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距我上次看到诺里尔斯克才过去两年，这座城市已然改头换面了。它不再是一副边陲小镇的模样，而是有了一座城市的样子, 这要归功于囚犯建设的那些楼房和工业。诺里尔斯克的人口到1955年已经超过12万，而那些有幸得到住房的人，大多居住在原先的劳改营营房，以及我在五号营协助建造的五层公寓楼里。
工业，比如我们在二号营修建的大型BOF工厂，以及我们在四号营修建的巨型联合工厂，恰好位于诺里尔斯克最醒目的地标——施密提哈的山脚下。主干道——十月大街（Октябрьская）从那里向西穿过老城区，直抵列宁广场，这是一个交通环岛，而列宁广场的远方就是新城区的起点。列宁广场的西边是塞瓦斯托波尔大街（Севастопольская），这里有警察局、新的医院、学校、剧院和百货商店。与塞瓦斯托波尔路平行的街道上矗立着五层的砖石公寓，印象中我曾参与过它们的建设工作。
两年前，我离开诺里尔斯克所经过的是一条窄轨铁路。如今，我却是经由一条宽阔的、标准轨距的铁路来到这座城市，这条铁路是在过渡时期建成的。斯大林式的巨型机车停放在调车场内，它们曾是欧洲大陆上的烧煤怪兽，现在已经移送到北方使用。
到站后，我从车厢内走出，不知为何，感觉这里的空气比卡耶尔坎更温暖。然而，到处都是沾染了工厂烟尘的厚厚积雪。我还是一名囚犯时就很了解这座城市，如今作为一个自由人在城市中行走，却感觉很奇怪。那是一种奇特的感觉——骄傲和紧张交织在一起，既有成就感也有失落感，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我手里有两个地址，一个是维克多神父的住址，他在两个月前从四号营获释，住在主干道——十月大街旁；另一个是一个原囚犯的住址，他是一个名叫拉迪斯拉斯的波兰年轻人，曾邀请我去诺里尔斯克找他。十月大街我离最近，于是我就走上那条路，经过体育场和剧院，沿老城区的主干道行走，一路上只是看了看商店和楼房，我觉得身着囚犯棉衣的自己看上去衣衫褴褛。然而，我看到大多数人的衣着和我一样，毫无疑问，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也是囚犯。
在体育场外，我看到了一个由铁皮棚屋、小房子和窝棚（балок）构成的非正规聚落，曾有大量中国人居住在这里，故诺里尔斯克人称之为“上海城”。我到达铁轨分岔通向发电站（ТЭЦ）的侧线处，并穿过了十月大街，按照维克多的提示向左转。
距林荫大道约200码的地方，是另一个由旧木板和板条箱搭建的木板房和棚屋所构成的非正规聚落，这里的房屋一个挨一个地搭建在一起，简直就像一连串多米诺骨牌。墙壁通常是双层的，由薄薄的废旧木材制成，其间填满了充作隔热材料的灰烬。较好的棚子外面覆盖有柏油纸、黏土或者灰泥。
这里的房屋没有门牌号，所以我在第一个窝棚前停下来寻找维克多。住在里面的人家把我带到附近的一处聚落，后来我终于找到了维克多神父的窝棚，它位于一个养兔场的中部，看上去摇摇欲坠。他与另一位司铎——内隆神父住在一起，内隆神父是我在卡耶尔坎工作前从那里获释的。他们的房间里有两张床，被一个祭台隔开——这个10×10英尺的小房间同时也是他们的小堂。
他们很高兴见到我，我也和他们一样高兴。他们在小电炉上给我做了一顿饭，那个小电炉既可以用来做饭，又可以给屋子供暖。然后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的话。他们不同意我去别的地方，所以当晚我们在两张床之间的空隙放了三张椅子，我将自己的棉袄和裤子充当床垫。早上一起床，我们就把床铺清理干净，然后准备做弥撒。
到了六点半的时候，那个小房间里有十到二十个人在望弥撒。每逢主日，不仅是这个房间，连门外的走廊都挤满了人。为了容纳越来越多的信众，维克多和内隆每个周日都要做两场弥撒，而且在每场弥撒都要讲道，每场弥撒的参礼者可能有六十人以上。因此，这个房间实际上就是一间堂区的主堂。
首日的弥撒过后，我按照指示和维克多去警察局登记。我上交了证件，然后警察给我登记，给了我一套身份证明。他们再次对我由于限制性证件（приложение паспорта）而受到的限制——我的“有限获释”身份，做出了解释。他们还添加了一个新的改动。由于我的政治指控“58: 6”针对的是间谍行为，我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我必须住在他们规定的地方，在当前情况下，也就是诺里尔斯克。如果我想去另一座城市，只有在得到许可且有一个合适理由的情况下才可以，比如健康问题。总而言之，我并不像自己在离开卡耶尔坎时所想象的那样自由！
他们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但他们坚称我必须在内务部（MVD）登记册上留下住址，里面记录了这座城市里每个公民的住址。我对他们说，我和维克多住在一起。我的名字就这样被登记在警察局的户口簿上，然后记录在维克多的“房屋登记簿”上，那是每个房屋持有者必须持有的注册证书（有点类似于驾照），里面写有他家中所有住户的名字，现在我被正式登记入册了。
我在维克多家住了一个多星期，在此期间，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和一处自己的住所。与此同时，我还结识了维克多的堂区教友和邻居。唱经班的指挥名叫路德维希，与他的妻子和十几岁的儿子住在与维克多家相邻的窝棚里。他是个矮小黝黑的男人，样貌有些蒙古人的特征，对教会事业极为热诚，在每天早上去做锅炉维修工的工作前，他都会在弥撒中领唱。他的妻子尼乌拉也是一个矮小黝黑的人，两颊通红，性格热情。与诺里尔斯克的大多数女人不同，她在白天不工作，因为路德维希的工作是这里所急需的，他的工资很高。所以，尼乌拉很乐意花时间做神父的管家和小堂的管堂。
就在维克多家后面的一个窝棚里，住着两个立陶宛妇女——尼娜和柳德米拉，她们照顾着一位年老体弱的希腊东正教司祭——福马神父。他常常在一大早为她们做弥撒，在那之后，她们就会过来参加我们的弥撒。她们在十月大街的外科医院工作，平时帮我们修补衣服、擦洗地板，还从医院厨房为我们拿来食物。
一周之后，我仍旧没有找到住处和工作。最后，我拜访了自己在矿区结识的五个波兰年轻人，他们以前是囚犯，如今住在联合工厂附近的一间单身汉营房里。他们作为应急救援队在该地区的矿区工作，工作范围远至卡耶尔坎，近至山中的旧扎帕德纳亚，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得随叫随到。他们有一个约10×12英尺的房间，五人全都住在里面，但他们邀请我与他们同住。
他们中的一人需要一直待在值班岗位上，所以安排我睡在值班员的床上。而且，营房里有一间可以提供优质饭菜的餐厅，所以我不用继续向维克多神父讨饭吃——由于没有工作，我没钱去餐馆吃饭。这并不是最好的安排，但我觉得，这总比挤占贫穷而慷慨的维克多的生活空间要好，所以决定搬去与他们同住。
同时，我去见了那个波兰年轻人——拉迪斯拉斯。他当时在BOF的实验室工作，他告诉我，几周后工厂会有一个职位空缺。他对自己的上司讲了我的事，确信能为我争取到这份工作。
我仍旧每天早上去维克多家里做弥撒，但在主日，我会带着维克多所给的装满弥撒用具的旅行箱，到一个旧营地去做弥撒，它曾是五号营的一部分，现在变成了城市居民区的一部分，上午9点，我在那里为另一个波兰人“堂区”做弥撒。在弥撒前，我会先听告解，在弥撒后主持洗礼和婚配，参礼的人数不断增长，因为人们发现我在每个主日都会去做弥撒。
我始终不肯为自己的这些工作收取钱财或薪俸，但他们想做些事表达感激之情。既然我不收钱，他们便请我至少接受一些衣服，换掉我还穿在身上的劳改营囚服。他们把我带到了列宁广场远处的新城区，那里的一条街上有新开张的店铺：一间很像超市的大型食品店（Гастроном）、一间很像百货商店的工业品店（Промтоварный магазин）还有一排出售特产的商店。
我很惊讶，尽管是在西伯利亚，这些商店里的货物看上去种类齐全。当我开始买衣服的时候，才发现买到自己真正想要的质地与尺寸是多么困难。实际上，人们认为，店员帮你买到你想要的东西以赚取额外的钱财，这件事是理所当然的。我只好拿了一件过小的大衣，因为这是我能拿到的最合适的尺寸。我买不到带领子的衬衫，也买不到低帮鞋。由于没有任何适合我的鞋，我只能满足于一双小一码的且令我很不舒服的鞋。店里仅有的几双胶鞋都太大了，直到我付钱让店员再去找找，他才找到了适合我的尺码。
一天早上，维克多在我来做弥撒时告诉我，我有可能获得一套至少能住上几个月的公寓。他“堂区”里的一户人家告诉他，他们的邻居要外出几个月，如果我们能在当天做出答复，他们就可以安排我住进那间窝棚。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做完弥撒后就与维克多前去安排这件事。
那天晚上，我和维克多一起回家，协助他办了一场“荐度仪式”（панихида），也就是安魂弥撒，这是一种非常美丽的俄罗斯追悼仪式。仪式是吟唱出来的，大概需要四十分钟。在场的所有人都将圣歌记住了，因此每个人都在吟唱。仪式期间，祭台上摆放着一盘
几天后，在我安顿好新家后，拉迪斯拉斯来告诉我，BOF实验室的主管想见我。BOF即大型选矿厂（Большая обогатительная фабрика）的简称，它是一座巨大的建筑，差不多坐落于半山腰上，从那里可以俯瞰城市。当我于次日早晨到达时，拉迪斯拉斯已经在那里等候，然后他带我上二楼，实验室就在那里。我们先去了他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和主管确认工作，我在那里等着。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带我穿过走廊走到了主管的办公室。主管是个三十多岁的瘦女人，长有一头黑发和一双黑眼睛，一副精美的五官和漂亮的脸蛋。“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夫娜，”拉迪斯拉斯说，“这是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 她站起身，绕到她的办公桌前和我握了握手。她请我坐下来接受面试，我讲述了自己的出身背景，坦率地承认自己没有任何经验——“但我需要一份工作，而且愿意工作。”
阿纳斯塔西娅微笑起来。她说自己很乐意收留我。直到获得一些经验前，我将在实验室里担任拉迪斯拉斯的助手，她问我对每月1100卢布(110美元)的起薪是否满意，如果工作出色的话还有200卢布的奖金。我差不多被说服了，并向她表示了深深的感谢。她告诉我，她希望我明天就开始工作。
第二天早上8点前，我穿着自己的好衣服去上班，因为除了在劳改营里穿的那套棉服外，我没有别的衣服可穿。实际上，我本可以乘公交车到BOF的门口，那天早上我却步行去上班。这是我身为一个自由人的第一份工作。不过，回到身为囚犯时所建立的BOF，并在一份薪水不错的新岗位上尽职尽责，这件事却令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拉迪斯拉斯已经在实验室里等着带我参观。实验室由四个大房间组成，每个房间都有两个工作台、两个电炉、水槽和所有必要的化学设备。每个房间里有三个姑娘在那里工作，她们对矿石样品进行铜和镍含量的测试。这些测试样品被装袋、贴上标签，然后归档，以备日后参考。实验室里一共有四十个姑娘，每个房间有十二到十三个，除了我和拉迪斯拉斯之外，整个部门只有三个男人。
其中一位是我不太熟悉的首席化学家和指导员。另外两位，马克西姆和巴希尔，他们是和拉迪斯拉斯一样的办公室主任，负责其他班次的工作。我和拉迪斯拉斯一起上白班，那是规模最大的班次。马克西姆是一个神经质的、焦虑的俄罗斯人，负责四点到十二点的班次。乌克兰人巴希尔负责十二点到八点的班次，但与马克西姆不同，他十分随和，无忧无虑。
我的工作只是让姑娘们持续提供必要的化学品和原料，然后将完成的测试结果存档。拉迪斯拉斯说，这些测试结果必须保存至少一个月，为的是对那批矿石进行深入测试，或者防止出现精炼后的矿石中铜和镍的含量与我们的测试结果有出入的情况。
如今我在诺里尔斯克定居了，一切似乎都进展顺利，我决定再试试给家里写信，这是我15年多来所写的第一封信。在维克多的建议下，我先去了诺里尔斯克的克格勃办公室，询问这是否可行。我解释说，我自1940年起就没有给家里写过信了。负责的克格勃特工说，这不归他们管，而是归警察（милиция）管。他让我去找内务部（MVD）的主管谈谈。
有一天，我在内务部的办公室等了将近4个小时，终于在下午的某个时间见到了主管。当我再次解释自己的情况时，他同情地聆听着。我告诉他，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写过信了，不知道家里有没有人活着。主管相当友善，并且说他不反对，甚至还教我如何在信封写地址，以确保信件的投送，然后给了我一个用于海外通信的特制信封。
我必须在信封上写下的地址，与我自认为正常的顺序相反：先写上国家的名称，然后是州、街道号码和姓名，用俄文和英文各起一行写上去。然后，在信封的最下方，我用俄语写上了自己的回信地址。我将信写给我的姐姐伊万杰琳修女，因为我还记得她的地址——如果她还住在那里的话。
我不确定是否有人会收到这封信，所以写得言简意赅。囚犯们告诉我，冗长的信件永远不会过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被获准在给家人的信中写“活着，身体健康”。无论如何，在我知晓信件是否会寄往美国之前，写上太多信息也没有任何意义。警察主管向我保证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我还是把信写得很短。我在信上签下了非常简单的署名“你的兄弟，瓦尔特”。
那天下午，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伯多禄，一个来自乌拉尔地区并在铁矿工作的小伙子。因为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他邀请我到他家去喝酒。在谈话中，我告诉他，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这正是他所需要的机会。他叫他的妻子卡嘉做了一些俄罗斯饺子（пельмени），然后拿出伏特加庆祝。“啊，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沃洛嘉，”他说，“你得让我们庆祝一下！”
由于我错过了午饭，伯多禄的妻子坚持要做俄罗斯饺子，我无法拒绝他们的好意。卡嘉在厨房干活的时候，我和伯多禄一起坐了下来。首先，我们得先为美国干杯。于是，伯多禄往两个酒杯里倒满了伏特加。我们举起酒杯，一起为美国干杯，然后高呼：“Ваше здоровье!” （为了您的健康！）喝伏特加——至少是西伯利亚常见的伏特加——唯一的喝法是把杯底翻过来，两口喝完，然后把一块黑麦面包紧紧捂在鼻子底下，深吸一口，将脑袋里的酒气清除。我们把玻璃杯里的酒喝干了。
为美国干杯后，我们又为我的家人、好消息和发薪日干杯。然后卡嘉带着用俄罗斯饺子所做的美食进来了。她与伯多禄说起他们计划在这里的极地工作五年，积累大额的极地津贴，为的是攒起一笔积蓄，然后回到乌拉尔购置一间房屋和农场。“你知道吗，沃洛嘉?” 伯多禄说，“很快你就要给我的第一个儿子施洗了！” 我向他们表示祝贺，我们为此干了一杯，庆祝会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伯多禄举办一个小型庆祝会的主意让我吃了一惊，但在那个周六的夜晚，我还得面对另一件喜事。我答应要为拉迪斯拉斯和他的未婚妻拉雅证婚，他们曾发誓会一直等到我离开劳改营，让我主持仪式。周六晚上七点，我前往拉迪斯拉斯的公寓为他们举办婚礼。
那是一个漂亮的住所，位于新城区的共青团街，在那幢新五层公寓楼的四楼。内部有两个大房间，装修得很有品位，现代电器应有尽有。他幸运地得到了它，实际上，公寓并不属于他，他是在BOF的另一位主任出差期间暂住于此。在诺里尔斯克，没人愿意腾空或闲置自己的公寓，由于城镇的物资供应极为短缺，抢劫是常有的事。因此，那位主任让拉迪斯拉斯在他外出期间接管他的公寓。
拉迪斯拉斯和他的未婚妻当然很乐意。现在他们拥有自己的住所，可以举行婚配了。因为他们是波兰人，所以结婚仪式是用罗马礼办的，我办了一场婚配弥撒。每个人都为聚会拿来了一些东西，为了准备这场庆典，拉迪斯拉斯和拉雅一个月来一直在逛商店和采购，因此，这是一个悠长而美妙的夜晚。
同时，我在BOF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我发现工作很有趣，这里的人也很友善。我在BOF还没工作多久，那里的大部分姑娘就知道我是司铎。她们未必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尊重，但如果我迟到或者由于婚礼、洗礼等原因不得不提前离开，她们都愿意替我顶班。主管本人——阿纳斯塔西娅，对我特别友善。还没过一个月，她就问我是否愿意上夜班。我很乐意，因为这样一来，我可以把自己在白天和晚上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做传教活动。
不过，实验室里的姑娘偶尔会到我的办公室谈论宗教。有一天晚上，塔莎迟疑地走了进来，她是一个娇小而活泼的俄罗斯人，像大多数俄罗斯女人一样有一头梳得很直的栗色头发。她听说我是司铎，想知道我是不是俄罗斯人。我告诉她我不是，我是美国人。这令她费解，她所认识的神父只有俄罗斯人，而且她完全不知道弥撒既可以用拉丁礼也可以用东方礼这样的事。
每当塔莎和我谈起这件事，她都会在别人进来时离开房间，等到我独自一人的时候再来找我。这开始激起我的好奇心，我认为她一定是在引出某种话题。终于，她在一天晚上坦白了。她说：“我想请你为我丈夫办一场荐度仪式 (安魂弥撒)。” 此时轮到我大吃一惊了：“你结婚了？” “是的，我丈夫差不多在一年前去世，我想让你在他去世的周年祭上办一场荐度仪式。” 然后，她就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我。
她的丈夫曾在BOF的工厂工作，负责矿石的研磨。有一天，他的机器出了一些故障，为了节省时间，他试图在机器运转时对它进行修理。他滑倒并落入了机器的钳口里。他被搅碎并和矿石混在了一起，不得不就这样被掩埋了。这是一个凄惨甚至是可怕的故事，因为当时他和塔莎结婚才三个月。我同意办荐度仪式，接着，塔莎还要求我为她的小儿子施洗。那天晚上，我和她一起徒步走回家，在现场与她的父母一同做起了荐度仪式，并安排在主日给她的儿子施洗。
这是俄罗斯家庭的一件大事，所以家里挤满了客人。在东方礼中，洗礼是浸入水中三次，整个仪式差不多要花费四十分钟，在洗礼的最后要行坚振礼。仪式结束后，很多客人都上前请我为他们的孩子施洗。我的工作量就这样无休止地增长起来。
另一个晚上，在我整理几批化验单时，宁雅悄悄走进了办公室，等我为她答疑解惑。她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是一名共青团员，而且嫁给了一名党员。“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她说。“当然可以。”她犹豫了一下问道：“你是神父吗？” “是的。”“不是开玩笑吧？”她要我发誓。我笑了起来.宁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一直在读一本借来的《圣经》，那是我时不时从一位老太太那里借来的，书里有很多我不明白的地方。书里说，任何人想要得救，就必须受洗。你知道该怎么办吗？” 我微笑起来：“当然。”“你能给我施洗吗？”我对她的话感到惊讶，“现在是谁在开玩笑啦？” 我说，“这没那么容易，我们得从长计议。”
就在这时，有人走过走廊，宁雅巧妙地避开了。作为共青团员，她不想在和司铎谈论宗教时被人发现。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开始询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接受洗礼？” 对于她的焦虑，我只得微笑着说：“好吧，等我知道你对天主、洗礼、救恩和其他种种事情有过了解后，就能确定你的诚意如何了。”她很着急，我先让她阅读圣经中的几篇经文，安排好定期见面的时间，这样可以开始对她进行指导。
在与宁雅夜复一夜的工作中，我从她的真诚、热情与她发生的变化中真切感受到天主的恩宠在工作。现在，她不但想自己领洗，还想让自己的三个孩子也领洗。然而，她知道丈夫会反对——他是个真诚的党员。但宁雅还是恳求我，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们领洗，并保证她会以信德养育孩子们。
最后，当她的丈夫出差去莫斯科参加党内会议时，宁雅恳求我不要再拖延了。我无法拒绝。她的母亲，还有那个把《圣经》借给宁雅的老妇人也在那里，事实上，正是她是促成了这家人的受洗。我在以前从未体验过这样的虔诚。当我为宁雅施洗的时候，几乎能感觉到圣神在水中流淌，她的回应深深地打动了我。然后，我给孩子们施洗，并把我从维克多那里得到的铝制小十字架全送给了他们。之后，我们举行了一个聚会。
一周以后，宁雅的丈夫回到家，那个小男孩露馅了。他把我送给他的“礼物”——小十字架给他的父亲看了。那位父亲不是傻瓜，他立刻起了疑心，怒火中烧，威胁要将办圣事的神父抓起来。这场风波最终还是平息了，他甚至允许宁雅以信德养育孩子们。
他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我记得诺里尔斯克的另一名党员，他在登上列车去莫斯科参加党内会议前，对他的妻子说，他希望他的孩子在他回来时已经领洗，不然家里就会有麻烦。这座城市的另一位高官曾经公开发表谴责宗教的严厉讲话，就在我给他姐姐的孩子施洗的那天，他认为担当这个孩子的教父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在十月和五月的重要节日期间，政府通常会颁发奖状、奖金和证书以表彰杰出工作。我在BOF工作的第一个十月得到了100卢布的奖金。此后，我在每一个奖金发放日都能得到一些东西——75卢布的奖金、证书或保险金。不过，比现金或证书更重要的是，我每次获奖时，在我的个人档案和工作文件上都会标注“优秀劳动者”（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这意味着假如我想去别的地方找工作，我总是有优秀的推荐材料，这也意味着当克格勃对我进行调查——他们仍然不时对我进行调查，他们除了良好的报告材料外，在我的记录中找不到别的东西。即便他们不为所动，至少在审讯时找不到可用来对付我的材料。
大约在此时，我也被接纳进入苏联工会（профсоюз）。基本上，每周一上午都会举行工厂会议，他在会议上，他们坚称每个人都应当加入工会。他们不断提醒我们，不加入工会就会错过相应的福利和特权。经过大家的劝说，我最终同意入会。
程序很简单。写一份标准的申请书，在当地工会会议上宣读，主席询问工会成员是否应该审议。在我这一案例中，他们同意审议我的申请书，然后要求我起立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并回答会场上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实际并没有）。然后，有人提出一个动议并获得通过，我便成为苏联总工会的成员。
每月支付少量会费，即每100卢布工资上交1卢布，我就可以享受以下特权：疾病津贴——包括免费医疗，并且在离职期间能获得60%的工资；如果我需要长期治疗，可以优先选择疗养院和休养所，只需为这些项目支付正常费用的三分之一；我在申请新工作时会得到优先考虑，工资更高的职位出现时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工会变得无所不包。会议上不仅会提到工作和劳动状况的问题，会员的私生活和缺点也得到自由讨论。举个例子，在一次工会会议上，一对年轻夫妇被传唤来说明他们的婚姻问题。两人都是共青团的领导人，据说还是优秀党员。他们看似是一对理想和幸福的夫妇，而丈夫却想和妻子离婚，因为他们没有孩子。
由于BOF的工人大多是女性，所以可怜的丈夫毫无机会。他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抨击。“这是共青团领导人为年轻人所树的榜样吗？” “你娶她的时候，她对你很好，可现在你却对她越来越厌烦，是吗？” “就算没有孩子，不是还有苏联的新家庭生活规范吗？”当时的情景几乎令人哑然失笑，但是，工会对会员如此强大的控制力却一点也不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