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坎（Abakan）位于叶尼塞河流域南部
假如我能买到机票，本可以在五十五分钟内就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飞到阿巴坎。火车开了将近二十四个小时，因为它首先驶向阿金斯克，在那里等候了很长时间，为的是满足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转乘客的需要，然后沿着叶尼塞河百折千回，不断地上山又下山，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在每个小镇都停下来装卸农产品和送货。列车差不多在次日下午六点才抵达阿巴坎。
我在站台上环顾四周，想要决定去往何方。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我看着人群从不同的方向离去，感到一阵失落。我叫住了街道对面的一辆出租车，然后急忙赶过去。然而，司机已经接到了一单生意，他说把那一单送完后再来接我。不过他提醒我，可能要等上一个小时。
我坐在车站的候车室里，观察来来往往的人群。这里的人大多是哈卡斯人，他们属于蒙古人种，是阿巴坎原住民的后裔，长着狭长的眼睛与又黑又直的头发。妇女们，尤其是年长的妇女，都穿着民族服装——下至脚踝的长裙、很长的袖子以及绣有不同颜色的短上衣，脖子上挂着珠子和饰物，戴着大耳环，辫子盘成高高的一圈，年轻人则大多身穿俄式服装或西式服装，但他们也说自己的母语。
哈卡斯人
他们是一个沉默寡言而害羞的游牧民族，曾经在哈卡西亚的丘陵和多山的隆起平原放牧大量牛群，那里以前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Красноярском крае）的一个独立地区。如今牧场已经消失了，大部分都在处女地（целина）运动中得到开垦，这场运动使该地区变成了风沙侵蚀区。车站前的广场没有铺设路面，随着火车的到来，卡车、轿车和出租车四处开动，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当时是七月的第二周，天气异常温暖，所以人们的衣着都很轻便。
七点过后没多久，出租车回来了。等了这么长时间，结果开车到旅馆只用了五分钟，这是一座四层建筑，位于主干道——十月路和罗莎·卢森堡大街的拐角处。在大厅里，柜台的姑娘告诉我已经没有房间了，旅馆是为那些受邀参加哈卡西亚并入俄罗斯二百五十周年庆典的客人所预定的。当时我对她说，我是一个来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陌生人，在这座城市里举目无亲，问她能不能帮我找个住所。她建议我去一条与十月路平行的街道，街道名叫“车尔捷加索瓦”（Чертегасова，意为“车尔捷加索夫街”），那里的许多家庭都愿意收留投宿者至少一夜。
现在已将近八点，车尔捷加索夫街距主干道只有一个街区的路程，这条街并未铺设路面，又热又脏，尘土漫天飞扬。我满头大汗，感觉自己肮脏又邋遢，心情失落而压抑。我来到了人民法院（народного суда），决定去那里求助。法院里空空荡荡，但我在大厅里遇到一个女清洁工，问她我是否可以在那里过夜。“不可以。”她说。“我可以睡在长椅或者地板上，随便找个地方让我睡到天亮就行，只要别让我睡大街。” 我说。她说她绝不允许此事，但有个法官会在办公室里工作到很晚，她会问问他。
法官走了出来，我说明了自己的问题。他对我说，他不知道有什么地方能让我入住，建议我最好去舍琴金大街（улице Щетинкина）的内务部办事处。我把行李放在法院，寻路到舍琴金大街，找出了内务部总部的位置。我对门口的警卫说，我是来找局长的。他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然后问我是谁。我告诉他，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内务部叫我到阿巴坎居住的，我希望他们能在这里给我安排一个房间。突然间，他笑了起来：“没用的，连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公寓，必须租私家的房间。”
不过这位年轻的警察帮了我一个忙，他给了我一些独居老妇人的住址，她们可能愿意收留我。但他又说，这个时候去找她们可能会被认为很奇怪，最好等到早上再去。我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然后回头朝法院方向走去。我现在步伐缓慢，感觉非常疲惫，身上满是尘土，形单影只。我不时在沿街的一间间房子前停下脚步，询问是否可以租房，但一个空房间都没有。到了晚上十一点，我回到法院。那位女清洁工正焦急地等我去取行李，这样她才好关门过夜。
我走过半个街区到达车尔捷加索夫街，然后决定放弃。我只好任凭自己睡在大街上，向狗、盗贼和警察碰碰运气。我把行李堆在人行道上，放在别人家的木栅栏旁，然后以舒服的方式蜷缩起来。我已精疲力尽，却无法入睡，于是向那位我在阿巴坎唯一的“朋友”祈祷。
大约在午夜时分，我听到有人在木栅栏外的院子里说话。我想：“去问问也无妨。”于是站起身来，掸了掸身上的灰尘，沿着栅栏走到大门处。我想起罗莎的狗，于是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发现自己身在一个小院和花园之中。我在黑暗中站了片刻，用听觉确定人声的位置，然后看到房子的角落周边有一盏灯亮着。房屋之间有一口井，那里有两个正在使用电泵的男人。
“我可以进来吗？” 我喊了一声。其中一人抬起头来，另一个穿着睡衣的人叫我过去。我告诉他，我当天下午才到城里，并讲述了自己在旅馆、法院和内务部总部的遭遇，我在街上的私宅里四处找寻可以睡觉的地方，却无果而终。最后，我问他有没有可以睡一晚的空床位。“当然，我们总能腾出睡一晚的地方。”他说。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走到街上取回行李，然后跟他进了屋。那是一幢典型的三室一厅家庭住宅，前部有两个房间——客厅和卧室，后部是两个小房间，一边是厨房，另一边是卧室。那个自称斯捷潘的男人带我进了厨房对面的房间，并示意我保持安静。房间里有两张床，分别位于一扇窗户的两边，其中一张床上有一个睡着的小男孩。
当斯捷潘低声叫我把行李放在角落里的时候，小男孩醒了过来。他吓了一跳，哭着跑向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从另一个房间走了进来。斯捷潘向她说明了情况，并把我介绍给她。我立刻看出她不喜欢这个主意，但她什么也没说。第二天一早，我试了试内务部总部警卫给我的地址，然而一无所获。我回来的时候，斯捷潘正在等我，并与我低声交谈起来。他对我说，他的妻子对我的出现感到不安，尤其当我告诉他们我是被内务部叫来阿巴坎时。斯捷潘说，她想让我离开这个家，但他坚持要我留下来，直到我找到住处为止。
次日早上，我的运气也没好到哪里去。中午时分，斯捷潘带着一张告示回家，那张告示原本贴在火车站旁市场的告示板上。上面写着，一个塔拉斯·谢甫琴科街44号（Тараса Шевченко 44）的房间正在招租，有兴趣的人可以向斯维特洛夫申请。我连午饭都没吃就匆忙离开了，希望当前还没人申请这个房间。
我找不到那个地方，只好去市场问路。我在三点多后才找到44号，也就是横穿谢甫琴科街的铁路左边的第一栋房子。我敲打几下院子的大门，那扇大门从里面锁住了。没有人回应，但我不想离开，因为怕失去这个机会，于是就在附近等着。大约等了二十多分钟，我听到有人怯生生地从院内走到大门。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谁在那里？” 我问斯维特洛夫在不在，女人回答：”他不在家。” “你能开一下大门吗？” 我问道。对方回答：“你要做什么？”“我拿到了一张告示，想租一个房间。”
停顿了片刻之后，她终于将门打开。那是一名七十二岁的友善老妇人，头发花白，脸上满是皱纹，她告诉我房东出去了，一时回不来。但她邀请我去她自家的厨房。到了下午五点，我们仍然一边等待一边聊天。她似乎永远有问不完的问题。
五点过后没多久，老妇人突然站起身来，向窗外望去。“他们来了，”她说。透过窗子，我看到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高大男人，他的五官厚实，发色灰白，带着两个女人穿过院子。我和老太太急忙前去迎接。她对他们说我是来租房的，而我掏出那张贴在市场告示板上的告示。那个男人名叫约西普，两个女人中年龄较大的那位是他的妻子，名叫瓦利娅，她长着一头黑发，面容丰满，五官端正。较年轻的那位是她的妹妹玛丽亚。他们请我进屋，让我向他们介绍自己的情况。
我简要地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听我说完后，他们看上去很谨慎，但仍旧同意带我看房。这也是一座三室一厅的房子：厨房后方连接着一个小卧室，前方则有一个大餐厅、客厅和一间卧室。地板由宽大的木板制成，墙面涂抹了由黏土、沙子与粘合剂混合而成的灰泥，并且经过了简单的粉刷。厨房里的炉子是用砖砌成的，炉子的四角延伸到每个房间里，为房屋供暖。
我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对房子很满意，但他们似乎不愿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约西普是个体弱多病的人，依靠养老金生活，而瓦利亚自己也身体抱恙——事实上，他们刚刚就是从综合性医院回来，所以他们承诺会开一个寄宿者可以承担的价钱。最后，他们问我是否可以支付每月100卢布（10美元）的住宿费和50卢布的伙食费及洗衣费等等。虽然很贵，但我还是答应了。次日早上，我搬进了厨房旁边的小房间。那个房间真的很小，以至于我坐在床上时膝盖会碰到厨房的炉子。但是，至少我在阿巴坎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
约西普是个擅长交际的人。他是农家子弟，在学校只读到三年级，但他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在生病前担任市委书记。他和他的妻子瓦莉娅对我很好，但最初也很拘谨。我们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才成为好朋友，他们才告诉我，他们起初怀疑我是个企图藏身于阿巴坎的盗贼。我们当时嘲笑起这个想法，但约西普解释说，我的经历听起来太粗略了，而我愿意支付他们所报的价钱，仿佛金钱不成问题，这真的把他们吓住了。
此时，他们知道我是美国人，我也将自己在劳改营那些年的经历告诉了他们，但他们不知道我是司祭。因为我了解约西普的身份，认为提起这件事并不明智。我一直都是在别人睡下后才去做每日的弥撒，有时还会熬夜做灵修阅读和其他灵性锻炼。
在我到达阿巴坎时，就已决定给自己休一年的假。我在劳改营工作了将近十年，自出狱后就几乎一直在工作。此外，我在诺里尔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做了很长时间的司祭工作，有时不分昼夜，超过七十二个小时无法睡觉。如今政府禁止我履行司祭职，我便决定好好休息一下。我将在BOF得到的大部分工资攒了下来，所以觉得自己能应付得过来。
天气好的时候，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屋后的花园，在那里晒太阳、锻炼身体。我特别担心我的膝盖，因为它们在营地里被冻伤了，偶尔会我造成困扰。我读了很多书，而且每周有两三次，约西普和瓦利亚会陪我到城里散步。我开始对阿巴坎熟悉起来。
这座城市本身并不大，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当地人口只有五万六千左右，但是人口仍在持续增长。因为它是阿金斯克市的支线铁路的终点站，也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哈卡斯自治州的首府，这意味着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它的规模。1962年，随着叶尼塞河上的现代化大桥与阿巴坎-泰舍特铁路的建成，阿巴坎市逐渐成为该地区的铁路中心。但在新桥建成之前，所有的渡河交通都必须借助浮桥，而且铁路到阿巴坎就中断了。
由于阿巴坎是该州的中心，所有的政府机关均位于市区，主要的教育和医疗设施也在这里。该地区的师范学院位于舍琴金大街拐角处的普希金大街，距我头天晚上造访的内务部总部不超过一个街区。大型医院也坐落于普希金街，靠近卡尔·马克思街的拐角处，外科医院和结核病诊所邻近车尔捷塔索夫，沿塔拉萨谢甫琴科街走几个街区就到了。
为阿巴坎周边地区提供给养的仓库也在城市里，所以这里是一个繁忙的场所。街道上到处都是吉斯卡车（ЗИС），它们正将粮食、农产品和制成品运往周边的乡村。由于该地区多山，卡车运输是该地区其他城镇唯一可用的交通和运输方式。因此，这里建有一个巨大的政府修车厂——ATK-50，为市内的出租车、卡车和公共汽车提供服务，这些车辆为城市及偏远地区提供交通运输。
幸运的是，跨河新桥对交通产生了正面影响。以前，光是从浮桥上渡过阿巴坎河可能就要等上大半天。而且在阿巴坎，渡河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事，这个城市位于叶尼塞河的一个深深的弯折处，几乎三面临水，很像新奥尔良。城市本体也与新奥尔良相似，因为它位于河水的水位线以下，为了防止城市被洪水淹没，弯曲的河道周围有15至20英尺高的护城堤坝。
三面环水的阿巴坎，建于叶尼塞河与支流阿巴坎河的交界处
在1958年的那个冬天，作为一个闲人，我不但了解了这座城市，而且认识了许多人。我在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约西普的家中总是高朋满座。由于过去担任的职务，他熟悉阿巴坎的每一个人，而且来者不拒。约西普在客厅里发表长篇大论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乘机来我的小房间与我聊天，我就这样结识了很多朋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断的人员流动对我的帮助很大。尽管内务部警告我不可做任何司祭工作，甚至不能让人知道我是司祭，但是当我在阿巴坎的第一个月结束时，还是有人来偷偷找我。在约西普那里，几乎没人注意到他们。人们不仅可以随便去那里，而且可以在那里过夜或待上一周。约西普总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主人，他似乎从来都不介意。客人可以睡在客厅地板的毯子上或熊皮上，他们愿意呆多久就可以睡多久。
可是到了1959年的春天，警察开始怀疑我为什么没有工作。也许他们慑于约西普的名声而迟迟没有行动，但现在他们开始缠着我不放。这是几年以来我头一回感觉休息得很好，状态饱满，所以我觉得是时候去找工作了。
然而，在春天最初的几个温暖的日子里，我收到了一封邀请我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待几天的信。这也许是我被工作拖累前的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我对约西普说我想去那里住几天。没有人阻拦我的旅程，但我还没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下火车就被警察跟踪了。
我在罗莎家过夜，老教友们都在那里等着欢迎我。我们聊了很久，直到深夜。我在次日一早做了弥撒，并给孩子们施洗，开始听告解，接下来三天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完成了几日忙碌而快乐的牧灵活动，结束传教工作后渡河前往右岸，在那里同普拉纳斯过夜。
傍晚，我到了普拉纳斯家。那是一个温暖的春日黄昏，于是我告诉他，我想去拜访住在几个街区外的乌克兰神父——霍诺夫里神父。当我在霍诺夫里神父的公寓里找他时，邻居们都奇怪地看着我。我敲了敲门，无人应答。我又敲了几下才听见有人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前。接着，门缓慢而安静地打开了，刚好够人探出头来。
“你找谁？”门后传来一个声音。“霍诺夫里神父住在这里吗？” 我问道。门关上了，没有向我作出回复。突然，门又打开了，声音响起：“是的，进来吧。” 我刚一踏进房门，身后的房门迅速锁上了，我发现自己和两个年轻的克格勃成员面对面站着。
其中一人要求检查我的护照。我告诉他，我将护照放在了四个街区外的房间里，很乐意将它拿过来。我做出一个要离开的姿态，但突然被人抓住了。他们叫我在房间另一侧的一张桌子上坐下，离门口远一点。我没注意在门边还有两个人坐着。他们是这栋公寓楼的住户，被拉去“见证”了这次搜查。
特工们翻遍了所有东西，并进行了彻底的查验，然后小心地将物品归回原位。搜查工作持续到凌晨一点多，期间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他们在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弥撒经书和一本祈祷书，其中一位年轻的特工甚至不敢碰它们。
在搜查结束后，他们写下清单记录下房间里所有物品，并要求我们签字。我拒绝了，除非他们在文件上标明我不是“见证人”，只不过是在搜查中途无意闯入房间。他们同意了，此时，我觉得他们对我不感兴趣，于是放松了一些。接着，他们让那两位充当官方“见证人”的老人离开了，但叫我跟他们走。
当我们穿过暗下来的公寓院子时，我想起口袋里有一张霍诺夫里的朋友送的便条。我把手伸进口袋，将便条揉作一团，然后用一个极快的动作将它扔进黑暗中。不过，他们注意到了这个动作，立刻命令我停下来。他们查看了我手上和口袋里的东西，然后问我干了什么。“嗯，时间很晚了，我在检查自己有没有带钥匙。” 他们一声不吭，开始用手电筒搜查我们周围的地面。幸好，他们没有发现那张纸片。
我们走到叶尼塞火车站，其中一人打了个电话，另一人在站台上和我待在一起。前者似乎运气不佳，直到开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火车进站仍在打电话。他们急着赶火车，于是让我在次日早上十一点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内务部办公室报到，然后把我甩在了站台上。
火车离开后，我再次回到普拉纳斯的公寓。现在已经将近凌晨三点了，但他还在等我。他明白我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所以很担心。我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当晚我们俩都没怎么睡觉。在第二天早上做完弥撒后，我特意留在普拉纳斯家，然后赶上十一点的火车。结果，我在十一点半左右到达内务部总部。
我向电话总机处的姑娘询问与我“有约”的那两人的情况。她说他们大概十一点十五分左右被叫了出来，但留下了一个让我拨打的号码。我打过去，但没打通。我决定一鼓作气解决此事，于是对那位姑娘说我想找局长。我将昨晚发生的事情告诉局长，并问他有没有关于我的报告。我还补充道，自己当天要赶火车回阿巴坎。“去吧，”他听完我的话后说道，“如果真出了什么事，我知道你就这件事来这里找过他们。这不是你的问题。” 我很高兴，在当晚顺利搭上去往阿巴坎的火车，期间没有发生别的变故。
回到阿巴坎后，我没向约西普提及我的这段经历。但我对他说，我想自己是时候去找份工作了，于是他联系了一位名叫帕维尔的朋友，他是ATK-50——城市修车厂，位于舍琴金大街通往机场的路段上——的主调度员。大约一周后，帕维尔来告诉我，他已经安排我次日早上与他的上司面试。次日，我提前到那里等待帕维尔。他带我去见主管，一个名叫克鲁格洛夫的男人，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平易近人，相当英俊。他似乎很高兴见到我，检查了一下我的护照，然后建议我在更好的工作出现前当个临时的出租车机修工。
我立刻应下了这份工作，接下来我得去找维修部主管，问他是否需要人手。维修部主管是个中等身材的红脸肥胖男子，名叫佩特鲁钦，大概五十多岁，他长了个光头，声音低沉，走路摇摇晃晃的，而且非常健谈。帕维尔向他说明了情况，包括克鲁格洛夫的决定。他同意试用我，于是我写了一份工作申请书，他签了字，主管也同意了，就这样，我终于获得次日报到上岗的通知。
那是在1959年6月13日，首席技工谢多夫，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胖子，肤色白皙，长着一个小巧的罗马鼻子，他派我去协助69号车的司机，那是一辆古旧的四缸“胜利”（победа）。司机问我对这项工作了解多少，我坦率地告诉他，自己只是个新手。“好吧，”他说，“你在这里要学会的第一点，就是只带你所需的工具，并把其它的工具锁好。千万别把工具留在车内，也不要放在车底下。如果你这么干了，绝对会把它弄丢。它们会像烟雾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苏联的“胜利”（Pobeda）牌轿车
车就停在一个坑上。司机对我说，我们必须把挡泥板和散热器拆掉，以便将发动机从车内取出。他去修变速器和引擎盖下的电线，然后注意到我正努力把连接发动机和车体的螺栓取下来。“这里，”他说，“你不能在那上面浪费时间。” 他朝我走过来，然后用錾子把螺栓敲了下来！接着，我们把一个U形的驱动桥接在电机机座上，把一根长管穿进驱动桥的套环，随后吹口哨呼叫另外两名修理工，他们走来帮我们把发动机抬出车外。
在ATK-50，所有工作都是手工完成的。如果汽车底部需要焊接或修补，六名技工简单地将车身侧翻（“谁会在乎挡泥板？”），然后用梁木将其支撑起来，与此同时，焊工就钻到车底完成一个粗略但快速的工作。当时，一切都是按件计费的，所以没人有时间操心细节问题，他们的想法是尽快完成工作。
在这个制度下，我在第一个月只赚了150卢布（15美元）。其他人则赚了1200卢布，甚至高达5000卢布。佩特鲁钦看到我的工资袋时大吃一惊。“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为了完成一项工作，我甚至还加了几天班。”我在第二个月赚到了253卢布。最后，会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教我怎么做工作记录。“把你的一切行动都记下来，我的意思是一切行动！写上‘我卸下轮子，清洗车轴，给车轴上油，将轮子装上，把螺母拧紧，给轮胎打气’——把你的每个动作都写上去。不要只写‘我给车轴上了油’，因为每个工作步骤都算一个工作件数。”渐渐地，我只好向修车厂里的人学习他们的工作方式，先把工作分解，然后组合在一起。
结果，修车厂始终没能按“月度计划”完成“定额”。市委会成员过去常来参加每周一上午的工人例会敦促我们，但他们从未造成多大影响。零部件、出租车、公共汽车、车费——一切归政府所有，但这里的人只对赚钱感兴趣。市政当局显然对修车厂的管理十分不满，他们进行了几次调查，开了几次会。终于，我们听到传言说这里将进行改革，一位新的管理人员将被派来协助车库“完成它的定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