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苏联境内滞留了23年，其中15年是在监狱和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度过的。自1963年10月回到美国以来，人们向我提的问题不外两类：“那段经历是怎样的？”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诸如此类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所以我最终答应写下这本书。
但是，我并不怎么会讲故事。况且，成千上万曾与我同甘共苦的人同样活了下来，出于对他们的尊重，我向来不愿将自己的经历视作独一无二的事情。我会尽量诚恳而直白地将这些年的经历记录下来，以简洁的形式呈现出它的本来面目，不做任何隐瞒和夸耀。
不过，我依然不确定这段经历能否将上述问题中最难的那个回答清楚：“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对我来说，答案很简单：天主的圣意（Divine Providence）。但我该如何说明这个答案呢？
我并不是说天主仅仅只是照料了我，我的意思是：他呼召我去，让我预备，之后又在我身处西伯利亚的数年间保护了我，而我对此深信不疑，在生命中的每一个转折点，我都体验到了天主的助佑。在我看来，要想真正理解我是怎么存活下来的，首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我当初是如何到俄罗斯去的。
例如，你们得知道我天生就很倔，而且还“争强好胜”（tough），这里的“tough”绝不是褒义的“不屈不挠”，而是我们邻居用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在宾夕法尼亚州谢南多厄镇生活的那些日子里，他们曾摇着头称我为“争强好胜的家伙”。这件事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但是它真实地表明天主得用何种材料完成祂的工作。
我年少时是个恶霸，是个帮派头目和街头打手——大多数的争斗都出自我的恶意找茬。除了能在操场上打架、摔跤或做点别的运动，我在学校里毫无建树，而且我拒不承认自己在这些方面不如别人。混日子浪费了我太多的时间，所以我不得不在圣卡西米尔堂区学校复读一年。实际情况简直糟糕透顶，当我还在读文法学校的时候，父亲居然把我拉去警察局，坚持要把我送到少管所去。
我的父亲马丁是一个善良的人，他对此一筹莫展：他知道告诉我“做错事了”也毫无作用，而殴打也只是给我机会表现自己有多强硬。我明白，以他与生俱来的骄傲、家名和家传的旧世界信仰，让他走这一步的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羞愧。
父亲和我的母亲玛丽都是农民出身。他们于19世纪90年代从波兰移民到美国，定居在谢南多厄。父亲在当地的矿区工作，我们家的相册里有他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是一个英俊的矿工，但我记得他有一副中等身材，长着浓密的黑发与胡须，体态敦实，就算他没发胖，至少也和照片里的那个年轻矿工不是同一人。我出生于1904年11月4日，是家里的第七个孩子，父亲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开了一家酒馆。他不算一个好店主，因为他与其他新移民相处时表现得太软弱。
我认为父亲从未真正理解过我。因为我们俩都太“倔”了，所以永远无法和睦相处。他想让我接受他从前未能得到的教育，而我的态度却让他无所适从。另一方面，那天他在警察面前蒙受了奇耻大辱，因为警察使他相信，送我去少管所将会使家族更丢脸。少管所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我也绝不会同意去那里。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太多的波兰式倔脾气。
即便如此，他依旧是位好父亲。记得有一天，我到另一个镇上的男童子军那里去玩，在营地旁的游乐场花光了他给我的钱。由于没钱坐火车回家，我不得不搭了个便车——紧紧扒住一节车厢的外侧，在列车行进途中差点被经过的隧道壁撞死，最后总算在凌晨1点回到了位于谢南多厄的家里，那时的我感到寒冷，疲惫与恐惧。一直在等我回家的父亲非常担心，他没有叫醒母亲，而是到厨房亲手为我生火做饭，然后看着我安然入睡。多年后，当我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中回想起父亲时，最先想起的总是这一幕。
如果我的“倔”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那我的宗教操练则是来自于母亲。她是一个矮小的女人，有着一头浅色头发，她不但自己十分虔诚，而且对孩子们也很严格。是她教我们学会了第一段祷文，而且早在我们进入堂区学校前就开始锻炼我们的信德。我的两个姐妹后来进了女修道院，可我却从来表现不出外在的虔敬。即便如此，一定是由于我母亲的祈祷和她的榜样，我在八年级的时候突然下定决心成为一名司铎。
父亲不愿相信我的决心，在他的眼中，司铎是天主所选召的神圣之人，与我风马牛不相及。结果与往常一样，由母亲拍板了这个决定。她告诉我，如果我想成为司铎，就必须做个好司铎。我的父亲对此依旧持怀疑态度，而我固执己见。同年九月，我启程前往密歇根州果园湖的圣济利禄与圣美铎第神学院（Sts. Cyril and Methodius Seminary），之前曾有很多与我同一堂区的波兰年轻人来这里就读。
但我总要表现得与众不同。即使在神学院里，我也因为被认定不虔诚而吃了不少苦头。事实上，我公然蔑视那些虔诚的人。我常在夜晚四周无人的时候偷偷溜进小圣堂做祈祷——但没有任何事或人能够强迫我承认这件事。
而且我非要表现出争强好胜。我会在早晨四点半起床，绕着神学院里的湖跑上5英里，或者在11月湖水即将封冻前跑去游泳。我仍然无法忍受有人能做我做不到的事，所以在某年四旬斋期间，我在整整四十天里只吃面包和水，我还在某年整整一年不吃肉——仅仅是想看我是否能做到这种程度。
与我们通常被告知和建议的内容相反，我做事前从不征求任何人的同意，也不把这些事告诉任何人。当教务长注意到我所做的事，并警告我可能会伤害到自己的健康时，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然，我其实并不知道，只不过是有一个执念：我永远要做“最难的事”。
我的“争强好胜”不仅体现在肉体上。有一年暑假，我留校并在田间地头工作，强迫自己忍受孤独，忍受与家人和朋友的分离。我曾经很喜欢打棒球——我曾在堂区学校里打过棒球，而且整个夏天都在学校和家乡的球队“谢南多厄印第安人”打球，他们是从各矿区中脱颖而出的一支队伍。我本以为放弃棒球对我来说很难，但我却很自然地放弃了它，在圣济利禄与圣美铎第就读的第一年，我就离开了球队，本来我们要在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市打一场重要的比赛。我的决定因而引发了一场危机，但我依旧固执己见，拒绝参赛。
当我在神学院第一次读到圣斯坦尼罗斯克斯特卡（St. Stanislaus Kostka）的生平时，它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想把他的大部分石膏像砸碎，那些石膏像两眼朝天，一副病殃殃的模样，但我能看出克斯特卡其实是个争强好胜的波兰年轻人，他曾经从华沙徒步走到罗马，尽管在途中遭遇了种种天气，但他没有受到丝毫负面影响。当他想加入耶稣会时，家人发起了辩驳，他的兄弟对他横加迫害，而克斯特卡拿起枪反抗这一切压迫。我喜欢这些事迹。我一度想着，或许自己也应该成为一名耶稣会士。那一年，给我们做本年度避静的恰好是一位耶稣会士。我没有与他交谈，但是又考虑起做耶稣会士的事了。
当时的我还不想成为耶稣会士。我本该在秋季开始神学课程，在三年后晋铎。加入耶稣会就意味着至少还要再学习七年。我不喜欢这个主意，尤其不喜欢耶稣会所标榜的 “完美的服从”。那年夏天，我试着和自己的内心争辩。我按照自己的风格行事，没有征求任何人的建议，仅仅是祈祷并与自身搏斗，并在最后下定决心：正因为这件事很难，我才要去做。天主在我这样固执的人身上一定有特别的旨意。
之后，我只得硬着头皮去做这件事。我给华沙的波兰耶稣会士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想加入那边的耶稣会。但是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神学院的人，也没有告诉家里的人。经过漫长的等待，我收到了华沙的回信，我回到自己的房间，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它。信的内容很亲切，大意是：我可能会发现波兰的生活和条件与美国截然不同。如果我想成为耶稣会士，可以联系纽约福特汉姆路的耶稣会省长。
我并没有泄气。我很固执，我已下定决心做耶稣会士，于是在一个早晨搭上了开往纽约的列车，而且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通过各种途径，我找到了福特汉姆路501号，那里是耶稣会省长办公室的所在地。看门的修士告诉我会省长不在。我没有将自己的来意告诉他，只问他会省长何时回来。他说会省长当晚就回来，我又问能不能和他见面，修士耸了耸肩，随后我便离开了。
我什么也没吃，于是找到了一间咖啡厅，然后整个下午都在福特汉姆路徘徊。到了六点，会省长仍未回来，我又走出了大门，然后绕着福特汉姆大学的校园兜圈子，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更焦虑了。
到了七点半，我回到会省长的居所，询问他是否回来了。那位修士叫我在会客室坐一会儿。大约在八点钟，耶稣会省长凯利神父走进会客室，向我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还说我想成为耶稣会士。凯利神父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坐了下来。他想知道我父母的意见，我回答说我已年满24岁，是我自己做出了这个决定。接着，我让他想起圣斯坦尼罗斯克斯特卡的事迹，那位圣人曾徒步从华沙前往罗马，拜访当地耶稣会省的省长。凯利神父只是凝视着我，于是我再接再厉，试图说明自己为什么想成为耶稣会士。
我猜自己真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因为我仅仅是固执地坚称自己想加入耶稣会。或许，他能从我这里得到的唯一具体信息只有我在神学院的成绩。过了一会儿，他叫我等着，然后离开房间，派来另一位司铎与我做深入交谈。那位司铎是一位很友善的老人，他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老司铎的听力很差，耳朵上戴着一些助听设备，我们借助叫喊才令我的自述得以再次开始。我记得自己一直在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个耶稣会士。
当晚我还与另一位司铎作了交谈。凯利神父大约在11点钟回来，他告诉我事情可能会很顺利，但我应该先回家等他的答复。我从未考虑过他的答复可能是“不行”，于是回家收拾起行李，这是前所未有的快乐。那种感觉超乎喜乐，是一种深邃的，使灵魂满足的平安。这不仅仅是解决情感问题后的平静和紧张中的释放——这是积极的，根基深厚的幸福，类似于归属感或者到达了港湾的感觉，而且超乎其上，这种快乐是天主的恩赐。
凯利神父的信寄来了，那是一份通知，内容是要我在1928年9月7日去纽约波西浦西的哈德逊圣安德肋耶稣会住院报到。但是，直到离家前的一个早上我才将信的内容告诉父亲。他盯着凯利神父的信看了很久，仿佛难以理解它的内容，随后突然说道：“没门！你得回神学院。”“不，先生，我要去圣安德肋” 我回答。
然后我们就像普通的父子那样争吵起来，各执一词，父亲在最后用拳头敲打着桌子说：“我说最后一次，你不能去！”我也用拳头猛砸桌面，大声叫道：“我要去！去的是我而不是你，就算必须得在你和天主之间二选一，我也要去圣安德肋!”话毕，我带上自己的包走出家门，没有人向我道别，我也没有接受惯例上来自父亲的祝福。
但是，在这场为哈德逊圣安德肋所作的抗争过后，我仍然算不上一个理想的修生。我对虔敬的外在展示感到厌恶，我蔑视那些修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比我还年轻，这种新的宗教生活所带来的热情与狂热，使他们的外在行为有所收敛，以顺从每一个小小的规则和条例，而我更喜欢表现得锋芒毕露。所以入学不久后的一天，修生的神师韦伯神父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他对我说，他认为我应当离开耶稣会。
我先是怔了一下，接着，我的波兰式倔脾气又爆发了，一声“我不走！”脱口而出。这次轮到韦伯神父怔了一下，他猛地站起，绕着办公桌向我走来，而我绕着办公桌朝另一个方向走去。“出什么事了？”他几乎是难以置信地说道，“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呢？”
“我就是不走，就这样。”我说道，倔脾气化作了眼泪。我为了来到这里而抗争了那么久，做了那么多事，感受过那种无与伦比的平安，如今这一切都在我耳边塌陷了。
韦伯神父让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一直等到我们两人差不多冷静下来。之后我们促膝长谈。韦伯神父没有责备我，我能看出他尊重我，而且喜欢我、信任我，尽管我有很多缺点。他谈起我的优点和才能——如果它们真的曾在天主的处置之下，就有必要对它们采取适当的引导。
1929年初，韦伯神父在给修生的一次日常谈话中，带来了一封刚从罗马寄来的重要信件。这封信是教宗庇护十一世写来的，“致所有的神学生，尤其是我们耶稣会的儿子们”，教宗在信中呼吁神学生加入罗马新设立的俄罗斯中心，为将来可能在俄罗斯开展的工作做准备。
教宗接着说明苏俄自1917年以来如何不断加大宗教迫害，在俄国的天主教主教全部被捕并被送到集中营；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神学院关闭，而且遭到没收；成百上千的堂区缺乏司铎；向孩子讲授宗教遭到禁止。鉴于以上情况，圣父强调，这个国家十分需要训练有素的，特别是勇敢的司铎。就在韦伯神父阅读信件时，我的内心出现了些许躁动。我明白，自己找到了长久以来寻觅的目标。我相信，天主终于找上了我，他将夙愿的答案告诉了我，也将我至今所作的一切抗争的原因告诉了我。
这种确据是如此强烈，我几乎等不及座谈会结束。我逐渐失去耐心，坐立不安起来。座谈会一结束，我就直奔神师的办公室。韦伯神父看到我满脸通红、兴致勃勃的样子，吃了一惊，问我出了什么事。
“没出什么毛病，神父，”我赶紧说，“不过有件事我得和你商量一下。” 他让我坐下，然后认真地听我说话。“你知道吗，神父，”我大声说，“当你刚才读到教宗的信时，简直就像天主在直接呼召我一样，我觉得自己一定要参加俄罗斯的传教。自您一开始读信我就明白了，而随着您接着读下去，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等到您读完信，我完全相信俄罗斯就是我的目的地。我坚信天主想要我去那里，我将来也一定会在那里。”
韦伯神父盯着我看了很久，接着慢条斯理地说道：“好的，瓦尔特，你必须为此祈祷。毕竟你的修士实习期才刚开始。这种事需要天主的恩宠和时间。我不想给你泼冷水，所以把这个想法记在心里，并为此祈祷吧。等你发愿之后，我们就能看清这是否是天主赐予你的旨意。”
然后，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就把我打发走了。当然，我知道自己匆忙的表态可能仅仅是出于心血来潮或者猎奇心态。可是当我走出办公室顺着走廊前行时，便确认了自己的意向。我的内心再也没有出现疑虑。
我简直等不及发愿日，而此时距1930年9月8日还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在那之前，我与第一批新修生被派往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维尔纳斯维尔（Wernersville）的马里兰-纽约会省新耶稣会住院。我们是耶稣会在此住院发愿的第一个修生团体。这一天对我们所有人都意义非凡，而对我来说，这一天意味着俄罗斯志愿的等待期结束了。
我随即给尊敬的总会长写信，明确向他提出前往俄国传教的申请。信件往返大西洋两岸的时间十分漫长，但它终究还是到了，信的内容简单而直白，而我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总会长写道，他很高兴能收到我自告奋勇的申请，令他更高兴是能受理我的申请，并通知我，即刻起我将被视为俄罗斯传教团的一名指定成员。眼下，我需要继续完成耶稣会的普通课程，并且要不断为梦想的实现而祈祷，待到时机成熟时，我将被召去罗马。
因此，我又在维尔纳斯维尔待了2年，这段时间里在被称为“耶稣会预修班”的耶稣会人文学科学习。后来，我还去马里兰州伍德斯托克市的伍德斯托克大学进修了哲学。在离开预修班之前，为了防止总会长忘记我，我再次给他写信，并且希望他能叫我去罗马进修哲学。
总会长的答复简短而亲切。他保证没有忘记我，而且提到俄罗斯的条件非常艰苦，在那里工作会很不容易。因此，他再次告诫我要不断地祈祷，为将来在俄罗斯学院的寒窗苦读以及更艰苦的俄罗斯宣教做准备。
我不需要鼓励。我仍然坚持每天做四十五分钟的健身操，几乎达到了虔诚的程度，这是我还是一个“倔强”年轻人时养成的习惯。虽然此时我已经学会向他人请教和征求意见，能够按照他人的要求去做事，但我也保持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不去做板上钉钉的事，而是去做一些令人不快的工作，为的只是让自己习惯于更难的事情，增强自己的意志。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完成了自己的哲学学位论文，题为《论意志的操练》。
伍德斯托克的第二个学年临近末尾时，我收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那年秋天我就能去罗马开始我的神学学业，在俄罗斯学院开启自己的传教工作。1934年夏季，我，一个快乐的年轻人，乘上了开往罗马的船。
与其他罗马的耶稣会神学生一样，我住在位于古老的神学院大道（Via del Seminario） 上的圣罗伯多贝勒明学院（Collegio Santo Roberto Bellarmino），并在皮洛塔广场（Piazza Pilotta）外的宗座额我略大学进修神学。与此同时，我还在俄罗斯学院（Collegio Russico）学习俄语、俄国礼仪与俄国历史，这座学院也被称为Russicum，坐落于卡塔内奥大道（Via Carlo Cattaneo），离圣母大殿不远。
对于我们俄罗斯学院的学生来说，这几年的神学学业相当忙碌，即便如此，我还在业余时间学习并熟练掌握了法语和德语，所以我三年后一晋铎就能在罗马周边的法语堂区和德语堂区听告解了。
实际上，我学业中的最大困难是东方礼仪。在俄罗斯学院就读的我们每天早上都要用东方礼仪做弥撒，这令我难以忍受。但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去俄罗斯工作，我咬牙坚持了下来，并且努力学习与欣赏它。
使我爱上东方礼仪是一头名叫涅斯捷罗夫的大熊，一个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他有着一副浑厚而深沉的嗓音，十分动听。涅斯捷罗夫热爱俄罗斯人独有的礼仪，喜欢用这种礼仪做弥撒。但我们成为挚友不是因为礼仪，而是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热情，这种热情奠基于进军俄罗斯的梦想之上。在这所新建立不久的俄罗斯学院中，每个人都怀有前往俄罗斯的梦想，希望去帮助那些守住信德的人——那些人正如我们的主在比喻中所讲的那样，是一群没有牧者的羊。
俄罗斯学院是一个来源非常多样化的国际性团队。比利时人保禄·米尔雷克斯神父是福特汉姆大学圣若望二十三世普世研究中心的主管，这个机构曾经的名字是俄罗斯中心。学院里还有三个英国人，三个西班牙人，两个意大利人，一个俄罗斯人——就是我先前提到的涅斯捷罗夫，一个波兰人以及一个罗马尼亚人。尽管在我前后有一些美国人进入俄罗斯学院，但我是当时团体里唯一的美国人。
当时就前往俄罗斯这一事上，我的信念和涅斯捷罗夫的热情在俄罗斯学院是无人能匹敌的，实际上，其他人老是拿我们的信念与热情开玩笑。我们尽力学习了有关俄罗斯的一切知识，包括俄罗斯人的风俗、习惯，俄罗斯人的性格和文化，还有俄罗斯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谈论这一切，针对的是我们的同学所表现出的真实或矫饰的失望——我们满怀希望与梦想，准备了种种策略与计划，只为有朝一日能去俄罗斯。
我们的另一位伙伴是波兰人马卡尔神父，但他总要补充道“但我的母亲是格鲁吉亚人”。马卡尔是一个恶作剧高手，也是一个能干的谋士和一个老练的搞笑能手，能让一群人笑上好几个小时，平易近人的大熊涅斯捷罗夫常常成为他俏皮话中的笑料。然而我们三人相处得很好，有人甚至给我们取了个“三剑客”的绰号。
快乐而又忙碌的三年过后，我在1937年6月24日于罗马领受铎品。和俄罗斯学院的其他人一样，我领受的是东方礼圣职，不过我们也获得了必要时做拉丁礼弥撒的权限。我领受
父母在我求学的这些年间去世了，他们的儿子成为了司铎，他们却无法参加他的弥撒首祭，从他那里所受的伤害在最后也没能得到弥补。我的兄弟姐妹都没能来罗马，但他们写信祝贺我的晋铎，与我共享喜乐。代替我家人参加首祭的是驻罗马的美国会省省长助理文森特·A·麦考密克神父以及维纳斯维尔的创办人尼古拉斯·布雷迪夫人。我们三人在弥撒后共进早餐，晋铎的喜悦使我们红光满面。我开心地聊了好几个小时，不仅谈到了自己前去俄罗斯传教的梦想，也说起自己相信不久后就能去俄罗斯。
耶稣会波兰会省的总部设于华沙，涅斯捷罗夫神父和马卡尔都是这一会省的成员。就在晋铎前的最后一年，他们二人得知此时已经不可能进入俄罗斯了，所以他们将返回波兰到东仪天主教徒中间工作。涅斯捷罗夫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无比沮丧，但我仍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能去俄罗斯，而且我有强烈的预感，我们很快就会以某种方式前往那里。
后来有一天，我收到了总会长要见我的消息，不由得大吃一惊。我知道莱多霍夫斯基神父当时对俄罗斯传教工作很感兴趣，他曾受教宗庇护十一世之命指派年轻的耶稣会志愿者从事这项工作，但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与他面谈。
我印象中的莱多霍夫斯基神父是一个瘦小的人，有着苦修者一般清瘦的脸庞与深邃的面颊，他有一个很高的额头，还有着一双我所见过的最宁静安详的眼睛。他浑身散发着平安与宁静的气息，表现出的简朴与威严令人印象深刻。莱多霍夫斯基神父的说话方式相当果断，甚至是斩钉截铁的，但他也是一个充满魅力而又平易近人的谈话对象。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我谈论自己的意愿、理想以及前往俄罗斯工作的梦想时，他认真地听着。
我们聊了二十多分钟。莱多霍夫斯基神父告诉我，他很欣赏我的意愿，而且有着与我相同的梦想，但眼下不可能派人进入俄罗斯。他在说话时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有些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步。“依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现在向俄罗斯派遣人员是不明智的。我知道你肯定很失望，不过波兰的阿伯丁（Albertin）目前正需要人手，当地的传教事业欣欣向荣，为东方礼教会和俄罗斯学院提供了大量圣召。那里的工作将是富有成效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你暂时在那里工作。但我仍希望你能继续怀抱你的俄罗斯之梦，或许天主将在不久后的某日实现我们的愿望。”
莱多霍夫斯基神父非常和善，我想他能看出我脸上失望的神色。不过，至少他还让我随时向他通报阿伯丁的宣教情况，而且他又一次深情地谈起我们共同的意向——前往俄罗斯的那一天终将来到，并给我降福。
我当然赞同他的决定，我最终明白正是这种服从的精神造就了耶稣会士。但要说我一点也不失望，那肯定不是实话。我日思夜想着俄罗斯之行，为此抛弃了太多东西，接受了艰苦的训练，所以当总会长说到我们暂时不可能进入俄罗斯时，我的情绪就不由得陷入低落。尽管有过片刻的失望，但我始终没有怀疑自己总有一天会去俄罗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