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后，一个狱警过来打开了拘留室的门，又把三个常规问题问了一遍，然后带我离开。我又被剪短了头发，然后被拍下了正面和侧面的照片，接着按了指印。又回到了拘留室。过了一段时间，我被叫出来，接受登记，然后再次被锁在囚室里。一会儿过后，我被带了出来，被命令脱光衣服，然后进行常规体检。我花了一点时间来适应常规体检，因为就像俄罗斯其他地方一样，监狱里的医生大多是女性。不过，她们的整套工作沉静而高效，甚至有些乏味，所以我很快就学会了接受她们的探听和搜身，就像在普通体检中一样。
体检结束后，我的衣服被扔进消毒室，在高温下烘烤了一个小时，那温度高得把它们都烤黑了。与此同时，我全身赤裸地被带回囚室，在那里等自己的衣服。由于囚室的体检和其它常规程序的间隔很长，它们用去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我被领下楼走入长长的走廊，接着又上了几层楼，在我进入一间牢房前，天就已经快亮了。
齐赛克神父的一张监狱登记照
因为这幢建筑是个监狱，所以我称它为“牢房”。不过，它实际上更像一个酒店的房间：小巧而整洁，十分干净，有擦得锃亮的木质地板，还有粉刷过的墙壁和天花板，房间中央一盏裸露的灯泡为整个房间提供照明。一堵墙的格栅后面有一块暖气片，但它们似乎没有发出多少热量。房间角落里有一张床，上面放着干净的床单、被子和枕头。除此之外，仅剩的家具是靠近门边的角落里的一个带盖子的马桶（параша）。房间里有一扇窗子，大小是酒店房间的标准尺寸，后来我发现卢比扬卡曾是一家酒店，但它如今被一块巨大的铁皮完全封住了。如果我站在窗前，那么能看到的唯一风景就是透过铁皮的“口子”看到的一线天空，所谓的“口子”也就是铁皮顶到窗框而发生偏斜的地方。门上有一个圆形的窥视孔，狱警能透过它看到房间内部，而狱警侧的窥视孔则有一个防止囚犯看到外面的铰链盖子。
最初的搜身结束后几分钟，在我熟悉了新环境后，一股深重的倦怠感笼罩了我。我又困又饿又冷，尽管暖气片的热量微弱到根本无法取暖，但我还是很想睡觉。我开始在那个6×10英尺小房间的墙与床之间徘徊。我有时能听到鸣钟报时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克里姆林宫的大钟发出的。
之后，随着早上7点的钟声响起，我开始听到走廊里的动静。突然，我听见门口狱警的声音。和卢比扬卡的大多数狱警一样，那是一名女性，她拿来了一份卢比扬卡的早餐，在我看来这是一顿献给神灵的盛宴——400克（3/4磅）的面包、半勺糖和一杯开水（кипяток）——这便是一成不变的卢比扬卡早餐。此时，我已经超过三十六个小时没有进食了。我坐在床上将面包撕成几大块，然后肆意咀嚼起来。
后来，我在卢比扬卡学会了省吃俭用，还学会了怎么悠闲地享用早餐，但此时此刻我已经快饿死了。在吞咽面包的间隙，我把几块糖混在热水中，一口喝了下去，甘甜的糖水混合物令我感到温暖。我后来还知道可以敲门让狱警帮忙续杯，借此获得更多开水。但那天早上，我在享用完面包、方糖和热水后就没有要求更多了。我依旧很饿，但这是我两天多以来第一次感到了温暖，第一次感觉自己还是人。
不过老实说，我吃完早饭后的第一个念想就是晚饭。我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在狱警来把铁皮杯收走后，我又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徘徊，一是为了取暖，二是为了活动一下身体。睡觉在白天是不被允许的，如果你想躺下，差不多立刻就会被狱警发现，她会命令你起床。卢比扬卡的每条走廊里只有五六个牢房，有狱警对其进行不间断的检查。我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他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仍旧疲惫不堪，也有点茫然，于是就这样在房间内来回踱步，不断冥思苦想，听着每隔一刻钟就响起的钟声。
直到午后的某个时刻才有人来打扰我。我又听见了走廊里的声音，那是碗碟互相撞击的声响，如同巴甫洛夫的狗一般，我的唾液起了反应。终于，狱警将我的牢房门打开，递给我一个盛着汤的铁皮碗和一把铝制汤匙。那汤很稀，里面有几粒被我们称为“玛加拉”（Магара）的谷物，颗粒小得跟鸟食差不多。汤汁闻上去有一股鱼的气味，碗底还有几根骨头。我在彼尔姆的监狱里听说骨头对人有好处，能使人保持健壮，所以我就把汤里包括骨头在内的一切东西都吃下去了。我仅仅是把它们放在牙间磨成粉末，然后混在一口汤里喝下去。我还没等到把汤匙舔干净，就开始考虑晚饭的事了。
那天下午有一段二十分钟的活动时间，期间狱警会带我下楼到院子里散步。每天的活动时间都不一样，早至上午八点，晚至下午六点，这取决于狱警是从监狱的上层还是下层开始。我并不想去院子里，因为我的身体刚刚暖和起来，而监狱院子里的空气又冷。而且，我身上只穿了轻薄的裤子和外套，那是我从丘索沃伊一直穿到现在的衣服。
卢比扬卡，苏联情报机构所在地
晚饭时间是下午6点。五点半以后，我又听到走廊上传来碗碟的哗啦声，于是不耐烦地等待脚步声、钥匙在锁上的响声和门栓的撞击声。终于，狱警递上了同样的铁皮汤碗，这一次，碗里装着两三匙麦粥。换言之，卢比扬卡的菜式和彼尔姆监狱的菜式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俄罗斯监狱的伙食就少有变化。晚上的伙食就是两三匙麦粥。我学会了细嚼慢咽，几乎是一粒一粒地品尝，然后用手指在汤碗里滑动，舔到碗里只剩下闪亮的碗壁。
晚饭后约一个小时，狱警开始把走廊上的囚犯一个个带到厕所。和体检一样，这又是一个需要花时间适应的流程，因为即便在厕所里，狱警也会通过窥视孔注视你。厕所里只有地板上的一个洞、洞两侧用于落脚的凹痕以及用来支撑身体的墙壁。凡是在欧洲旅行过的人，都会了解我的描述。除了感觉自己每时每刻被注视着之外，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牢房里有水龙头可以用来洗漱，角落里有一个大污水盆，你可以用它清洗拿过去的马桶，那里还有一罐用于清洗的消毒液。
一切都必须迅速完成。如果我在厕所里呆了超过两分钟，狱警就会拍门叫我快点。之后，我又回到牢房开始了无休止的徘徊，一直持续到10点的就寝时间。灯会一整夜都亮着，除非典狱长或审讯员特许某人关上天花板上的灯，只留门上的蓝色应急小灯亮着。不过我在那天晚上顺利地入睡了，因为我已经有四十八个小时没有睡觉了。当就寝的信号传来时，我赶紧脱掉衣服，爬到干净的被单之间，然后把薄薄的毯子披在肩上。床垫很薄，薄得能让我感觉到后背下方的铁条，每当我翻身试着让自己舒服一点时，铁条就会戳到我的肋骨。
我做了晩祷，然后躺了一会儿，陷入万千思绪之中。此刻，我最想知道的是接下来自己会遇到什么。我无法相信自己竟如此重要，以至于经过彼尔姆数月疲劳的审讯后，他们还得将我押到莫斯科，我不停地寻找一个理由，以便对自己所受的特殊处置作出解释，但没能找到。我不断回想自己在彼尔姆所受的几次审讯，想得头都痛了起来，但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我再次于天主的圣意中求得庇护。我沉浸在他的护佑之中，然后睡着了。
第二天的白昼从早上五点半开始。铃声响起，片刻后，狱警开门喊了一声：“起来！”（Подъем！）。她没听到应答的声音，于是又喊了一声，然后走过来复查。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被依次带去厕所，然后返回牢房等待早餐。七点到了，但早餐没有送来。根据过往的经验，我知道早餐时间同其它用餐时间或者活动时间一样，可能在早上7点到8点半之间的某个时间轮到你，具体时间取决于狱警从监狱的哪一头开始送餐。监狱中的经验让我希望早餐来的越晚越好，这样一来等待晚餐的时间就会缩短。
好几天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更加急切地想知道自己来这里是要做什么，想弄清楚我将遇到什么事。由于狱警不能和囚犯谈话，所以我无从得知接下来发生的事，能做的无非是等待、徘徊、祈祷，或者不停地思考同样的问题，回忆自己在彼尔姆所受的审讯，寻找审讯中可能与接下来的事态有关的迹象或线索。最后，经过了沉思和忧虑，我将自己在离开彼尔姆时得知的一切都整理清楚了：我是一名政治犯，根据58:10:2被指控从事颠覆活动。
经过数日的焦急等待，我在某天晚上听到了门闩的撞击声，从酣睡中醒来。凡是在夜间被突然惊醒的人都会明白这种感觉，我猜这是心理作用的一环，因为它能使你立即进入防备状态。狱警穿的是特制布鞋，所以直到他们快到门外时，你才会听到他们走近了。当你在睡觉时，通常首先听到的就是门闩回弹的声音，然后你便会在紧张和困惑中醒来。
那天晚上，狱警又问了我三个常规问题——姓名、生日、指控，然后她说：”做好准备！” 我匆忙穿好衣服，试图理清思路，让自己尽可能做好准备以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但是我完全找不着北，可是说得上是茫然无措。狱警把我带出牢房，按照惯例让我面抵墙站好，双手背在身后，与此同时她给房门上锁。随后，我们沿着走廊前进，快速穿过一扇又一扇门。每到一扇门前，我就被逼着面抵墙站立。如果有人沿走廊向我们走来，我就会被匆忙地推到墙边，或者被推到一个角落里，并被警告在那些人通过前不要东张西望。
走过几条走廊，上了几层楼，我们来到了审讯室。尽管是在夜晚，接待室里仍有两三个秘书在工作。克格勃的人时不时从我身边经过，用懒散的眼光瞟了我几眼。狱警将我押往接待室外的房间，这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内部相当舒适，锃亮的地板中央有一张地毯。房间里有两扇窗子，窗子上都安装了闭合的百叶窗，两扇窗中间有一张光亮如镜的大办公桌，桌后坐着审讯员——我进入房间时，他正在翻阅一些资料。房间里还有几把填充椅，一堵墙的边上放着一张长椅，角落里放着三四个绿色文件箱。
审讯员是一个身着克格勃制服的中年男子，他坚毅的面容此刻颇为疲惫，一头黑发从两鬓开始变得稀疏。他不置可否地跟我打起招呼，仿佛这就是他一天全部的工作，然后叫我坐下。我坐了下来，但放松不起来。在这样的审讯开始时，心理层面的紧张感十分强烈。因为你要为未知的发问做好准备，你的身体紧绷起来，掌心开始微微出汗。根据他的面容和房间的外观，我明白这位审讯员是个专家。
在此次审讯期间，他的语气柔和，而且总是就事论事，就像人事经理在给求职者做面试一样。他从我的名字、生日和指控开始说起，接着详细地讲起我至今为止的所有经历。在详细的询问开始前，他漫不经心地提醒我，他已经掌握了我之前受审中的所有细节，外加几次独立调查的结果。他坦率地告诉我，他已经对我了如指掌。这只是一场预审，如果我直接说实话，一切都会更加顺利。
我起初对他说，我是 “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利宾斯基，出生于1910年11月4日，根据58: 10: 2受到指控。” 他抬起头来，脸上浮现出一丝恼怒的神色，仿佛是在想别的事情时被打乱了思路。“都到这个时候了，”他说，“你是瓦尔特·齐赛克神父，一位来自阿伯丁的耶稣会士，1904年11月4日出生于美国。让我们把所有的伪装都放下，尽量不要在完成你的口供时搞出乱子，可以吗？”
我再次从头讲起自己的经历。然而，他经常在中途打断，然后问一些问题——我从未怀疑他们早就知道我会怎么回答，结果我们的审讯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问答环节，他会一一询问细节，而我则回答 “是”或“不是”，尽可能少做解释。
这个审讯员并不算特别固执，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尽职尽责，希望得到一点配合的人。那晚他好像在想什么别的事情，所以仅仅是把以前审讯中的问题又问了一遍。他对照桌上的报告把我的经历一点点写下来，还会询问一些特别的细节。当我们完成了基本的口供，将他事无巨细的质问回答完毕时，天已经亮了，我能看到阳光透过他身后的百叶窗照射进来。他补充说，很快就会再传唤我，让我有机会填写遗漏的细节。
回牢房吃完早餐后，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苦苦思索那场审讯。他们掌握的我的背景资料如此之多，简直令我震惊。我不明白他们如何知道这么多，而且是在很久之后才弄清这件事。后来一个审讯员告诉我，他从马卡尔神父那里获得了很多信息，马卡尔是在越过匈牙利边境进入被占领的波兰时被捕的，当时我和涅斯捷罗夫正在丘索沃伊工作（这件事说明马卡尔并未如他所答应的那样加入我们，也解释了我们被捕前一直受到监视的原因）。为了让我相信他所言不虚，那个审讯员给我看了马卡尔被捕时拍的照片。我几乎认不出那个曾经无忧无虑的格鲁吉亚人：他的脸瘦弱而憔悴，看上去好像消瘦了不少。但毫无疑问，那个人确实是马卡尔。
正如我先前所说，我是很久之后才知道这一切的。但在那天早上和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彻底被搞糊涂了。我推测或许是涅斯捷罗夫说了实话，又或许我们自阿伯丁开始就一直受到监视，却没有对自己受到的监视产生怀疑。我无从得知这一切的答案。尽管事情在随后的审讯中变得清晰了许多，但那天早上我真的是胆颤心惊。
我以为自己当晚会再一次受到传唤，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之后的几天也安然无事。时间拖了几个星期，依然没有人传唤我。于是，我为自己制定了一套日程安排，开始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像在故乡的耶稣会修院一样。早晨一起床，我会先做晨祷，洗漱完毕后再做一个小时的默想。正如我在耶稣会大部分时间遵守的日程安排那样，我五点半起床，七点吃早餐，日子开始变得模式化。
吃完早餐后，我就会凭记忆做弥撒，换句话说，由于没法做真正的弥撒，我会把所有的祷文念出来。当克里姆林宫报时的钟声在早中晚响起时，我都会念《三钟经》（Angelus）。午餐前，我会做午间省察（examen）；在夜晚，我会在睡觉前按照圣依纳爵的《神操》做晚间省察，总结晨间默想的要点。
耶稣会士的必修课《神操》
每天下午，我用波兰语、拉丁语和俄语念三串玫瑰经以代替日课。晚饭后，我花一晚上时间凭记忆背诵祷文和圣乐，甚至将它们大声吟诵出来：《基督之魂》（Anima Christi）、《伏求造物圣神降临》（Veni creator）、《母后万福经》（Salve Regina）、《天主圣神求你降临》（Veni Sancte Spiritus），尤其是《末日经》（Dies Irae）和《垂怜经》（Miserere）——全都是我们作修生时在修院中背诵过的，还有我们在耶稣会的几年中唱过的圣乐，以及我幼时在家乡学过的祷文。
有时，我会花上几个小时努力将忘记的祷文回想起来，并且一遍又一遍地念诵，直到念对为止。在这些祈祷的时间里，我也会编写自己的祷文与天主直接对话，向他寻求帮助，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接受天主赋予我的旨意，相信上主的天意（His providence）会助我渡过一切难关。
在晨祷之后和漫长的下午，我还会背诵一些自己能记住的诗歌。华兹华斯的《我们七个》，或者雪莱的《西风颂》，或者伯恩斯的《给一只小老鼠的小诗》，我觉得这首诗十分贴切我当前的处境，而且它一直是我的最爱。偶尔我也会即兴编一些关于某个主题的讲道或演讲，就这样大声地扯淡和自言自语，为的是令自己保持清醒。
我还喜欢尝试俄国常见的那种长篇笑话：比如“斯大林造访集体农庄（колхоз）”。我会试着编写出最可笑的问答，目的仅仅是让自己笑起来。我想象农民们向斯大林讨要面包、拖拉机或牛奶，对斯大林说他们有多饿。扮作“乔叔叔”的我会冷酷地回答“这不会是他们第一次挨饿”，或者劝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五年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等等。这有点傻里傻气的，但它有助于破解可能出现的抑郁期。
（译者：oblivious忘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