打成一片。到了1958年，这个劳改营也被关停了，刑期未满的人被转移到别的地方。就这样，旧劳改营全部解散了，营房也被改造为工人的住所。

然而，随着劳改营的关闭，很多盗贼和犯罪分子流窜到繁荣的城市之中，他们也这样进入了诺里尔斯克。许多奸诈之徒变成了投机者，食品和住房领域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黑市。但是，更危险的是那些转向暴力犯罪的团伙，抢劫和盗窃成为常事，几乎每天都有谋杀事件发生。在城市的某些地区，天黑后的街道不仅危机四伏，而且是致命的。

比如说，我们的许多乌克兰“堂区教友”所居住的旧营地，与最近的公共汽车站的距离超过半英里。他们的孩子，特别是下午段期间（下午2点至晚上7点）在校的孩子，在无照明的街道上总是处于危险之中。有人向警方投诉，但是在诺里尔斯克市当前的情况下，警方早已忙得不可开交。

于是乌克兰人组成了自己的“自卫队”。每天晚上，有三到四个人在旧营地周边最险恶和最容易出事故的地方巡逻。如果他们发现有不认识的人在附近游荡，就会二话不说当场杀死他。为了警告其他盗贼和罪犯，接下来他们会把死者扔在路中间，在他胸前挂上牌子。这种做法残忍而有效。

乌克兰人也以其他方式组织起来。他们的宗教性变得锋芒毕露。事实上，他们顽强地坚守宗教，将其视作民族遗产和传统的一部分。在他们的营地里，乌克兰人举办盛大的婚礼和洗礼仪式，毫不隐晦地展现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的一位领袖去世后，乌克兰人组织了一场规模巨大的葬礼，引领葬礼队伍的是200多人的唱诗班和一个用鲜花和绉纱装饰的大十字架。

他们从营地出发，在前往墓地的途中徒步穿过城市的主干道，一路大声唱着“圣哉天主”（“Святый Боже”） 。游行队伍沿着十月路前行，阻碍了交通，最前方是十字架和唱诗班的引领队伍，后方是扛棺材的人，再后面跟着一大群吊唁的人。主干道——十月大街的人行道上的人们，对如此大规模的宗教游行感到震惊。当棺材经过时，一些路人在自己身上划了十字。

乌克兰人在公墓用圣歌完成了整个安葬仪式，然后，他们列队回到死者家中吃了礼节性的一餐，并以传统的方式表达敬意。事后，克格勃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为的是查出整个事件的组织者。维克多神父被传唤了好几次，因为克格勃知道他在乌克兰人中间工作。他受到了严厉的盘问，克格勃将他的行为视作“颠覆性活动”和“煽动性活动”，以这些指控威胁他。

维克多其实很担心。他开始怀疑，或许自己离开诺里尔斯克会更好。我请他稍待时日，因为他在诺里尔斯克还有很多可做的事，冒些风险也是值得的。

1956年的春天，拉迪斯拉斯收到一封我们所住公寓的主人的电报。他说他即将回家，所以我只得开始寻找另一个住所。这一次，我几乎立刻就在十月大街对面的另一个小棚户区找到了一个地方，这要归功于维克多神父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名叫汉斯的德国机械师。汉斯刚刚搬进新城区十月大街的管理者公寓，那是一栋现代化的两层公寓。他要去莫斯科住一段时间，回来后，由于职位的关系，他可以挑选一间新房。因此，汉斯和他的妻子玛格丽塔主动把他们在棚户区的那座装修过的窝棚让给我住。

我很高兴能得到这个住所，这意味着我近一年来第一次得享独居。次日早上我就搬了进来。搬完家后，我在前去BOF报到前小睡了几个小时，于是什么衣服都没穿就躺在床上。由于汉斯已经提前几天搬走了，房间里很冷，但我懒得生火。几天后，汉斯过来查看我的情况。他发现我躺在床上，当他试着叫醒我时，发现我有明显的发烧症状。

汉斯立即通知了维克多神父，维克多赶紧过来帮忙。维克多看到我病得这么重，就安排住在他隔壁的一对立陶宛姐妹来照顾我。她们曾经照顾过一位年长的希腊司祭福马，但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变得过于糟糕，最后返回乌克兰与亲戚同住。维克多和汉斯协助我徒步走过四五个街区，到达维克多和那对姐妹所住的棚户区。他们给了我一些阿司匹林和热茶，我在第二天早上就感觉好多了。

姐妹俩分别是五十三岁的尼娜和三十八岁的柳德米拉，两人都没有结婚。她们的屋子虽然很小，却是一尘不染，屋子完全被粉刷一新，厨房和主卧室之间的墙壁刚粉刷不久。与她们同住的日子里，她们确保我的进食又好又有规律，让我的衣服始终处于干净的状态，因而我可以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不久后，我就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比前几年好了很多。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第一个从美国寄来的包裹。那是我的姐妹寄来的一个大箱子，里面有两套西服、两件上衣、两双鞋、衬衣、袜子以及其它衣物——包括一件教袍。我已经拥有一套完整的、包含所有礼仪颜色的祭衣，全都是教友制作的，还有弥撒所需的亚麻布。我把衣服分给了维克多神父，他比我更需要这些衣服。他在得到衣服后十分欣喜，而我大喜过望：这表明从美国寄来的包裹会完好无损地送到我的手中。

整个夏秋季节，我们三位司铎都在竭尽全力地工作，比先前更忙碌。我们当下所做的越多，日后要做的也更多。然而，就在1957年初，我又被克格勃传唤了。他们这次明确要求我停止司铎活动，这是“最后”警告。维克多和内隆也被警告停止他们在信众中间开展的“未经授权的活动”。他们认为这确实是对他们的最后警告。回家后，他们认真地讨论起离开诺里尔斯克的事。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一起，就我们的未来讨论了很久。

结果，我很不情愿地同意，内隆和维克多离开诺里尔斯克前往乌克兰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我们的许多乌克兰“堂区教友”已经回家了，他们的信件显示那里的需求和西伯利亚这里的一样大。维克多和内隆认为，他们回国为乌克兰的热心教友服务，总比在这里遭受束缚，乃至因逞能而被捕更有意义。

因此，内隆神父不久后便离开了。他抵达乌克兰后，就会将自己的情况以及他们会合的地点告知维克多神父。维克多留下来协助大斋期和复活节庆典的准备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朋友那里听到庆典的事，这些活动的规模逐年扩大。然而，在1957年复活节过后，维克多决定不等内隆的消息到来就动身前往乌克兰。这对于他来说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他的精神状况在不断的监视威胁下日益恶化。

如今的我依然是忙碌不堪。我不仅继承了维克多的小堂，还接手了他的信众。每周日的八点钟，我在小堂里做东方礼弥撒，然后在十点钟又做拉丁礼弥撒。每场弥撒前都有告解，弥撒后还要举行洗礼和婚礼。只要有时间，我会尽可能在旧五号营做一场主日弥撒，或者在联合工厂后面的旧营地里为乌克兰人做弥撒。

周日，我实际在做完弥撒后要忙上一整天——给房屋降福、为过于幼小而不能去教堂的婴儿施洗、主持婚礼，给病人分发圣体等等。平日里，我每天早上六点做弥撒，然后，假如我在BOF的工作班次允许的话，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要办荐度仪式或恳祷仪式（молебен，圣母的祷文，一种流行的敬礼活动）。

那年夏天，柳德米拉和尼娜收到了亲戚的来信，他们在信中恳求姐妹俩返回立陶宛的家。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她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保持小堂的清洁、整理亚麻布、在我忙得不可开交时照顾我的个人生活。我对她们说，如果她们想走的话，我就买下那间窝棚。她们已经收到了一份购买申请，况且，要求她们奉献窝棚肯定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为了不占用小堂当前急需的空间，我也不想搬回维克多的窝棚。

于是我和姐妹俩一起去了ZKU（译者注：此处俄文版缩写为ЖКО，即жилищно-коммунальный отдел的缩写，正确的缩写应为ZKO），也就是住房管理局，填写了文件，并以我的名义签了窝棚的房契。之后我帮她们收拾行李，尽管目送她们离开使我感到遗憾，我还是送她们启程前往立陶宛。诗班领唱路德维希和他的妻子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吃饭。我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因为这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和信众一起工作。

没过多久，一个小团体在某天找到了我，他们踌躇不前，询问我是什么类型的神父。我告诉他们，我是一名天主教司祭，但属于东仪天主教。他们自己是东正教徒，但是看到我在信众中间工作，于是带着设立一个东正教堂的计划来找我。他们准备向莫斯科写信求取许可，但他们需要一位司祭，所以想请我帮忙。我基本可以断定莫斯科不会为这种事颁发许可，所以我叫他们写信，姑且同意帮忙。

没过几天，克格勃就把我斥责了一番，质问我为什么在受到严正警告后继续“煽动信众”。我鼓起勇气回答，我没有煽动任何人，是信众自己来找我，请我担任他们的司祭。我说：“只要不违法，我不会拒绝帮助任何人。这些人了解法律。他们正在写信向莫斯科请求许可，所以我凭什么拒绝他们呢？”

然后我们简单谈论了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区别。克格勃建议我为当地的报纸写一篇关于宗教的文章，提供教会和教会活动的具体信息。我不知道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也许是想让我看上去脱离了罗马，现在是宗教问题方面的独立权威，或许他们会用这篇文章嘲笑宗教，向年轻的共青团员展示教会的做法是多么古怪和迷信。不管怎样，我知道他们不怀好意。

于是我给了他们几个书名，他们可以从中查阅有关教会和教会活动的信息，但我说：“我不会写任何文章。” 他们用一个强烈警告结束了我们的谈话，要求我我停止宗教活动。“我们以后不会再警告你了, ”他们说, “但你如果继续做下去，我们就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教友们当然对此毫不知情。当我从克格勃总部回来的时候，居然发现有四五个人在我的窝棚前耐心地等着我，他们都是来申请洗礼的。我完全没心思对他们说我因政府的命令而无能为力，所以先把他们的名字和地址记在了笔记本上。那周我在BOF上白班，所以我安排在次日晚上，也就是周六去拜访他们。

五个预定行程中，有三个位于诺里尔斯克的不同区域，有两个在梅德维日卡（Медвежка）的山区。因此，我在周六下班后立刻在诺里尔斯克做了两场洗礼，然后打车去梅德维日卡履约。虽然当时的雪很大，但我还是准时赶到了。那里的洗礼结束后，另一家人求我给他们的孩子施洗。我向他们道歉，说自己在诺里尔斯克还有一个预约。他们恳求我当晚再来一次，说他们会支付来回的车费，他们不断地恳求，直到我最后同意才罢休。

但是，从梅德维日卡下山的途中，出租车在暴风雪中被困住了，我在诺里尔斯克的预约迟到了两个小时。之后，我动身返回梅德维日卡。出租车司机认为我疯了，只载我往山上开了一段路，我只好徒步走完剩余的路程。我在凌晨2点才到那间屋子，那一家人依然在等我。最糟糕的是，这是周六的夜晚。我在凌晨5点才步行回到诺里尔斯克，恰好是在主日弥撒告解开始的时间。

诺里尔斯克城区

事实上，我在那年冬天是如此忙碌，以至于始终没有点燃窝棚里的炉子。当我在家时，只是为了取暖和做饭才把电燃器插上。同样是在这个冬天，我的姐妹写信告诉我，她们已经与国务院取得联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将设法带我离开俄罗斯。这个主意让我一时兴奋不已，但我对此没有抱太多念想。我觉得自己的一生注定要为我在俄罗斯的“羊群”尽心尽力，他们正如吾主所说的那样，活得像一群没有牧人的羊。克格勃要做什么就让他们做什么吧，上主已经向我证明，他就是我的牧人。

此外，就人事方面来说，克格勃官员不止一次以威胁或劝说的形式告知我，我再也见不到美国了。我几乎就要相信他们的话。在收到我的姐姐海伦先前的那封信，也就是那封写她试图与国务院取得联系的信之后，我决定核查自己的公民身份状态，然后申请国际护照。当时在诺里尔斯克的一些中国人和其它一些地方的人拥有这样的护照，所以我就给州（область）首府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写信。

我如此写道，我不认为自己是俄罗斯公民，但我觉得自己理应得到的权利比一个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获释囚犯更多。几天后，内务部打来电话，问我是否给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写过关于护照的信，我说我写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方面通知我们，”特工说，“你不需要国际护照，因为你被视作俄罗斯公民。”

“凭什么？” 我说，”我没有护照，无法在各区域间自由迁移...........”

“好吧，”他说，“我们可以给你一本俄罗斯护照。”

“我对俄罗斯护照不感兴趣，”我抗议道，“如果我拿了俄罗斯护照，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俄罗斯公民，我会失去美国公民身份。”

“那又有什么差别呢？”他没好气地说，“反正你也回不了美国！”

当时我完全相信了他的话，而且我本可能继续相信下去。不过在后来，有些事情起了变化。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之前发表了谴责斯大林的演讲，一封半公开的信件，被秘密地向诺里尔斯克的所有工人组织以及像BOF这样的大工厂的工会宣读。信的部分内容是谴责“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且对未来的改革以及条件的改善作出了许诺，内容的整体基调是明快的。

参加会议的每个人都明白斯大林体制意味着什么——隐秘的恐怖、午夜后的敲门声、无审讯的警察活动等等。总而言之，工人们都被这封信的极大地鼓舞了，就连我在听到这封信的内容时，也感觉如释重负。你可以感受到办公室里人的态度变化。会后，人们满怀希望，三五成群地谈论着新时代、新政策和新局面。所以现在，当我的姐姐写到美国大使馆为了让我离开俄罗斯所做的努力时，我感到一阵兴奋。但我还有工作和信众要照顾，所以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然而，就在我姐姐的信送达几天后，一个警察来到我的窝棚，要求查看我的护照。

“我没有，”我告诉他，“我只有警察给的这个身份证明”

“啊，你真的应该拥有一本护照，”他说，“或许，你最好去总部把这件事处理一下。”

大约一天后，当我到内务部总部时，他们一开始问了很多问题，填写了很多空白表格。我当即怀疑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会面开始变得更像是一次审讯，而不是常规的护照申请。“你为什么坚持当美国人？”审讯员问道，接下来他赞美了共产主义的伟大成就。“那好，”我说，“看看诺里尔斯克吧! 那是共产主义的样板吗？民众没有房屋，住在棚户区，买菜要排几个小时的队。那是什么样的生活？”

他被我的话惹火了。他指责我刻薄，说我是个煽动家。我回答说，我并非刻薄，只是实话实说，任何走在外面大街上的人都能看到我所说的事情。争论愈加激烈，他也变得直言不讳。他告诉我，他们知道我在诺里尔斯克的一切，他们知道我的背景和生平——知道我是梵蒂冈的间谍！“那么，我们就不用再谈什么实话不实话了。”他喊道。

最后，我们回到了护照的话题上。他告诉我，没有护照的话，我什么都不能做，哪里都不能去。当然，得由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做出最后的决定。“现在，”他说，“我们可以给你一份临时文件，这不会影响你的案件结果或你以后的社会状态。但是，它将允许你做迁移之类的事情。”

我不想要这份证件。不知怎的，我害怕它会被理解为俄罗斯护照，意味着我拥有俄罗斯公民身份。尽管这份文件本身只是短期的，但我同意成为俄罗斯公民这一事实，就意味着我不再是美国公民了。那个警察再三向我保证，这个文件不会影响我的最终社会身份。它只是让我可以像其他俄罗斯公民一样自由地迁移，因此我可以亲自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去处理我的案子。最后，我同意了，填好表格然后签署了必要的文件。他给我发了所谓的“短期护照”（краткосрочный паспорт）。

我回家后把护照给朋友们看，他们却笑了。“呶，弗拉基米尔 · 马丁诺维奇，”其中一人说，“他们最后还是把你扣住了！那是一本俄罗斯护照，它让你变成了俄罗斯公民。现在你永远出不去了！”

“他们不是这么解释的。”我回应道，与他们一起笑了起来。总之，我并不是特别忧虑——我不打算去别的地方。在诺里尔斯克这里有太多要做的事，而且新一年的大斋期和复活节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