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到了次日早上九点，我开始感到紧张。我还有些钱，所以去酒店餐厅点了最高级的料理，但我紧张得吃不下饭。我回到房间收拾起行李箱，买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合不上箱子。电话响了，是库兹涅佐夫打来的，他问我在不在自己的房间里。“我马上就上来。”他说。库兹涅佐夫问我情况如何，我告诉他，我差不多把事情都办完了，除了关不上行李箱。他笑了起来。

“在锁上行李箱之前，你还有别的俄罗斯文件吗？”我告诉他，我的护照在楼下登记处的柜台上。“是的，除了护照以外还有什么？”我们把行李翻了个遍，我翻出了我的工作簿、工会卡、身份证以及我的一些“证书”和“奖状”，包括我的“突击队员”奖。库兹涅佐夫把它们全收走了（我没问为什么），然后帮我把行李箱和旅行包合上。“准备好了吗？”他问。他环视了一下房间，然后说：“确认你没有落下任何东西。”我在他之后看了看四周，说：“我准备好了。” “那我们走吧。”他说。

他背着旅行包，我提着行李箱，我们乘电梯到了大厅。我付了账，并用钥匙换回护照。库兹涅佐夫拿走了护照。当我们走到人行道上时，伏尔加车停在那里。库兹涅佐夫把我的旅行包和行李箱放进后备箱，我上了车。然后他给司机下了一些指示，我们就启程了。

行车途中，我认出了这座城市的一些地方，但不知道车要开往哪里。最后，伏尔加车驶入了国际机场（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аэропорт）——不是伏努科娃，然后直接驶向航站楼。库兹涅佐夫进入了航站楼，并叫我们等着，几分钟后他回来让司机靠边停车。他没有上车，而是在车旁紧张地来回踱步。他从航站楼进进出出了好几次，我开始怀疑我的姐妹们都在航站楼里，或者马上就要到这里了。

带着这个想法，我开始观察那些标有各国国旗的抵达的飞机，尤其是寻找美国飞机。当一支意大利足球队抵达时，地面上发生了一定规模的骚动，但我几乎没有从对美国国旗的搜寻中分心。我们等的时间越长，库兹涅佐夫就越是着急。“我们去咖啡厅吧，”他说，“去买点咖啡。” 我和司机下车和他一起进去，但咖啡厅没有热水，所以我们又出来了。

我们又在伏尔加车边上站了一会儿——库兹涅佐夫越是着急，也越是让我着急——后来他注意到一辆车在通往航站楼的路上飞驰而过。库兹涅佐夫让我们上车，他自己坐进驾驶座，然后贴着那辆车将我们的车开到车站。坐在另一辆车后座上的人看起来不像俄罗斯人（后来我知道那是马文·马基宁），但我当时真的没怎么注意，一心只想着找我的姐妹们。

我和库兹涅佐夫下了车，当我们下车时，他轻声说：“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如果你想留下来，可以和我们待在一起。你可能会在那里吃些苦头。”他充满同情的语气（听起来像是他即将失去一个朋友）和话语本身令我吃了一惊。我觉得很奇怪，有那么一刻猜到他可能是在说我回家的事，但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如果你愿意的话，”看到我没回答，库兹涅佐夫继续说道，“就那么说吧。我们可以把一切叫停。如果你走后想回来，可以随时告诉我。”我又一次看着他，不知道该如何作答，由于我不理解他的意思，所以一言不发。与此同时，克格勃的人正在把我的行李箱从车后面拿出来。我和库兹涅佐夫进入航站楼，沿走廊一路走到一间小办公室。

办公室里已经有一群克格勃的人，他们彼此微笑着，但很少对我说话。不过，其中一人对我说，他把我的行李箱拿进来了，我点了点头。马基宁进来了，他在我身旁的长椅上坐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完全没向对方搭话。除此之外，我完全被搞糊涂了。起初还想问自己他们是不是要送我回家。我左思右想，但是没有接受这个答案。

突然，库兹涅佐夫说：“我们走吧。”我伸手去拿我的行李箱，但他叫我不用管它们。我们沿着走廊走到另一个房间，那时已经快到下午4点了。房间里已经有两个克格勃的人，他们微笑着请我们坐下。马基宁坐在沙发上，我坐在椅子上。然后又进来了两个人，他们的长相不像是俄罗斯人。其中一人立刻和马基宁握手，然后向我转过身来。

“齐赛克神父，”他说，“很高兴见到你”

我吃了一惊，然后微笑着答谢他的问候。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有人称我为“神父”。即便在西伯利亚，那些知道我是神父的人也从不这么称呼我，他们只叫我 “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或“沃洛嘉叔叔”(дядей Володей)。那人介绍自己是美国驻莫斯科领事馆的基尔克先生，他问我身体状况如何，然后又转身和马基宁简短地聊了几句。他点了一支烟，看上去很紧张。

我什么都没搞明白。库兹涅佐夫和基尔克两人都很紧张——但他们在紧张什么呢？最后，库兹涅佐夫问，“好，让我们把事情了结吧？”

“很好，”基尔克说，“让我们把事情解决掉吧。”

两人握了握手，基尔克先生随后向我转过身来。

“齐赛克神父，你能过来一下吗？”我走到桌边，基尔克从大衣内侧的口袋掏出一份文件。“你能在这上面签字吗？”他递给我一支钢笔，我就签了字。我当时完全被搞糊涂了，连自己签了什么都没注意到。

“齐赛克神父，”基尔克先生说，“现在你是美国公民了”

“真的？” 我问道，一下子愣住了。

“是的，”他回答，“你又成为美国公民了。”

“这一切简直就是童话。”我迷迷糊糊地说。

“没错，这是个童话，不过是个美丽的童话，”基尔克先生笑着说，“而且是千真万确的。”

这实在是太突如其然了。我突然之间感到自由和释然，如释重负，我脊柱上的骨头如同橡皮筋一样活络起来。我觉得自己应该放声歌唱。基尔克先生向马基宁转过身，另一位来自领事馆的美国人把我的90卢布兑换成100美元，与此同时马基宁正在签一些文件。

实际上，我口袋里有93卢布，所以那个美国年轻人把100美元和3卢布一起还给我。这时我已经与马基宁见过面，而且知道他是谁。我们两人谈起话来，互相祝贺，房间里的人一时全都有说有笑。我挥着我的3卢布，邀请房间里的所有人去机场咖啡厅，库兹涅佐夫和克格勃司机也笑了起来。

我们一路走到咖啡厅，谈笑风生，一遍又一遍说着同样的话。每个人都点了茶，我兴高采烈地把那3个卢布放在桌子上。这是我的最后一点卢布，但我并不为花掉它们而感到惋惜。但我们还没开始喝茶，一个克格勃的人跑到桌旁来。“快点,  喝完后别错过了飞机!”他说，他打开咖啡厅的一扇侧门，随后我们离开航站楼到了飞机活梯。

这是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大型喷气式飞机。英国机长在活梯下迎接我们。“齐赛克神父？马基宁先生？能给我看看你们的机票吗？”我的票是头等舱的，马基宁的票是游客舱的，但机长领着我们从另一扇舱门进入机舱，安排我们坐在相邻的座位上。我和马基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转头看向窗外。

基尔克先生、库兹涅佐夫和一伙克格勃的人都在那里。马基宁和我向他们挥手致意，但他们没有回应。飞机忽然加速了。我先为自己祈福，然后在起飞时转向窗边。飞机盘旋了一大圈，我们能看到远方的克里姆林宫高塔。缓慢而小心地，我在这片自己将要离开的土地上空画了一个十字圣号。