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几周里，警报几乎每天都会在黄昏时响起，到处都有防空警报那种冗长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在夜间，狱警会四处奔走，熄灭灯光，同时打开门上的红色或蓝色应急灯。我们只有在就寝信号发出后才被允许上床睡觉。过了一会儿，我就会听到附近高射炮的轰鸣声（pom-pom-pom）, 我能肯定，其中一些甚至是从我们楼顶上发出的, 因为墙壁会随着高射炮的震荡而颤动。

在炮弹爆炸的间隙，我能听到头顶上德国飞机的轰鸣声，接着就是炸弹落在城市里，发出更大的爆炸声。我时常听见炸弹坠落所发出的尖细的、高亢的呼啸声，大楼会因为后续的猛烈爆炸而晃动起来，爆炸似乎就发生在窗外，但无疑在很远的地方。

直到9月底临近，我才被再一次叫出来受审。我一如既往地紧张，刚一坐在椅子上，警报声突然响了起来。审讯员还没来得及跟我说话，就起身拿起了电话。但还没等电话接通，高射炮就从我们上方的楼顶发出了砰砰的炮声，整个房间都在震动。我的耳朵被震得一时失去听觉，灯光忽然熄灭了。这时狱警走了进来，把我推出房间，然后带我顺着楼梯快速下楼，在幽暗的红蓝灯光下穿过满是人影的走廊，一路走到某个场所，我据飘来的湿气和臭气判断那肯定是一个地下避难所。

在那里，我被关进了一个黑乎乎的小“囚室”，我们称之为临时牢房。我在黑暗中等待着，聆听爆炸发出的闷响。我隔壁的邻居敲打着墙壁，将我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我竖起耳朵，听到一声清晰的低语：“谁在那里？” 我几乎是反射性地回答：“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利宾斯基。”我们在黑暗中悄悄聊了起来。狱警会不时地过来叫我们保持安静。在其他时间里，炸弹下落后传来的闷响会盖过我们的话语。我没打听到什么东西，仅仅是了解到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就在地下室的囚室里，我实际上还在卢比扬卡。炸弹在我们周围落下，黑暗中的我们感觉自己被困住了，但此时有他人相伴是件令人欣慰的事。

似乎过了好几个小时后，轰炸突然停止了。我能听到远方的防空警报在一阵凄厉的哀鸣中消失了，紧接着便是全然的，深沉而黑暗的寂静，安静得几乎要将我的耳膜摁在那个漆黑的囚室里。没过多久，我们就被逐一领回牢房，然后被叫去睡觉。

在10月的第一周，我们每天晚上都会被带到楼下避难。轰炸的强度越来越大, 我们明白德国人一定在全力向莫斯科进军。如今轰炸几乎变成了不间断的，即使在白天也偶尔会有空袭。某天下午的一次空袭中，我坐在自己的床上时听到了炸弹的尖啸声，它离我非常近，而且声音迅速变大。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炸弹就击中目标了。房间的墙壁剧烈地颤动，把床上的我震得颠来倒去。我慌忙爬了起来，焦急地四处张望，想看看是墙壁被炸裂了还是窗户上的铁皮被炸掉了，但运气不佳。差不多就在这时，牢房的门开了，狱警迅速将我带到楼下。

10月6日清晨，他们开始把我们从监狱里疏散出来。走廊里一片混乱，摩肩接踵，狱警们喊着“不准东张西望”，“不准说话”，让我们排成一队——看在天主的份上，麻烦走快点！我们所有人都聚集到一个类似大型地下室的地方。虽然狱警严禁我们说话，但他们都在忙其他的事情，无法执行这个规定，所以人们很快就说起话来。

在地下室昏暗的灯光下，我从一个囚犯那里得知，据传德军离莫斯科只有110公里（不到70英里）了。轰炸持续了一整个上午，我们愉快地谈论着有关被德军解放的事，这让人感到多少有些希望。地下室里简直像在进行一场狂欢，每个人都与他的邻人共享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分享自己设法从口袋里搜出的食物残渣。

当天早上，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曾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的俄国人。与他的碰面纯属偶然，我发现他就是我在阿伯丁的时候给我发电报的人。他告诉我，大使馆是如何一直在打听我的行踪，而且后来发给阿伯丁和利沃夫的电报都没有得到答复。

地下室里还有一些俄国军官，天知道他们为何被捕，他们将自己所知的有关战争进展的情况告诉我们：德军的推进如同闪电，他们的先头部队现在位于一条穿越莫斯科，北至列宁格勒，南至斯大林格勒近郊的战线上。俄罗斯的粮仓乌克兰已经被攻占，德国人夺取了敖德萨，正在向克里米亚进军。罗斯托夫已经陷落，整个高加索地区都受到了威胁。牢房里有一个来自德国大使馆的司机，他补充了自己所知的一切细节，还有一些原俄罗斯工厂的负责人，告诉了我们苏德全面战争的情况。那是苏德战争中最黑暗的日子，牢房里的人们却兴奋地交谈着，在效忠祖国与希望获释之间摇摆不定。

最后，我们所有人都被编成约20人一队的队列，然后被押上楼离开地下室，走到了大街上。我本以为我们会被装进囚车, 但却被押送着步行，行进的速度快得有时甚至得突然小跑起来，穿过莫斯科的几条街道后，我们抵达了火车站。一路上都有士兵和训练有素的警犬看守我们，这是个额外的预防措施，因为此时的街道上是一片混乱，轰炸仍在持续，大量不时飞过的瓦砾几乎把街道阻塞了，有几个人在街上乱窜，大概是在寻找避难所，他们根本没时间在我们身上分神。

噪音震耳欲聋，行军令人筋疲力尽，我感觉冷得要命。十月的莫斯科已经进入了严冬，而我仍旧只穿了一件轻薄的外衣。我们并没有直接进入车站，而是走了一条近路，翻过废墟磕磕绊绊地进入铁路调车场。我们在那里被装上了普通的客运车厢（столыпинский），或者说是俄罗斯版的欧洲卧铺车厢，内有约5X10英尺的隔间，隔间的一侧有一条过道。

即便身处轰炸与混乱之中（显然铁路调车场是德军飞机的首要目标），一切都被安排得井然有序。随着名单上的名字被宣读出来，我们被陆续装进隔间。大约有二十到二十二个人挤在这个5X10英尺的隔间里，这里几乎没有供我们站立的空间，所有人都挤在一起，就像上下班高峰的电车或地铁一样。最先上车的人占了座位，后上车的一些人争先恐后爬上了上铺。这样一来，我们至少能在车厢里呼吸，而且不至于被邻居的手肘顶到肋骨。

因为这是一辆普通的客运列车，所以车厢两侧都有窗户，只要光线充足，我们就可以透过窗户观察混乱和轰炸。在夜晚，我们可以看到防空炮火的闪光和远处城市中心里爆炸燃起的火光，它们看上去就像夏日里突然闪耀的片状闪电。

在我所在的隔间里，超过半数的人曾是高级军官，他们被控叛国、颠覆乃至临阵脱逃，这里还有一名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成员、一个在中国大使馆工作过的俄国人、几个工厂负责人、几个化学家和律师、一个工程师、两个学生和一个教授。总之，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比例相当高的群体, 除了少数军官外，大多数人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犯，我们花了几个小时认识彼此，但交流不时被附近炸弹的落地声打断，那声音大到让我们以为要翻车了。

接下来，一个高级军官——一位老将军，决定应该在此时把这群人组织起来，建立起日常的秩序。他创建了一个高效利用座位和床铺的轮换制度，年长的人能分到一点坐在或蜷缩在床上的额外时间，年轻人的时间则少一点。为了打发时间，老将军还要求车上的每个人每天就自己的专长做一次讲座，他自己则以一场战略讲座开启了一系列的“车厢讲习班”（столыпинские курсы）。他事无巨细地说明了希特勒是如何发动他的攻势，还解说了当前以莫斯科为枢纽，由列宁格勒直抵斯大林格勒的巨大弧型战线。

“但希特勒一定会失败，”他说，“因为他把部队散得太开，补给线就被拉长。或许他能在冬季夺取城镇，但他要冒着补给线被农村游击队切断的危险。他真正的目标不是莫斯科，而是巴库附近的高加索油田，而我军很清楚这一点——你必须为机械化部队提供燃料，这是基本规则。希特勒的装甲师如今已深入俄罗斯境内，他唯一可用的燃料补给来自俄罗斯本土的油田。因此，我军将从斯大林格勒向罗斯托夫挺近，切断高加索地区，使希特勒的侧翼暴露在北面，并使他与油田隔绝，运气好的话，我军能在反击线的后方抓住整支装甲部队。”

那是一个精彩的讲座, 我们在莫斯科的铁路调车场中那辆冰冷的卧铺车厢里听着，与此同时，德国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倾泻着死亡。可能是由于铁路线阻塞，我们自10月6日至10月9日一直滞留在最初的位置，我们的车经常从一条铁轨变道至另一条铁轨，却没有取得丝毫进展。列车可能会先移动150码，随后停车，倒车，转移至另一条轨道，走上500码，停车，等待，一个小时后重复以上的流程。

在那三天里，德国人不分昼夜地轰炸莫斯科，而铁路调车场是主要目标之一。由于奇迹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我们既没有被炸弹击中过, 也没有被落到我们近处的东西被击中过——这看上去是不可能的，因为炸弹如雨点一般在我们周围落下。曾有几枚炸弹落到我们附近，那距离之近，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瓦砾和几节铁轨被炸飞到空中，但没有任何东西朝我们的方向飞来——尽管我们有时热切地祈愿有东西能飞来! 我们的想法是，假如列车被德国人的炸弹击中，我们就会得到自由：我们要么会死掉，以这种方式从俄国人手中解脱出来，要么有幸从被炸的火车上找到生路，然后逃出生天。

火车大约在10月8日开到佩斯基，车厢里的一位军官认出那是莫斯科的一个郊区。我们在那里停了大半夜，第二天列车又一次倒车进入莫斯科铁路调车场。火车原先停靠的地方变成了一片废墟，这里的车厢就像孩子玩的捡棒子（pick-up sticks）游戏那样被堆得很高。到处都有扭曲的铁轨从瓦砾堆中伸出来，它们就像一个个巨大的开瓶器。

终于，我们在10月9日开始分时段缓慢行进。白天我们会在一段铁路上停下, 因为德国人肯定会用炸弹瞄准任何移动的东西。我们只在晚上行进。在临时停车时, “车厢讲习班”继续进行。那位老将军自沙皇时代就在军队里服役，他每天早晚都为我们讲授军事战略。一位工厂负责人给我们讲了很长时间的技术课程，内容是他如何由制造香烟转而制造子弹。其他的工厂负责人和工程师向我们介绍了军需供给的大致情况：基本上战争所需的一切原料都很稀缺, 即便没有用于生产的原料，上面依然要求满负荷生产。其中一个负责人，他说自己被逮捕是因为没有完成定额，而逮捕他的人不接受任何解释。他们大多数人持悲观态度, 认为俄国人难以跟上德国人掠夺原料的速度。他们认为祖国赢得胜利的机会在于她的劳动力以及美国的援助。

我们在调车场里的三天里分到了面包配给。面包不久后就分完了。在现有的条件下，任何人都对此无能为力，甚至连卫兵也错过了他们的定期口粮。一切供应系统都会被不间断的轰炸完全打乱。二十四小时的食物短缺过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的口粮是三到四条冻得发硬的小鲱鱼。我们会把鱼捂在手里加热到变软, 然后直接生吃：尾巴、头、骨头、内脏——从头到尾，一切能吃的部分都吃掉了。

我们吃这些东西是因为完全饿坏了。但我们没有水，结果吃完鱼后我们渴得更厉害了。过了一天左右，我们几乎渴得发狂了。车上的一些人开始用力喊叫，差不多要丧失理智了，因为他们需要一些东西扑灭口中和喉咙里的烧灼感。事态逐渐失控，甚至有传言（我们当中的一个军官从一个担任狱警的年轻士兵那里听到的）说我们可能会被枪毙，以解决所有问题。

轰炸依旧猛烈，火车只能在夜色中徐徐前进，不能开灯，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指望前方的铁轨还没被炸毁。有一天晚上，火车行驶了一阵，然后突然在一片树林中间停了下来。我们以为自己的死期到了。在夜里昏暗的灯光下，我们能看到狱警们在列车周围走动，他们携带机枪的身影映在雪地上。时间在流逝，我们空空荡荡的肚子里的肌肉因紧张而抽动起来，尽管天气寒冷，我们却是满头大汗。克格勃的人将狗从火车上带下来，来回走动。他们似乎是要把我们赶进森林里，然而到了黎明时分，什么也没发生。

第二天早上，列车开进了梁赞，我们在那里得到了两天以来的第一块面包和第一桶水。又过了两天，我们才又一次见到面包。我们又再度以鲱鱼为食, 一些囚犯又变得暴躁起来。列车最终停在了坦波夫，它是苏联主要的铁路枢纽之一。车站调车场里挤满了部队和军备列车，每一条铁轨上都满满当当。因为列车实际上一直在沿着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前线行驶，路线几乎与德军的防线平行，所以轰炸仍在持续。在坦波夫，我们被分流到了军队的一个侧翼，这样一来基本的军备就能运往前线了。

尽管我们自己的处境很糟糕，但还是满怀同情地看着镇上的人们——其中一些人甚至在铁路调车场边搭起了棚子，向路过的军用火车讨要食物。我们在坦波夫的铁道上停了两天，总算得到了一些面包。我们得知这些食物必须吃到抵达150公里外的阿特卡尔斯克为止。以当前的速度，我们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不过，列车发动后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到了阿特卡尔斯克，而我们的面包也早就吃光了。至于说好的到了阿特卡尔斯克就有的面包，我们坐在铁路站线上等着，却什么也没等到。不一会儿，囚犯们开始大声喊叫，咒骂卫兵，要求他们提供食物。

几大篮子黑面包被送上了火车，我们终于有吃的了，每人都得到了半块面包。面包很棒，那是乡村家庭手工制作的，新鲜而有嚼劲，散发着无疑是新出炉面包的芳香。我们再次得知要等到萨拉托夫后才能得到吃的，但面包的味道实在是太香了，我们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我有生以来从未尝过比阿特卡尔斯克那厚实的黑面包更好吃的面包。我们还在阿特卡尔斯克得到了很多水，进食了面包和水后，我们的肚子膨胀了起来，再也不用受饥饿之苦。

我们于10月18日抵达萨拉托夫，花了将近13天才完成平时只需一天半的客运火车行程。当时天正下着大雨，但不管是否下雨，我们都得排队等候官员清点人数以及逐一检查证件。最令人担心的是我们藏起来的小面包，我们尽可能不让它们被打湿。随后我们挤进监狱的囚车，被运往萨拉托夫的旧政府监狱。

（译者：oblivious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